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何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伟业。指挥“两弹一星”全局工作的，是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协助他们开展组织工作的则是宋任穷、张爱萍、张劲夫等老将军、老同志。宋任穷曾先后担任二机部部长和七机部部长，参与组织“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这段光辉的经历，成为宋任穷一生中珍贵的记忆。

向周恩来毛遂自荐管原子能事业

1955年1月15日，是“两弹一星”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秘密阶段。后来，1月15日成为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

1955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为了能够统一地和学习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主任陈云，副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份名单。

1956年4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对时任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经过两天的考虑，宋任穷向周恩来毛遂自荐。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的确，作为副部长，宋任穷的工作很忙。宋任穷很干脆地回答说，总干部部有人，我出来没问题。周恩来说，那好，我请示主席。经毛泽东同意，1956年5月19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重工业）通知：“宋任穷担任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先行到职。”

1956年7月，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意见经毛泽东同意，于11月正式提交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宋任穷任部长。从此，宋任穷开始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奔走呼号，辛勤操劳，付出了许多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生于1909年7月11日的宋任穷此时已近50岁了，他戎马半生，但从未搞过科技工作，况且还是搞原子弹。搞原子弹不比打仗，要依靠科学，尤其是要得到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为此，就要和中科院“走亲戚”，“攀亲家”。宋任穷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打电话，说要到家里拜访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宋任穷这次拜访张劲夫，主要谈中科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宋任穷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呐！”张劲夫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由于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繁重，科研力量不够，张劲夫又从其他所调给宋任穷一批科技骨干。

开创了原子能事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子能事业创建伊始，百事待举。需要抓住两个根本环节，一是铀资源勘察，二是核科学研究，为原子能事业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宋任穷花了很大的精力抓铀矿地质工作。全国6个铀矿地质勘探大队有几十个小分队，分布在20多个省和自治区，宋任穷几乎都跑遍了。他顶烈日，冒严寒，深入各个地质队野外驻地。他与干部工人打成一片，促膝交谈，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鼓舞士气。他尤其关心职工生活，不仅注重物质方面，而且注重精神方面。当他得知地质队员经常看不到报纸，便立即决定给每个地质队配备一台收音机，要求大家天天听广播，关心国内外大事。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知道自己是为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油然而生。

关于这段寻找铀矿的经历，宋任穷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年纪还不大，不到50岁，不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密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知道自己是为建立和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结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发现了大批放射性异常点，经过揭露勘探和工业评价，于1958年正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

在科研方面，二机部当时主要抓以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为中心的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建设。1957年，基地建设进入施工高潮，反应堆、加速器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检修人员，都参加了设备安装工作。而此时，整风运动开始了，如何处理好政治运动和基建施工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一个两难问题。宋任穷和二机部常务副部长刘杰在现场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从全局考虑和从实际出发，决定研究所参加基建活动的人员，可以暂停整风，全力以赴把基建工程搞好。结果反应堆和加速器于1958年7月1日前优质高速建成，基地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9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主持了隆重的移交使用揭幕典礼，陈毅副总理剪彩，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聂荣臻副总理先后讲话。这个基地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跨进了原子能时代。从此，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有了强大的实验手段，原子能科学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与此同时，宋任穷还着重抓了队伍的调集和思想作风建设。早在1955年1月，中央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时，周恩来就指出，办原子能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是不行的。抽调人员、组织队伍是当时急迫而又繁重的任务。宋任穷对这件事一直亲自过问，尤其是对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的选配，都一个一个地研究确定。这些高级科技人员，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底，宋任穷发现有的地质队以“事业特殊”、“保密”等理由，出现不尊重地方党委领导、脱离广大群众的情况。他立即严肃地指出，这种特殊化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骄傲自满、盛气凌人、铺张浪费和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实质是封建特权思想的反映。如听其发展，不但会使自己工作陷入严重的落后和停滞状态，而且有严重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因此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和制止。于是，在地质系统普遍开展了反对特殊化的教育，并在制度上作出了相应的明确规定，从而使这种特殊化现象很快得到纠正。

宋任穷认为，在原子能事业建设中，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一次，宋任穷在接见新调入二机部的干部时说：“我叫任穷，到二机部上任，还带一个‘穷字，请大家和我一道过穷日子，艰苦奋斗。我们的厂矿现在还是很艰苦的地方，是‘鬼都不生蛋的地方，那里没有房子，更没有托儿所，地方偏僻，气候不好，没有人烟，当然是很艰苦的。但经过我们大家去工作，大家去建设、去创造，不久就会好起来，房子、托儿所都会有的。我们艰苦奋斗拿出成果是国家的光荣，民族的光荣，也是我们自己的光荣。”宋任穷这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坚定了为原子能事业献身的决心。

点将李觉，筹建核武器研究局和研究院

1957年夏，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宋任穷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经宋任穷提议，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被任命为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

之前，李觉正在北京的一家医院疗养。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宋任穷向中央打报告，提名李觉为核武器研究所所长，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一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陈赓来看望李觉，问道：“李觉，身体怎么样啦？”李觉回答说：“能吃能睡，没什么事了。”陈赓笑着说：“那好，我们准备欢送你。”李觉感到莫名其妙，问：“副总长，为什么要欢送我？往哪里送？该不会是把我送到荣誉军人疗养院吧？”“没有那么便宜的事。”“那到哪里？”“详细情况，宋任穷会告诉你。”说完，陈赓对他狡黠一笑，露出一丝神秘的神态。

遵照陈赓的指示，李觉准备去找宋任穷，可是没有想到，宋任穷却先来看他了。寒暄之后，宋任穷开门见山地说：“老李，你的工作已经定了。”李觉问具体工作时，宋任穷说：“要你来搞原子弹！二机部新成立核武器局，让你来当局长。”宋任穷告诉李觉，核武器局机密性很强，为了保密，对外称“九局”。局长没有参谋长、司令员那样威风，但工作很重要。听说要让自己搞原子弹，李觉感到很吃惊，以为听错了，心想自己过去扔过手榴弹，也造过炮弹，还用手电筒的灯泡搞过电雷管。但从来也没有想过搞原子弹这样高精尖端的东西。他说：“我不懂原子弹，连见也没有见过，怎么搞呀？”宋任穷是军人出身，说话很干脆：“你不懂，我也不懂；你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我看还是要靠我们的老传统，过去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今天，就要在研制过程中学习研制，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1958年1月8日，宋任穷派李觉负责二机部核武器设计机构——核武器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片高粱地上，核武器研究院正式建立了。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各方面条件非常差。核武器研究院周围原来是墓地，非常荒凉。当时建房没有大的起重机，科研人员就和工人一起劳动。盖房子的时候，刚好是大冬天，大家和水泥、挑砖、砌砖，手都冻麻木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你美国压我们，你苏联“老大哥”又卡我们，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长志气，争口气。宋任穷来看望大家时，看到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就鼓励大家说，你们中有些同志是学空气动力学的，你们肚子里有气，就要把它变为动力。大家群情激昂，决心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为给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选择一个最佳地址，李觉带着有关专家跑遍了中国的大西北，最终看中了青海的金银滩。1959年夏天，来到基地建设的工作人员就达1.5万人。到1962年底，工作人员人数已突破了2万。同时，原在北京的九院也整体搬迁到了金银滩。基地被中央命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代号为青海国营221厂，对外称青海矿区。当时，除了青海省委和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外，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矿区”在采什么矿。221厂的厂区处于金银滩草原的中心地带，占地约570平方公里，保密区域覆盖整个草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就在这里诞生，因而后来被人们誉为“原子城”。

大家的努力换来了可喜的成果：1963年3月，科研人员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一切，为下一步正式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打下了基础。

拒绝原子能领域“大跃进”

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建时期，经历了苏联援助到毁约停援的重大演变。中国原子能工作者顶住压力、自力更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从1955年至1958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先后共签订了6个协定。为了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中得到苏联的支持，1957年9月，由聂荣臻任团长，陈赓、宋任穷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商谈取得初步结果。驻苏大使刘晓对宋任穷说，你回去向主席汇报说，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主席来。

宋任穷回北京那天，正好是国庆节，毛泽东立即把他叫到钓鱼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12号楼听取了宋任穷的汇报。宋任穷汇报了两个内容：一是谈判的初步成果，二是中国驻苏使馆倾向于毛泽东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访问苏联。宋任穷还谈了搞原子弹，主要内容有：一要找铀矿；二要建反应堆；三要搞浓缩铀厂，苏联明确讲，他们有部分用过的生产浓缩铀的设备可以卖给中国；四要搞铀水冶厂；五要搞从四氟化铀到六氟化铀的转化厂；六还要搞个锂厂，以后搞氢弹需要锂，苏联表示可以给中国一个锂厂。导弹问题是陈赓等人谈的，苏联答应给中国P-2导弹。

毛泽东听了宋任穷的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毛泽东握着宋任穷的手，半是鼓励，半是玩笑地说：原子弹炸不炸，就看你的了。宋任穷当即给中国驻苏使馆打电话告诉聂荣臻，中央同意代表团意见。宋任穷也立即回到莫斯科继续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历时35天，10月15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当时，受“大跃进”的影响，核战线上也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的口号。有的人坚持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宋任穷等人不同意，认为这要慎重，但是要求改造的同志坚持己见。宋任穷无奈，只好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天后，宋任穷接到电话，通知他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宋任穷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了呢？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宋任穷回来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才统一了思想，避免了一场可能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盲目乱改的危险。

1958年7月的一天，苏联政府派出的3位核武器专家抵达北京，向中国方面讲授原子弹的有关知识。苏联专家讲课时，二机部的会议室安静极了，只听见记笔记的“沙沙”声。见此情景，苏联驻二机部总顾问与正在讲课的苏联专家耳语了几句，苏联专家立即停下说：“不许记笔记！否则，我就不讲了。”宋任穷立即说：“我是部长，这事我负责，会后把笔记本一律收回，大家不要再记录了。”九局副局长吴际霖悄悄地记录了许多重点。下课后，二机部和九局的有关领导及少数科技人员聚在一起，根据回忆，整理出一份原子弹方面的资料。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联原来答应1958年11月给中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迟迟不予运来。中方一再催促，苏方则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赫鲁晓夫借口以苏联、美国、英国正在日内瓦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和苏美两国政府首脑将要举行会谈为理由，拒绝按协议规定时间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宋任穷的主持下，部党组开会对苏共来信进行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个信号，局势将要发生变化。宋任穷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要有应变的准备。”

会后，宋任穷将二机部党组会议的分析研究和拟应对的措施，向聂荣臻写了报告。当时中央正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聂荣臻约他们7月14日上山面谈。聂荣臻听了他们汇报后，表示赞同他们的看法和对策，并强调指出：“苏联不给，我们自己搞。”后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从庐山回来后，在宋任穷的主持下，组织党组成员和有关干部讨论研究，于当年12月制订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是：“3年突破（关键技术），5年掌握（进行首次核试验），8年适当储备。”决心动员干部和群众，发愤图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此后，宋任穷带领二机部干部职工进行了对苏联毁约停援的一系列应变准备。首先对建设工作做了重新部署，把在建项目分为一线、二线。一线以浓缩铀工厂为中心，左右项目与它连接看齐，形成完整的铀生产线，作为整个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优先安排，全力保证。其他项目都划为二线，视人财物力和相关条件进行适当安排。第二，进一步调集科技骨干和重用现有科技人员，形成自己的技术攻关力量，迅速掌握核心技术。第三，组织中科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解放军和地方科研机构，参与技术攻关，形成全社会科技大协作，解决设备仪器制造、特种材料生产和相关工艺等技术问题。第四，运用多种方式，抓紧向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请教、学习，讲友谊、讲团结、讲社会主义共同事业，努力把他们的技术学到手。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应变措施，使中国在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在华工作的专家、全面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的恶变下，原子能建设工作没有发生混乱和中断，而是实现了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转变。

1960年初，周恩来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几位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宋任穷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要靠自力更生，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式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在1962年爆炸，并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泽东开始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就不吭声了。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原子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1960年9月，中央决定调宋任穷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在战争岁月与建设时期，宋任穷多次调动工作，每次都是愉快地服从安排。唯独对这次调动，宋任穷有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他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舍不得离开；而且他感觉，在这样的时刻离去，就像在激战犹酣的关头，被命令撤出战斗一样。于是，宋任穷去找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几位老帅，向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不久，周恩来征求宋任穷的意见：“你走之后，谁来接你的工作，是否还从军队里再找一个呀？”宋任穷回答：“从军队调人可以，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行。”后来，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任命刘杰继任二机部部长。

1960年9月，宋任穷带着几分眷恋、几分惆怅，离开了二机部，告别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原子能事业。临行前，刘杰要为之饯行。宋任穷则说：“饭就免了；但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如何要答应，那就是，一有原子弹试验的消息，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之前，二机部副部长刘伟打电话告诉宋任穷，说下午3时爆炸。

宋任穷一直等着听广播，可等到晚上也没有听到报道。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说不忙着发消息，要求核实是否真是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反应，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宋任穷在二机部工作过4年，对原子弹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令他由衷地感到欣慰。

主政七机部一年中，对稳定大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中央任命宋任穷为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再次从事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七机部成立于1964年，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基本建设（1982年更名为航天工业部）。

宋任穷到七机部之后，立刻就到群众中去，到科研生产最基层的单位去调研。每次他去基层，随行人员只有一个秘书、一个业务工作人员，不要别人陪同。到任何单位，不做事前通知，为的是了解真实的情况。他去了许多工厂、研究所，看望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不顾身体不好，节假日也照常工作，很少休息。

七机部担负着航天工业的研制和生产的任务。在十年动乱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非常严重，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老大难”单位。粉碎“四人帮”之后，为尽快解决七机部的问题，中共中央派出了工作队进驻七机部。宋任穷到职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部党组成员，对全盘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他反复向广大干部宣传：七机部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工人队伍是好的，是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要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凡经过教育能拉过来的就不推过去；群众之间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不计个人恩怨，不争高低；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坚决落实干部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对清查对象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材料准确，结论恰当，做结论和处理要慎重。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拨乱反正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 1977年11月到1978年10月，七机部先后召开了5次几千人以至上万人的大会，坚决批判处理了不思悔改的“四人帮”的死党。

时任七机部计划司司长的王道力，曾深情回忆起与宋任穷在一起工作时的情景。他说，宋任穷1977年10月到任后，正逢七机部接到国家的“三抓”任务（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不久。那天，正在召开落实任务的会议，宋任穷在会上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努力完成“三抓”任务。当时的七机部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虽然中央工作队进驻已有8个多月，但派性斗争的阴影远未散去，要恢复科研生产，职工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稳定是关键。宋任穷审时度势，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队伍建设上。他说，七机部是国家国防建设中极其重要的部门，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值得信任。我们的许多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责任不在个人，对审查对象下结论要慎重，不要纠缠历史。宋任穷到任不久，适逢新年和春节，他专程去看望和拜访了一些老专家。宋任穷的做法感动了不少人，对七机部尽快恢复科研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搞“揭、批、查”的同时，宋任穷和部党组用很大精力抓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七机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有440多件。部党组和工作队组织力量进行了复查，基本上都予以平反。当时，七机部在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有1.8万余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稳定这支队伍的工作刻不容缓。他们顶住派性干扰，给无线电专家蔡金涛、留美著名教授卢庆骏、空气动力专家庄逢甘等恢复了院一级领导职务，提拔有突出贡献或取得优秀成果的技术干部担任院级主管技术工作的领导职务，提拔60名左右的技术干部担任厂、所级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