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玲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建设城乡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没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度和一个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民族，要想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安定祥和是不可能的。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对城乡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还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一、农民工促进了农村落后文化的消除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就是这种改变与催生的产物。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城市打工就业，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觉醒，而农民外出务工又是促进陈旧农村文化消除、促进“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列宁早就指出，人口流动“创造了比资本主义前的宗法关系的停滞状态要高得不可比拟的生活条件。”“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残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来。”“‘迁移意味着造成居民的流动。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而认为任何一所农村学校都能使人获得人们在独立认识南方和北方、农业和工业、首都和偏僻地方时所获得的知识，那就太天真了。”这其中，农民工流动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高了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因为非农产业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人们知道的新生事物越多，他们接受新的生活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乃是决定文化变革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二是提高了农民工的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增长使农村青年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三是增强了农民工的市场经济意识。定居式的人口具有墨守陈规、愚昧粗野、闭塞狭隘、安土重迁特征：而人口迁移则使劳动者的劳动在“市场上受到社会核算”，“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中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因此，农民进城务工。经过都市文化的洗礼之后，他们获得了洗心革面的新生。当然，尽管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熏陶，参与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但这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当他们重返黄土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旧的乡村文化之中的因子，而是播撒文明种子的播种机。

二、农民工推动了城市先进文化的传播

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口流动。现在传媒很发达，可以有很多途径实现文化的传播，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文化传播中，人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它是最先进的工具所无法替代的。农民工作为城市和农村间的媒介，起着传播城市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一般而言，现代文明首先是与城市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城市社会不仅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现代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活方式等，总是首先被城里人接受，然后才向农村辐射的。农民工是传播先进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推动者，促进了农民的现代化。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学“城里的那一套”学得很快。他们在参加城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学到新知识、新技能，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契约化社会关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实现了自身素质和精神风貌的现代化。终年在外风尘仆仆的农民工回到农村时，他们不仅带回了打工的收入，更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引导农民更加关注信息社会的动态，更加注重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子女教育培养、少生优育等。事实证明，农民工在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具有党政领导、行政手段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发挥这种优势。

三、农民工推进了先进农民工群体文化的培育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城市的文化模式与生活方式。“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一旦置身于现代化的工业和其他现代环境中，会基本上顺应这种环境，经历人格上的改变，产生出具有某些‘共同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活动方式，成为现代的个人”。即使是“像送货员、街头小贩、三轮车夫、修补工人、服务员等”城市非产业工人，也“总是比一般农民更具有现代性”。农民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农民工群体文化的培育。

什么是“农民工群体文化”?笔者在www.baidu.com和www.google.com两大知名搜索网站上输入关键词“农民工群体文化”进行检索，得到了许多相关的资料，却始终没有看到其他学者对“农民工群体文化”的解释。笔者认为，农民工群体文化是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农民工由农村到城镇的就业空间变化、由从事农业到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的就业方式变化、由农民到工人的职业变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农民工群体文化作为一种从属于社会文化的亚文化，源于农民工生存根基、生存状态的变化，既是农民到农民工的再社会化结果，又是农民工在实践中进行的物质、精神和制度等方面的创造成果。农民工群体文化的形成和兴起表明农民工开始有了文化自觉。他们在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农民工群体文化，是农民工表达自我精神诉求的真切体现，也表明了农民工群体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城镇里。

当然，作为观念形态的农民工群体文化，总是反映、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同任何文化一样，也有先进文化、落后文化之分，既有比较落后的乡村文化一面，又有比较先进的现代城市文化、企业文化和创新文化一面。但是，由于农民工群体文化与城市先进文化的客观发展环境趋同和接近，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由盲目到理性、由边缘到主流的文化升级过程，其先进的一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农民工中，逐渐形成以“勇于闯荡、团结互助、自主学习、敬业奉献、融合发展”为表征的先进的农民工群体文化，他们具有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传统品德，吃苦耐劳，富于进取，适应性强，没有“铁饭碗”、“大锅饭”的历史包袱：他们有较强的自主性：他们比较年轻，思想活跃，进可以到都市，退可以回农村，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特殊群体。这些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打工文学、大家乐广场、外来文化节、打工青年艺术团……都是农民工创造的文化品牌。其中打工文学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打工作品真实地反映成千上万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其中，农民工安子，初中毕业后闯深圳，她当过流水线工^、酒店服务员、经理助理，她坚持业余学习和写作，先后创作了《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作品，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而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大家乐广场”，是农民工群体文化的一朵“奇葩”，它以群众性自娱表演为主。令人惊异的是，“大家乐”活动举办十几年以来，从未发生过打架、斗殴、偷盗的事件，农民工在这温馨祥和的良好氛围中显得格外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