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通观陈伯达8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可以发现,理论一旦被奴性和媚骨所玷污,只能成为换取官阶的贡品,从此,与真理无缘。“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他所发动的新启蒙运动于今日看来仍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陈伯达后来成为“中共一支笔”的契机,是在讨论孙中山思想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谈了关于孙中山的“两个两重性”的见解,使毛泽东第一次注意他。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时,便请陈伯达作陪,与他作了第一次详谈。从此,毛泽东与陈伯达开始讨论理论问题,有了交往。

那时毛泽东异常勤奋,而且为人谦逊。延安时代是毛泽东著作的高峰时期,思想的黄金时代。为了弄清一点“疑点”,毛泽东会去信询问比他年轻得多的艾思奇“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陈伯达写了《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送毛泽东处请教,毛泽东不仅仔细看了,而且先后写了3封长信,谈了自己的见解,与“陈同志”“商量”。这时的陈伯达仍按自己的学术见解写文章,只是请毛泽东予以指教。毛泽东再三声称“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不过“望文生义地说出来”,仅供“考虑”、“斟酌”。

此后,毛泽东调陈伯达到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做他的秘书——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最初,陈伯达只是协助毛泽东收集材料,研究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这时,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陈伯达领悟到“跟人”的重要性。向王实味开第一炮的是陈伯达。由此,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声名鹊起”。陈伯达总结“经验”,说了句“名言”:“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

从1957年开始,中国向“左”偏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剖析这一时期陈伯达的文章及其写作经过,可以清楚看到典型的“陈伯达现象”:有野心而无主见,一切为了取悦上级,以求加官晋级。

“陈伯达现象”表现为: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陈伯达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陈伯达在“文革”中犯下严重罪行,他自己也承认“犯了滔天罪行”。奴性和媚骨,使他失去了理论家的脊梁骨。“陈伯达现象”曾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与他同时代的人之中:

姚文元因为在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批评《文汇报》用“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转载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的消息。(正是那次接见,毛泽东婉转地发出了准备反右派的信息)毛泽东见到此文,嘱令《人民日报》在6月14日头版转载,还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姚文元由此名噪一时。

王力因为在1957年8月2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论社会主义的内行》而被看中,调往陈伯达手下工作。由此王力得以发迹。关锋因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文,受到赞赏,由此得以被重用。张春桥则是揣摩了毛的几次内部讲话,在1958年第6期《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由此平步青云……

这真是一群“陈伯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姚文元,把看风向、摸行情作为“看家本领”,手中的笔成了随风而转的“风向标”。这群人号称“理论家”,而他们的“马列主义”实际上成了橡皮泥。辩证法的本质是批评的。马列主义之所以具有攻无不克的力量,就因为它是科学,而不是“标签”。在对“文革”进行冷静剖析之际,应当对“陈伯达现象”予以曝光,并彻底铲除。(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