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苹

说起福建土楼，大家可能会立刻想起那厚实的土夯墙、圆形方形如堡垒似的建筑，可是有多少人会想起那些在土楼内居住了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代代相传的居民们呢?因为这些居民的存在，土楼才保存到现在；因为有这些居民在里面的生活，土楼是“活生生”的，因为这些居民生活的变迁，所以土楼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停地变化中。

对于土楼，我们不难看到政府的重视和学者的兴趣与关注。然而，土楼居民这一班和土楼最有直接联系的群体的声音却被忽视了。土楼居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土楼?带着这些疑问，在土楼申遗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2005年夏天，我走进了位于福建最南端沿海市山区县内的一座圆土楼，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实地田野考察。这座圆土楼(以下称其为大圆楼)，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土楼之一。它和邻近两个一圆一方的小土楼组成土楼群，位于山区县东北部盆地内的最东侧的大土村(化名)。该村处于四面环山的小封闭环境中，东邻著名的茶乡安溪，只需15分钟车程(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在1990年代之后对当地的经济生产模式的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

据考土楼最早的建造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宋代，一直延续至今，1970年代仍有土楼建造。现存土楼中有不少是明清时期建造的，其中以清中叶为多(黄汉民《福建土楼》，1994年)。大圆楼土楼群正是建造于清乾隆年间。楼内居民都是属于简氏(化名)家族，是汉民族闽南福佬民系。大圆楼的肇基祖(楼内居民都称其为“土楼公”)，经营米行生意，在晚年斥巨资百万，开始建造土楼。工程未完，不幸先去世。土楼由其六个儿子继承续建，于1770年方竣工，前后历时35年。六个儿子各分两套单元住宅。1817年，即大圆楼完工后47年，土楼公简氏的四房孙子和三房孙子在距离大圆楼数百米处分别建造了一圆一方的两个小土楼(黄元德，2002年)。至此该土楼群的布局完成，以大圆楼为祖楼，两个小土楼为子孙楼。之后土楼公的子孙们以大圆楼为中心，在此地开枝散叶，代代相传(由于大圆楼是整个家族的中心，在当地社会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而且居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主要是围绕大圆楼发生，因此笔者整个研究和观察的重点都放在大圆楼)。

这座大圆楼外径达71.2米，高四层，有厚实的外墙，墙身夯土，墙脚用花岗岩砌成。楼内有公共活动的大内院，两口水井在大内院中左右分置。穿过内院就是和大门在同一中轴线的祖堂。拾阶而上到达位于四楼的祖堂大厅，里面供奉着大圆楼肇基祖夫妇的画像。

居高临下眺望，大圆楼的结构、布置一览无遗。由四层的外环楼与单层的内环楼组成的大圆楼，以大门至祖堂的中轴线为对称线，左右两边各有6个单元。单元与单元中间有土墙分隔，有单独的楼梯上下，完全独立自成一套。

除了独特的建筑结构外，大圆楼还有构思独到的防御系统。如大门门顶以及两个边门的门顶都设有泄沙漏水孔等。楼内丰富的装饰文化艺术也是特色之一。

在专家学者们的眼中，福建土楼作为民居建筑，其科学价值体现在别具特色的建筑技巧、设计合理的空间布置等，还有建筑用料、选址等都和所处地的生态环境结合，显示出人类的创造力和对于大自然的应用；从土楼独具风格的建筑特色和精巧华丽的装饰布置可以反映出其艺术价值，通过分析楼内居民群体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建造历史背景等可见当地的社会历史变迁，反映出土楼的历史、社会价值；而且楼内的木刻装饰、楹联等都体现出当地人的意识形态。福建土楼所内含的这些文化价值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专家学者们所注重和希望保护的。不过这只是专家学者眼中的土楼，对于在土楼内生活的居民来说，土楼却有另一种价值和功能。

对于当地民众来说，从大圆楼建造完工到现在，两百多年来，大圆楼一直作为一个居住空间的存在，是他们的家。当然民居住宅并不能单纯把其看作一个建筑空间而已。朱启钤认为：“每个房子是生活的象征”。住宅的空间布置、结构形式都会影响到居住社群的生活形式、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文化等等。也就是说大圆楼作为一个住宅，其功能并不是提供一个居住空间如此简单，对于当地的社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两百多年前建造的大圆楼，除了受到自然环境资源的因素影响之外，也是因应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产生。然而社会是在不断地改变，影响土楼建造的因素也会产生改变。大圆楼作为一个“家”，在当地居民心目中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而产生改变。

土楼作为居住空间在不断地变化中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大圆楼最基本的一个利用价值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挡风遮雨，可以保护族人，令族人安居乐业的居住空间，也是土楼最初的建造目的。根据土楼内老人的回忆，占地4300平方米、共有192个房间的大圆楼，在最鼎盛时期曾经居住了400多人。根据2005年夏天进行的楼内问卷调查统计显示，当时楼内有22户家庭，一共120人。男性62人，女性58人，约各占一半。楼内最年轻的是一个刚满月的女孩，最年长的则是102岁的老祖母。在楼内三代同堂甚至是四代同堂都很常见。

大圆楼不只提供一个挡风遮雨的居住空间，其周密的防卫功能是呼应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了保家防匪而设。然而，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那些周密、巧妙的防御系统，已失去了实用的价值。而且为了配合时代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大圆楼的某些生活设施和最原初的设计功能都有所改进。现在12个单元都用水管把水井的水源连接到家中，省去了居民每天来回运水的劳力。全楼也己连接上电线，各家各户都有冰箱、电视、电话等基本的家用电器。虽然当地位于偏远的山区，但是只要有电脑就可以通过电话线上网。为了方便沐浴，居民们在各自单元的天井都修建了小小的浴室。以现代都市人的标准来说，唯一比较不方便的，就是楼内没有抽水马桶，需要到楼外上厕所。

大圆楼的泄沙漏水孔等防御设施在居民现在生活中失去了实用功能，抽水机、电力、家庭电器等设备的增设，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时代改变、文化变迁和社会等因素的变化，二百多年前建造的大圆楼虽然仍然是居民的居住空间，但是其原来的部分功能无可避免地已产生变化。

土楼作为家族精神凝中心的变迁

传统中国村落聚落往往是由同宗同姓的各家各户分居在独立的住宅，再由住所形成聚落。一般宗族的祠堂或是祖堂会位于聚落中心位置，成为该宗族的精神中心。土楼多数是由同姓同宗的居民居住在单座的大型楼房之中，同一屋檐之下，有着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坐落于中轴线

上的祖堂，往往在婚丧喜庆、祭祀等仪式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祠堂有相同的功能。事实上不只是祖堂，而是整座土楼都是家族的中心。

大圆楼由简氏以及他六个儿子建造而成，由其六房的后代子孙继承，世代相传。经过了两百多年的传承，六房子孙之间有相互借住甚至是买卖，至今土楼内单元已不是平均分配。不过，无论怎么借住、买卖，也只能与同族人交易，不可以卖给异姓人。而且两百多年下来，土楼不曾空置，永远都有六房的子孙继承。一位长房老伯认为，大圆楼到现在都“永兴不败”是因为“大圆楼中永远要有六房的人”的祖训已成了该家族约定俗成的规矩。事实上，六房子孙在大圆楼代代相传，当人口过多，大圆楼内不够住的时候，子孙在大圆楼附近另辟空地，建造房子。长久下来，以大圆楼为中心的一带地方就成为简氏六房家族所聚居和活动的范围，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势力范围。

不过土楼作为简氏六房的家族中心，其宗族凝聚力也在逐渐减弱中。根据该家族的族谱记载，直到民国时期，大圆楼内都是由族长管理。1933年楼内发生宗族内讧，严重破坏了宗族的凝聚力。其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社会动荡，国民党捉拿壮丁，村中不少年轻人都跑到别处躲藏，也有不少族人逃亡在外。当时土楼内的人口锐减，只有五十多到六十多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妇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再另选一名族长统领全族，简氏六房以族长为首的宗族力量难以再度复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楼内人口增加。但是由于当时施行生产队制度，把土楼以及附近的村民混合之后再分成两个生产小队，由读过书的年轻人、党员任小队长进行管理工作，从而淡化了宗族的力量。到了1980年代，生产队取消，实行分产到户制度，村民们各自承包发展，自负盈亏，少了经济劳动上的互相合作和依赖，加强了每个家庭自己的独立性，进一步淡化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量。从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问中发现，绝大部分楼外居民都表示搬出来就不打算再搬回土楼。而且在节庆或是祖先的生死忌日时并不会特意回去祭拜。由此显示出大圆楼为家族中心的宗族向心力正在逐渐地减弱。

不只是楼外的居民，对于楼内的居民而言，通过家族祭祀所显示出的宗族向心力也在淡化。在我进行田野考察期间，适逢土楼妈的生忌。整个仪式十分简单，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一小时。不只楼外没有族人前来参加拜祭，楼内各单元都是派家里的孩子做代表，原因是：“大人们都要工作、要赚钱”。楼内各户准备的供品大部分都是现买的食物。楼内居民不再那么重视家族祭祀，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楼内大部分居民都从事种茶、制茶业。和以前种水稻相比，发展茶业需要花更多时间和劳力于采茶、制茶等工序中，因此现在土楼居民对于家庭祭拜等仪式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相对地减少。经济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对于土楼内传统仪式产生了冲击。

不过土楼中宗族力量的淡化并不代表土楼这种聚族而居的住宅形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团结族人、凝聚力量的作用。在我居住土楼期间发生了“楼内年轻人和邻村青年打架”以及“已搬出土楼的居民被村外工厂的外省工人欺负”两个事件，楼内居民团结的反应、搬出去的居民遇到困难依然会回到土楼寻求帮助，证明了土楼聚居模式仍旧发挥团结、凝聚居民的作用。可见这种聚居的建筑形式，能引发人们在心理上对于土楼的依赖。虽然土楼实际的防卫设备已经失去了功能，但是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它仍然存在心理上的防御功能。

土楼在经济生产中角色的变化

土楼不只是居民们日常活动的中心，也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直到1999年之前，当地主要的农作物都是以水稻为主。土楼的一些空间理所当然地被居民充分利用成为加工稻米的地方。门外空地以及内院可用以晒稻；没有人居住的空房间可成为储藏室。

1999年之后当地发展茶业，再加上政府出于保护文化景观的原则，对制茶作坊的建设采取控制措施，反而令居民更充足地去利用土楼内的空间。

首先，由于政府禁止居民在土楼群附近扩建与土楼原有文化氛围不协调的制茶坊，居民只好直接利用土楼内的一些空间做成茶厂的一部分。当地所产的茶叶品种为铁观音，在整个制造过程中，需要很多程序：新鲜的茶叶摘下来之后，要在地上晾一晾，称为“晒青”；接着需要放在大竹筒里面滚动，称为“炒青”；然后放到摄氏20度左右的冷气房中进行发酵；第一次发酵1至2个小时后，进行第二次“炒青”；然后再放到冷气房发酵，第二次经过20多个小时发酵之后，茶叶还需要利用滚球器加工外形，以及烘干。整个过程需要有大量的空间。土楼内院经常被利用成为晒青场；大部分三楼空置的房间，以及四楼祖厅两侧以前储藏稻谷的贮藏室，都被改装加工成为冷气房。

不只是土楼空间的直接利用，从土楼所延伸出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也为居民经济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互换机制。

虽然大圆楼内没有明文约定的经济合作体制存在，但是像一般农村一样，土楼内也存在着由社会人际关系中衍生而来的劳动经济互助。在水稻耕种时，当地已经存在以“天”换“天”的“换工”劳动力互换机制。不过当时只在播种、收割等农忙季节才进行“换工”，属于一种不定期、没有系统化的劳动力互换机制。然而在1999年之后。茶业的发展令楼内这种劳力互换成为经常进行并且渐渐系统化的机制。

为了保持茶叶的新鲜，以及生产出比较高质量的茶叶，当地都用人工采茶，而且采茶的时间需要集中于上午11点到下午四五点之前。因此需要大量的采茶工人。而且茶叶一年可以收成四至五次，除了12月至2月为当地农休之外，其它时间都有采茶、制茶工作在进行。“换工”这种劳动力互换成为了当地几乎每天都进行的经济活动。我观察到在土楼内有几户有姻亲关系的居民固定地进行“换工”。由于茶叶的采摘极受天气和茶叶成长情况影响，所以他们的“换工”并不是定期地进行，但是在每一个茶叶采摘期，他们都会固定地和某一、两个家庭进行“换工”。对于居民来说，他们自己也没有强烈地意识到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这种相互依赖、合作的经济关系。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会和固定的这几家进行换工时，他们的答案不约而同都是：“大家都是自己人，相互帮忙是应该的。”而且他们都不需要记录，也会清楚地记得为对方工作了几天，而且也不怕对方赖帐，因为“都是自己人”。也就是说在当地所进行的“换工”并没有任何文字或是其它形式的记录，建立在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之上。

当地茶农也会到邻村甚至到邻县聘请采茶的工人。不过这

些外村来的工人是用现金聘用，“换工”这种劳动力互换的机制并不存在于本地雇主与外村工人之间。茶农一般都会在采茶工作完成的当天立即把工资付清。而以土楼为中心的“换工”机制对于急于发展当地茶叶经济的居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劳动力互换机制不只为当地土楼的茶农提供了一批固定的劳动力，并且他们不用支付现金为薪资，减少现金成本的支出，也相对地减少茶叶生意所面临的风险。

居民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土楼的价值

综上所述，居民们以自己的实际生活需求为考虑点，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来判断土楼的价值，和有关专家学者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来定义土楼的文化价值相比，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现在的土楼居民来说，土楼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居住空间，而专家学者所重视的独特的建筑艺术、空间布置、结构等在他们的眼中只是构成住宅的部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一位居民所说：“(土楼)还不就是厝(闽南话，房子、住家的意思)，和外面一般人住的差不多，就是要让人住嘛!”居民们并不会特别去注意土楼的结构外貌，相反他们更重视的是土楼作为一个家，内部的设施、居住环境是否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舒适、便利的生活。因此他们会随着对生活需求的改变、提高，更改土楼内的设施、甚至是结构，也会因经济生产活动的需要对土楼的结构进行改造。

那些被专家学者认为是反映传统文化艺术、具有教化意味的壁画、彩绘、楹联等，楼内表现中西交流、当时社会历史的英文报纸、西洋画等，在居民的眼中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可能土楼公在建楼时的确希望这些壁画、彩绘、楹联可以起到教育后人之用，但是现在土楼内的居民没有人曾经听过，祖堂额枋上“九世同居”和“第一家”的故事。事实上在1999年进行维修之前，楼内的居民并不知道这些壁画、彩绘、楹联的存在，更不了解它们所反映的文化艺术价值。

专家学者眼中土楼的文化价值，其着眼点是土楼为几百年前先民的创造；而政府对土楼的利用也是以这些专家学者所肯定的价值为基础，因此两者所重视的是土楼过去的那一部分历史背景；可是在当地居民的眼中，虽然土楼是祖先的遗产，但最重要的土楼价值在于其能否在现在的生活中发挥功能。其实不只是土楼居民，对于所有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社群来说，该遗产并不只是一个“遗产”，而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土楼的例子中，透过当地社群在生活中对文化遗产的使用，文化遗产不再是一个学者书中或是政府介绍小册子中平面的“死物”，而是立体的、活生生的存在于当地社群中。

如何保护变化中的文化遗产

也正由于土楼是活的，所以它是在不断地改变中的。正如大家的家一样，地方旧了会想维修；有点多余的钱时，想要添置新的家具、电器；有需要时，想把花园弄成小水池，种菜改成种茶……土楼居民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他们因应着现代的需求，在土楼内生活着；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他们的经济活动。例如从1 999年开始发展茶业，不只是把稻田改成茶园，还把附近的山坡开垦，形成如梯田似的景象。如果说土楼是作为村落文化景观杰出的范例，展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要如何对待这种转变呢?是一种破坏吗?因为它改变了原有的村落景观。还是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因为它是土楼居民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新的应用，也是人与自然的一种互动。

不可否认，社会是在变迁中的，人类是在不断前进的。文化遗产，不应该仍被视为束结在时代巨轮下的产物。专家学者们在考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时，应该意识到它们，特别是土楼这类的民居建筑，在社会进程中的流动性。那么要如何保护这些变化中的文化遗产呢?“平衡”二字是关键，不管是讨论已久的合理开发旅游业或是现在火热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就是如何在发展和保护中取得平衡。土楼案例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就是当地居民。在保护有形的建筑和无形的民居生态时，也要照顾到居民们现在的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没有正确的引导下，居民在土楼内的日常活动可能对建筑造成损坏；而没有顾及居民生活和发展需求的话，也会造成居民们的大量迁出，令土楼失去乡土民居建筑的文化内涵，成为一座“死”文物。因此如何让土楼继续在居民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是如何让土楼得以继续保存下去的关键。所以在制定保护计划、进行保护工作时，对当地社群生活需求的了解、与居民互相协调、得到居民的参与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当土楼被挂上文化遗产的招牌后，它的保护管理就产生了改变。在1990年代以前，土楼主要是依靠居民自发维修保护管理；1990年代以后政府介入了土楼保护管理。由于政府的介入，当地的居民在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居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从“居民惯性地听取、执行政府的命令”，不十分情愿地配合地方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包括拆除土楼内居民在自己单元内天井所建造的小厨房，把饲养的猪、鸡、鸭、兔等家畜迁到楼外，拆除建在土楼周围的私人厕所和猪棚等等；到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冲突明显化，居民意识到了地方政府为“申遗”所采取的保护管理措施对当地生活带来的影响，遂不断产生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直至2005年一件突发事件的发生，令居民采取实际的行动表示不满。事情的起因是在2004年年底，大圆楼内一位青年被县公安局拘捕。楼内居民认为该名青年是无辜的，要求公安局释放他。在一个多月奔走无效后，土楼居民决定把大门关闭，不让游客参观，要求把青年释放，他们才重开土楼。从表面上看，这个事件并没有和文化遗产保护直接产生联系，但是正如当地的居民所说，政府控制建设范围令茶业发展受到阻碍、久久未安排合适的土地赔偿等等都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不满。而这些不满为该次的“关门事件”埋下了导火线。在“关门事件”之后，居民以及政府对于有关土楼保护管理工作的态度有所改变。不仅是居民改变了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态度，不再被动地接受命令，地方政府本身也开始意识到了需要顾及居民需求，并了解到不能再用由上而下的手法去执行整治工作。

从土楼个案中得到的反思

土楼的个案证明了，在现实的保护管理过程中，政府通常扮演主导的角色，往往专家学者眼中的文化价值做为保护的重点，一直忽视了当地居民的需要。在大圆楼整个开发保护过程以及现实的管理情况中，肯定土楼文化价值的专家学者只是参与了土楼开发保护工作中初步的计划设计，而最主要的执行管理者是当地政府。当地社群不仅无权参与

土楼开发保护计划的策划，更被排除在管理层以外，甚至连他们的意见看法都被完全地忽视。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完全主导了土楼的保护管理工作。虽说政府对土楼的保护重点专注于专家学者所重视的文化价值，但是他们对于土楼也有自已另一套的价值判断，和居民的看法更有可能是南辕北辙。在缺乏当地社群参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所进行的保护工作，为当地社群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虽然地方政府的保护管理改善了土楼以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但是对于当地现代楼房的拆迁以及控制建设地带的设立，压抑了当地居民们重建新房、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严重阻碍了当地茶叶经济发展。也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充分了解土楼于当地社群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他们所提出的补偿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而引发居民更多的不满。

土楼居民和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不仅源于对同一个文化遗产不同的价值判断，更源于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团体的价值判断和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法律的制定、对于各团体权利的列明，是解决矛盾与冲突的办法之一。然而在土楼的实例中，土楼居民和当地政府冲突的背后，揭示出法律在实施时的问题以及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矛盾。

土楼作为一种聚族而居的民居建筑，是属于集体和私人所有，这一点在福建省政府向国务院所呈交的申遗文件有关该文化遗产所有权属性中是清楚列明的。土楼的居民作为土楼建造者的后代，依法享有财产的继承权，是土楼的所有人。对于所拥有的土楼在不违背保护宗旨的前提下依法拥有土楼的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根据《文物保护法》，土楼居民享有土楼的所有权，地方政府对于土楼的保护工作有责任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在土楼的实例中，文物所有权和管理权分配在实际操作时遇到了矛盾。楼内居民为了经济生计在楼内安装空调设制茶坊，所运用的是他们对于土楼的使用权；或是利用他们对于土楼的处理权决定关闭土楼。在这种情形下，有责任监督土楼保护管理的地方政府可否以破坏土楼原貌为由命令楼内居民拆迁制茶坊，或是以管理土楼的旅游业为由要求居民开放土楼呢?文物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的实际分配和操作留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所有人和管理者去诠释。

很明显在“关门事件”之前，地方政府一向认为在土楼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后，一切的管理使用权都在政府手中，因此在没有咨询土楼所有人的情况下，决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整顿工作。随着居民抗争的明显化，部分政府干部意识到居民对自身权力认知的改变，以及忽视居民利益的后果，开始质疑政府有权全面主导土楼保护管理工作的作法。

大圆楼的实例证明这些法律条文仍有不完善之处，因此未能圆满解决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已经顾及到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但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牵涉到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可能涉及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等相关的法律，这并不是单单一个《文物保护法》可以包括的。这些条文稍有不清晰之处，或是不同法律之间存在一些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的地方，都会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产生尴尬。

大圆楼的故事提醒了我们，文化遗产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充满了可动力和可变性。正如C1ifford Geertz所说“文化遗产并不是一些固定、不动的物体、信仰、实践或知识t也不是任凭旅游业、现代化发展侵蚀、污染、破坏的静止不动的风俗传统习惯。它是一些为了反应新情况、新需要而不停在改变、不断被重新创造、构建的东西。”简单地说，文化遗产是会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变化的。反过来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研究文化遗产而看到社会的转变。在大圆楼个案中所反映出的不只是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显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农村的经济形态开始产生变化。特别是在沿海地区面对着更大更快的改变。如土楼所在村庄所发展的茶叶制作工业，有的村庄甚至向服务类型的第三产业发展，这些不只转变了中国农村原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也令传统的乡村生活产生变化，冲击传统文化习俗，连带也改变了传统乡土建筑物，如土楼、祠堂等的利用价值。在土楼的个案里，从分析现代居民对于大圆楼的价值判断中，清楚地显示出当地经济形态的转变，不止改变了土楼居民对土楼的经济利用，给当地代表宗族向心力的传统祭祀礼仪等带来冲击，令该族凝聚力有淡化的趋势，同时也与政府保存文化遗产的管理措施产生矛盾。不过，新的经济生产模式，也不是只会对传统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在土楼所在地，茶业对于密集劳力的需求却又加强了居民对于与土楼建筑形式相辅相成的亲戚加邻里人际关系网络的依赖。

在了解到文化遗产于整个文化系统中的生命力和社会过程中的复杂性后，我们再看文化遗产所有权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有这些不同利益团体的存在以及不同价值判断的矛盾，才令原是历史遗存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充满生命力和活力。因此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再仅限于文化遗产的所有权，而是更需要探讨如何令这些持矛盾意见的利益团体，在相互尊重的平台上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后记：

2008年6月初，在土楼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前一个月，我又回到了土楼。还没走进土楼就发觉土楼变了。土楼外曾被开垦为茶园的土坡又重新披上了翠绿。以往土楼旁沙尘滚滚的公路被整齐的柏油大道取代了；门口熟悉的居民管理员换了穿着整齐制服的陌生保安；迈进内院居民们平时晾衣、晒土产的竹架子都不见了，那些常在游客脚边自由自在散步的家禽没了；抬头一看四楼的空调全拆了，曾经被改成制茶空调房的房间又变回一般的睡房，空置着等着肯留下来住一晚的游客。年轻的媳妇笑逐颜开地对我说：“我们搬出去了，就在不远(保护范围外)，自己建的新房，又有制茶坊，很好。”从媳妇的笑脸可以看出当地的制茶业的发展兴旺，似乎大家都很满意政府现在的安排。

相识已久的长房老伯淡淡问：“你觉得现在的土楼怎样?”我说：“很干净，很整齐……但是太安静了。”我坦白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土楼，现在的好像少了一点生气。”老伯说：“是啊，年轻人都搬出去了，现在只剩五十多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们这些老人没了之后，土楼不知道会怎样了?”他的眉头皱起：“难道又成为博物馆吗?”看着忧心忡忡的老人和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我无语了。“土楼将来会怎样?”这是一个未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