葛　涛

朱正先生在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辨析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多次再版，成为众多鲁迅研究者的必读之书。1999年，朱正在《鲁迅回忆录正误》“三版后记”中说：

……我以为这书还是向作者们和读者们的一份建议，对于作者，我希望他有一种尊重读者的态度，着笔之际认真一些，慎重一些，不要以为读者可欺，怎样随便乱写也不要紧。要知道，有毛病迟早会有读者看出来的，那时岂不有损自己的声誉吗?对于读者，我希望他从这些具体的例证看到，无论读什么权威的著作，也不能轻信，而要自己动脑筋，判别其是非。对于这些并不准备花大力气研究鲁迅生平的读者，对书中的方法会比对书中的结论更有兴趣吧。

作为一位“并不准备花大力气研究鲁迅生平的读者”，笔者对这一段话印象深刻，深以为然，并按照朱正所指点的方法论读书。

2006年，朱正在《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后记”中说：

三十年间，出现了不少新的资料，使我能够对书中的几篇作了修订和增补，还写了几篇新稿。……这个增订本将要面对新一代的读者了。他们以新的眼光看这本旧书。我期待他们的批评。

朱先生的这段话很让我感动。现在的学界，一些人热衷于翻印旧作，却不对旧作所存在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改、增补，而朱先生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尚且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不断修订、增补旧作，这种对学术和史实严谨负责的态度很值得学习。

笔者在五年前偶然得到一份许广平笔录的她和李立三会见的谈话记录，因为一时不能确认这份资料的真实性，所以暂且放下。近日，笔者通过有关渠道证实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所以就披露出来，并以此向朱正先生请教。

朱正的证误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党的一名小兵”》一章中写道：

鲁迅和党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在北京时期，他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有着亲密的往还；在广州时期，他曾秘密会见过党在广东方面的负责人陈延年同志；在上海时期，就是自由大同盟成立的前后，党中央研究了鲁迅在各阶段的斗争历史以后，认为鲁迅一贯站在进步方面，便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鲁迅见面。这次见面，对鲁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党着重指示两点：一，革命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只有自己紧密地团结，才能彻底打败敌人；二，党也教育鲁迅，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它最先进、最革命?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经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鲁迅回忆录》，下册P1198，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朱正在《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一文中对许广平上述文章中所提到的李立三和鲁迅谈话的两点内容进行了辨析。他指出：

讲话的内容，许广平就只记了这样两点。第一点，团结问题。如果是说革命作家内部不要争吵不休，而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那么，“左联”的成立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一次也许是重新强调一下，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吧。至于第二点，说“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步的常识，难道李立三会认为鲁迅连这些都不懂，而有待于他的谆谆教诲吗?大家都知道，在当年的上海，不论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华界，还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斗争都是极其尖锐的。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旅馆饭店都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柔石、殷夫等二十多个共产党员就是在旅馆开会时被捕而牺牲的。这一件大家都知道的大惨案就发生在鲁迅和李立三会见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时，李立三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冒着一定的风险在饭店里开了房间约见鲁迅，决不会仅仅是为了向鲁迅讲授一大通政治常识和政治空谈，或是为了已经实现的团结再作一回解释，他一定还有更具体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回忆录的作者对此却没有作出回答。

我们应该注意回忆录作者的一项声明。她在《鲁迅回忆录》的《前言》中说：

牵涉到保密问题的一些事情，如有关左联的活动以及与其他革命者的来往，我则遵守铁的纪律，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下册，第1084-1085页)

这是确实的。就说这一次李立三约鲁迅谈话，许广平因为“不便与闻”，当时并没有陪同前往，所以写作回忆录的时候也就“因而未能详说其中的情况”。既然写的是自己本来不甚了然的事情，当然就不免有些不够确切了。(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P8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朱正先后引用了冯雪峰撰写的三个文字材料：1967年8月写的《关于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经过》、1973年7月23日答复一个鲁迅研究者的信、1973年8月3日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的访问者的谈话，来证明当时会见谈话的内容。他指出：

冯雪峰是这次会见的参与者，他所写的这些材料，是现有的关于这件事情唯一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其中转述鲁迅的一些话，在鲁迅本人的文章和书信中，以及在别人写的一些回忆文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这也就证明了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无可怀疑的。

朱正在文章最后说：

鲁迅和李立三的这一次会见，我想，这仅仅说明了鲁迅和党的关系是这样亲密，党对鲁迅是这样信任，这才有可能发生党的负责人约见他这样的事情。至于要说到这次会见的具体结果，那么，不论从当时的交谈或是后来的事实来看，鲁迅是并没有听从李立三的意见。可见许广平所说“完全遵照”“贯彻实行”云云，就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了。(《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P88－89)

朱正对许广平在文章中所写的关于鲁迅与李立三谈话内容的“正误”是非常有力的，已经被学术界认可，并被广泛引用。

另外，除了朱正上述所引用的冯雪峰三次谈鲁迅与李立三会见的资料之外，冯雪峰1962年11月24日于北京的家中接受几位茅盾研究者的访问时曾经提到过鲁迅与李立三会见的情况：

“左联”成立前，李立三与鲁迅见面，我陪鲁迅到一品香旁边一个外国人开的饭店(叫什么“爵禄”，是翻译名字)，这次会见不是为了成立“左联”，而是李立三想搞几次大的运动(如“五一”、“五四”等)希望得到鲁迅的支持。鲁迅不表示支持，但话说得很客气。(孔海珠《冯雪峰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上海鲁迅研究》2003年秋季号)

冯雪峰在这次谈话中所提到的李立三和鲁迅会见的情况与上述三次谈的文字有明显不同。另外，这次谈话的内容在时间方面也有几处错误。如这次见面在5月7日，应当是“左联”成立之后，李立三想搞几次大的运动(如“五一”、“五四”等)，此时李立三确实想搞几次大的运动，但并不在“五一”、“五四”，因为他见鲁迅在5月7日，“五一”、“五四”已经过去了。需要强调的是，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此时已经出版了，冯雪峰应当已经看到过许广平关于李立三与鲁迅会见的文字，但在这次谈话中

并没有表达出不同看法。

朱正在这篇文章之后还附录了夏衍的一则谈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夏衍指出：

关于这次会面……冯雪峰的回忆录讲的是对的，当时一起面谈的是四个人：冯雪峰陪同鲁迅，潘汉年陪着李立三去的。朱正考证许广平回忆的证误，许广平把此事拔高了，说从此之后鲁迅完全听党的话。其实不然，冯雪峰的回忆对，说这次见面是各说各的，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见了面，谈了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吧。冯雪峰同许广平的回忆录都讲到：李立三这次见鲁迅，是希望鲁迅发表一篇文章支持他，支持党。但是鲁迅没有同意。究竟为什么要发宣言?发表一个什么宣言?只要看一下当时的历史，就很容易了解。左联成立(1930年3月2日)不久，李立三在5月9日准备发表一个文件，就是后来在6月11日发表的那个党史上有名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在提此口号之前，李要求见鲁迅，希望鲁迅发一个宣言支持他，即指此事。当时是立三路线高峰，他扬言“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搞城市暴动。为什么鲁迅冒这个危险到爵禄饭店呢?这里有一个小秘密。当时爵禄饭店是一个中型、中档的饭店，在西藏路、汉口路附近。上层、达官贵人不会去，平头百姓也不去，比较安全。最重要的一点是，饭店有个领班是宜兴入，是潘汉年的同乡，人很可靠，可惜姓什么叫什么记不起了。1937年，抗战前，潘汉午每次到上海，都是在那里开个房间，约我见面，这是别人不知道的。(《夏衍谈“左联”后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转引自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P88－89)

夏衍的文章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朱正“正误”的正确性，而且，也对朱正的说法有所补充，并点明许广平“把此事拔高了”。

新发现的史料

1960年3月1日，许广平与李立三会见，请李立三回忆一下他和鲁迅见面的情况，并把李立三讲话的大意笔录下来，以《李立三同志的谈话摘记》为题保存下来，还作为资料提供给有关研究者。

笔者通过多方查证，证实了这份许广平笔录的李立三谈讲话的可靠性，现全文转录如下：

《李立三同志的谈话摘记》

一九六。年三月一日，许广平先生访问了李立三同志，谈话记录摘要如下：

李立三同志说：(大意)

关于一九二八年创造社与鲁迅笔战的问题，在原则上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创造社讲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鲁迅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事实；但创造社有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个别人也有骂名人藉以出名的思想，因此，彼此之间，争论的很厉害。

当时，党中央发现了这一问题之后，曾研究了鲁迅在各个阶段的斗争历史，认为鲁迅一贯站在进步方面，便指定我和鲁迅作一次会面，谈谈这个问题。当时鲁迅谈了些什么?已不能记忆，只记得我谈了二个问题：

(一)我们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在这次会面了不久之后，我们即发动成立“自由大同盟”，后来又有了“左联”和“民权保障同盟”。那次谈话，我对创造社方面有所批评。

(二)分析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它是最革命、最先进呢?就因为他是无产者。接着又谈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经过那次谈话以后，鲁迅完全和党一致了。和创造社的对骂也不见了。鲁迅的革命立场从未动摇过。(以后，鲁迅在有一些回忆和一些文章中，对创造社的个别人也曾提到过一、二句，但那口气，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在此以前，鲁迅可能和党有关系，但我不知道。

这次会见的地点，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大概是创造社的党组)。至于，和鲁迅如何联系，由谁陪见，已完全不记得了。(陈赓同志是当时特科的负责人。很可能知道此事。)

在这次会见之前，我们曾经首先去找过创造社党组负责人谈过，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所在，和错误的性质，并帮助他们克服和改正。后来，在创造社党开过会，也费了不少力量，因为当时创造社内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有很多的一批人。

从李立三的讲话记录可以看出，李立三关于他和鲁迅会见时的谈话内容只记得自己讲的两个问题，鲁迅所谈的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另外，还存在一些时间方面的错误，如“在这次会面了不久之后，我们即发动成立‘自由大同盟，后来又有了‘左联和‘民权保障同盟”。对照李立三在1960年的讲话记录和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1959年11月写完初稿，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所提到的鲁迅和李立三会见的谈话内容，可以确认许广平所写鲁迅与李立三会见的谈话内容即来源于李立三的这次回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朱正所说李立三“冒着一定的风险在饭店里开了房间约见鲁迅，决不会仅仅是为了向鲁迅讲授一大通政治常识和政治空谈，或是为了已经实现的团结再作一回解释”，是有点过度阐释了。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前言》中说：

本书没有大段的鲁迅谈话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将整套话的时间。加以朋友一来，我就每每张罗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孩子，对鲁迅和客人的谈话，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全面，时日一长，便多所忘记了。因系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有些话如果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印象，也都从略了。另外，牵涉到保密问题的一些事情，如有关左联的活动以及与其他革命者的来往，我则遵守铁的纪律，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P1084－1085，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可以说，许广平在写到鲁迅与李立三会见的情况时是比较慎重的。她因为不了解鲁迅和李立三会见的详情，而又需要在文章中写到两人会见，所以才专门请李立三回忆当时的谈话内容，并把李立三所回忆的内容笔录下来，然后又写到文章中去。另外，许广平和李立三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在国务院工作，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在1961年出版，而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去世，李立三很有可能看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因此，许广平在理论上不存在歪曲或伪造李立三讲话的可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广平在写到鲁迅和李立三会见的情况时，并非像夏衍所说的“把此事拔高了”，“说从此之后鲁迅完全听党的话”。对照李立三的讲话记录，可以看出许广平所说的“经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这一句话来源于李立三的讲话。在批评许广平说鲁迅在和李立三会见后完全听党的话，是把鲁迅“拔高”了时，需要了解当时说这句话的人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李立三和说这句话的语境，许广平只是引用李立三的话，在主观上并没有“拔高”鲁迅的意图。

另外，李立三所说“这次会见的地点，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大概是创造

社的党组)”，夏衍解释说李立三与鲁迅会见的爵禄饭店是潘汉年经常秘密会见他的地方，“比较安全”。李立三和鲁迅在旅馆饭店会见的确有危险，朱正还特地提到柔石等人在饭店里被捕的事，但是后来的材料表明柔石等人被捕是因为有人告密。不知道朱正先生在这次“增订本”出版时为何没有改正，希望朱正先生在下一次修改这篇文章时能再举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

冯雪峰、胡愈之、周建人的相关说法

1972年12月25日，北京鲁迅博物馆邀请冯雪峰、胡愈之等一些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士举行座谈会。冯雪峰在这次座谈会上谈到了李立三会见鲁迅的情况：

鲁迅抵制错误路线，主要的表现是在他文章的思想上。例如“左联”成立于立三路线抬头时，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是既反对右倾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在这时所写的许多辉煌的战斗文章，思想上也都和立三路线根本不同。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的文章在思想上不同于王明路线更明显。

李立三与鲁迅见面，时间是一九三0年五月七日晚上，地点是爵禄饭店，鲁迅在日记上有到爵禄饭店的话。谈话约四、五十分钟。李立三的目的是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谈话中李立三提到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在这之前巴比塞发表过一篇宣言似的东西，题目好像叫《告知识阶级》。但鲁迅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壕堑战、持久战等战术。鲁迅当时住在景云里，回来后他说：“今天我们是各人讲各入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那样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P992，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胡愈之在这次座谈会上接着冯雪峰的话题也谈了他听到鲁迅曾经对他讲过的鲁迅和李立三会见的情况。

上面那次见面，鲁迅也对我说过，记得就是我从香港回上海那时说的。他说：“李立三路线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这是鲁迅把当时谈话内容漫画化了。记得鲁迅和我谈这件事是和“憎恶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这段话联系一起的。回想当年，正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闹宗派、搞分裂，出现了大批的叛徒，其中有披了极“左”的外衣派进来的，也有由于对革命失望而被拉出去的。鲁迅憎恶的就是这些人。现在回想鲁迅这一席话，意义是十分深刻的。(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P1005，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对比一下冯雪峰关于李立三同鲁迅见面的相关文字和胡愈之关于李立三同鲁迅见面的相关文字，不难看出，两人的讲述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

周建人在《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5期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若干史事》一文中也写到了鲁迅对他讲述的和李立三会见的情况：

十五、关于鲁迅与李立三会晤的情况

鲁迅同我讲过他见过一次李立三。他说：“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个是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字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我就回来了。”鲁迅对我讲的会晤李立三的情况，我记得就是这一些。(周建人《回忆大哥鲁迅》P119，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周建人在这篇文章中纠正了不少关于鲁迅史实的错误，态度比较严肃认真。后来，周建人又在80年代初向正在写作《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一书的女儿周晔讲述了鲁迅曾和他谈到过自己和李立三会见的事。对比周晔在书中的相关记载和周建人本人所写的内容，可以看出两者基本一致。

结论

李立三和鲁迅究竟谈了些什么?从现有的上述资料来看，作为在场的人，李立三和冯雪峰的回忆以及周建人、胡愈之对鲁迅讲述的回忆均有明显的不同，虽然目前学术界多采用冯雪峰的回忆，但是，李立三的回忆也应当引起重视。

从许广平笔录的内容可以看出，李立三的回忆内容在开头和结尾都是谈要创造社停止论争，和鲁迅搞好团结的问题，而团结鲁迅的目的就是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所以，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首次会见鲁迅和鲁迅所讲的第一点是“团结”问题就可以理解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冯雪峰、胡愈之、周建人等人的回忆内容。

至于李立三所谈的第二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因为李立三的回忆只说了几句关于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的话，没有详谈“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不过，李立三会见鲁迅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动员鲁迅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冯雪峰回忆中说李立三要鲁迅发表宣言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就可以补充李立三的回忆了。但是，鲁迅拒绝了李立三的要求，至于鲁迅拒绝李立三要求的原因，除了冯雪峰的说法之外，胡愈之和周建人的说法也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因此，应当把李立三的回忆和冯雪峰、胡愈之、周建人的回忆放在一起，这样才能大致恢复李立三和鲁迅会见的真实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