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俄国、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探险队接踵而至，对龟兹石窟进行了考察。在考察和发掘的同时，他们或多或少地都从这里劫掠过壁画、塑像和文书等珍贵文物。其中，克孜尔石窟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本文就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流失作一历史回顾，并据近年来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流失国外的壁画原位进行考证。

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流失史

在古代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龟兹是佛教最盛的地区之一。龟兹(即今库车、拜城、新和、沙雅一带)西承印度犍陀罗佛教的絮脉，东启新疆以东内地佛教的发展，是北传佛教的重要纽带和阶梯。龟兹境内佛教石窟遗迹丰富而集中，并且具有浓郁、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七公里的克孜尔石窟则是龟兹古国中现存规模最大、开凿时代最早的石窟寺。在全国石窟中，克孜尔石窟也位居大型石窟之列，其洞窟数量多、窟形完备、壁画遗存丰富，是当之无愧的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因此，要研究龟兹石窟，就不能不先了解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木扎提河北岸却勒塔格山对面的明屋达格山断崖上。明屋达格山间有一条名为苏各特的大沟，潺潺细水从沟中缓缓流出，在窟群前形成一片扇形绿洲，遍地长满高大的槐、杨、榆、柳、桑、沙枣和桃、杏、李、梨、苹果、葡萄等果木以及低矮的红柳、芦苇、芨芨草、马兰花等植物，每当夏秋来临，一片郁郁葱葱，花红柳绿，堪称世外桃源，是修行静坐的理想场所。石窟总体走向呈东西向，绵延约三公里。现已编号洞窟236个，保存壁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

克孜尔石窟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8至9世纪，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它与甘肃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我国四大石窟。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壁画面积最多的一处石窟群，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克孜尔石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3至9世纪这一时期内龟兹石窟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的过程，也为特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艺术、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具有历史和审美价值，是“丝绸之路”上不可多得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历史沧桑中，克孜尔石窟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残存雕塑已是凤毛麟角，而数量最多、保存较好的壁画则成为克孜尔石窟最珍贵的遗存。

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热潮，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来克孜尔石窟考察探险。伴随考察与探险，这些探险队或多或少地都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过壁画等珍贵文物，其中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剥取的壁画最多。下面以时间和国别为序分别叙述：

1俄国

最早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是俄国人。在克孜尔后山区第213窟西壁上有几行用铅笔题写的俄文，时间是1879年1月15日。在谷西区第38窟左甬道券顶上也有俄文铅笔题记，时间是1893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俄文题记中的人名相同，仔细辨认后发现字体也出于一人之手。这个名为“缪恩汉克”的俄国人曾两次到达克孜尔石窟，但却没有留下有关探险考察甚至游记之类的文字材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20世纪初以来，先后又有几批俄国人到过克孜尔石窟。1906～1907年，别列佐夫斯基(M.M.Berezovskv)率领考察队到库车地区，考察了库木吐喇和克孜尔等石窟。别列佐夫斯基也曾在克孜尔石窟揭取过壁画，目前公布的只有第198窟旁侧条形窟的壁画。除此以外，是否在其它洞窟内也揭取过壁画，揭取了多少，这些情况都不明了。1909～1910年，奥登堡(S.F.oIdenbu rg)率领的俄国第一次中亚考察队赴新疆考察，曾调查过克孜尔石窟等遗址，此次考察收获很大，但详情披露得不多，不知是否揭取过壁画。倘若有过，估计数量也不是很大。因为在勒柯克编撰的《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一文中并未提及俄国人在克孜尔石窟的活动。在今俄罗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2210件中国文物中，出自库车的文物约800件左右(2004年8月，俄罗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库车部主任萨玛休克教授来克孜尔石窟考察，这个数据是她提供的)。

2日本

1903年4月15日至23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一次考察队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在克孜尔石窟活动，他们调查了各区域的洞窟，拍摄了一部分壁画和洞窟外景，记录了近100个洞窟，记录内容繁简不一，有洞窟性质，形状、壁画内容、保存状况和当时农民使用洞窟的情形。他们在洞窟中清理出不少木简和文书残纸。渡边哲信试图揭取壁画，但未能成功，只割走了少量小块壁画，其中有第224窟左甬道内侧壁“八王分合利图”中的婆罗门独楼那像和第198窟内的“说法图”。日本人首开了在克孜尔石窟割取壁画的恶劣先例。1909年3月18日至20日，日本大谷光瑞第二次考察队的野村荣三郎到克孜尔石窟，发掘了13个洞窟，一无所获，匆匆离去。1912年5～6月，日本大谷光瑞第三次考察队的吉川小一郎曾在克孜尔停留数日，挖掘了部分洞窟，没有得到出土文物，便采集了若干壁画。期间还拍摄、临摹了部分壁画。大谷考察队自新疆带回日本的文物，1910年曾由专家从中选出精品，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6幅、佛典写本6件。大谷藏品在保存的初期就已开始流散。191O年，大谷收藏品有一部分借给京都恩赐博物馆长期陈列展出。这些收藏品大都是渡边哲信第一次考察队从新疆带回的采集品。其中有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和塑像等文物。1944年，大谷家人要求恩赐博物馆归还收藏品。后来，收藏品中的大部分落人木村贞造手中。1960年代，这些文物被日本政府收购，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1971年，该馆出版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篇》刊布了收藏品目录。大谷第二、第三次考察队的收藏品存放在神户六甲山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内。由于大谷光瑞不善理财，用于西域考察耗资巨大，提供奖金支持的西本愿寺财政发生巨额亏损。1914年，大谷光瑞被迫辞去宗主职务，随即去中国旅顺别墅旅居。同时，把二乐庄保存的部分文物也带到旅顺的别墅。1916年，大谷光瑞为了抵债，将二乐庄别墅连同收藏的文物一起转让给九原房之助。后来，九原房之助把这批文物送给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这些文物转至汉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这批文物占大谷收藏品的大部分。二战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改为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朝鲜战争时期，大谷收藏品

曾一度转移到釜山。1974年，全部藏品收入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院。收藏在该馆的西域文物以佛教文物为多，藏品中就有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6块)和塑像。流散在中国的大谷采集品收藏在旅顺博物馆，据调查，没有克孜尔石窟壁画(2005年10月，新疆博物馆副馆长玉素圃，依斯拉菲尔教授和吐鲁番文物局局长李肖副教授赴旅顺博物馆考察，本人委托他们进行了调查核实)。

大谷考察队的队员都没有受过专门的考古训练，工作比较粗疏，对发掘品未作编号，致使后来在整理探险收获时发生混乱，所以他们的发掘都没有正式的考古报告。因此，队员的工作日记便成了了解他们调查发掘和文物出土状况的文字材料。这些日记直到1 937年才发表在《新西域记》两卷本中，书中有克孜尔石窟壁画和外景照片、洞窟形制和壁画示意图。

3法国

1906年，法国伯希和(PauIPelliot)率领的考察队在库车停留了几个月，考察了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石窟，重点发掘了库木吐喇石窟南面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文献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则入藏巴黎卢浮官，后归集美博物馆。二战后，由韩百诗(L.Hambis)组织一批学者从事伯希和在新疆与敦煌所获文物的系统分类整理工作，编有《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共16卷，这项工作现在还未结束。在已出版的第一卷《吐木休克》和第八卷《库车地区诸遗址·龟兹语铭文》中有出自克孜尔的壁画、塑像和龟兹文题记。伯希和在库车地区发现的梵文和龟兹文写本，早年由菲诺(Louis Finot)和列维(SyIvain Levi)整理研究。1980年代以来，这些龟兹文写本由皮诺(Georges PinauIt)负责重新整理。

4英国

1914年5月28日，英国人斯坦因(A.Stein)对克孜尔石窟作了为期一天的考察。

5德国

20世纪初，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曾派遣“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先后四次在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后两次考察队分别于1906年和1913年在克孜尔石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工作。1906年2月26日，德国第三次考察队到达克孜尔石窟。这次考察队由四人组成，队长是格伦威德尔(AlbertGrunwedeI)，队员有勒柯克(AIbert yon Le Coq)、巴图斯(Theodor Bartus)和波尔特(H.Pohrt)。格伦威德尔对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勒柯克和巴图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写本、木板画、塑像、壁画残块等文物。波尔特拍摄了洞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画的照片。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及位置分布的记录，主要是在这次考察期间完成的。考察队还给洞窟编号并命名(见附表1)。另外，虽然在格伦威德尔的强烈反对下，考察队还是割取了一部分壁画，连同其它文物一起运往柏林。这次考察的收获，除获取壁画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写本。

第四次德国“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由勒柯克率领，队员有巴图斯。他们于1913年7月到达克孜尔石窟，在没有格伦威德尔的约束下，他们肆无忌惮地割取壁画，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次。在克孜尔 77、213和223A等窟的壁面上目前还存有巴图斯当年的题记。

德国考察队前后两次在克孜尔石窟究竟割取了多少壁画，在割挖、包装和运输过程中又损坏了多少?在已发表的材料中看不到准确的数字。运回柏林的克孜尔石窟壁画，1920年代末大部分已修复。1933年，德国公布馆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数量是252块，328.07平米，出自37个洞窟。

考察队运到德国的新疆文物总称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保管。1920年代中期，博物馆为出版壁画图录，曾将少量壁画与塑像进行义卖，以募资金(美国、英国和法国所藏的克孜尔壁画就是这次义卖时从德国流散出去的)。第二次大战期间，柏林遭到盟军的轰炸，在匡尼类特街民俗博物馆保存的壁画损失最多，约占40％。被毁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尔石窟的壁画。1945年，当苏联红军占领柏林时，他们从位于动物园的一个地堡中，至少拿走了10箱沿丝绸之路收集的文物([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彼得·霍普科克，英文重印本导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些文物现收藏在俄罗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从未向外公布过。2002年秋季，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玛利安娜·雅尔荻茨(Marianne Yaldiz)访问了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就该馆馆藏的龟兹壁画作过调查统计，从统计数字得知，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克孜尔壁画67块(见附表2)(Museum Dokumentationfur Indische Kunst der VerlusteBandⅢ，Ber Jin，2002)。

原藏在德国民俗博物馆的大量文物和文献，在二战期间曾分藏在各地，二战后分别归东西德国所有。现在，除了一部分仍在原东德科学院所在地以外，其它文献全部归入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而藏在各处的文物则归印度艺术博物馆(前身即柏林民俗博物馆)收藏。玛利安娜·雅尔荻茨教授所著Archaologie u ndKunst~eschjchte Chinesisch，Zentralasiens(《新疆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手册》)一书，即以馆藏品为主要依据编撰而成。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都把上述数据当作德国探险队剥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实际数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我们在洞窟内实际测量后得出的结果是：克孜尔石窟被剥取壁画的面积近500平方米，共出自60个洞窟。当然，这个数据包括日本人和俄国人从克孜尔石窟剥取的壁画，但是大部分还是被德国探险队揭走的。在德国探险队到达克孜尔石窟之前，日本探险队曾在克孜尔揭取过少量的壁画，但并未造成大的破坏，这一点在勒柯克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远远超过以往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我们到处发现了完整的、未被劫掠过的庙宇，其中充满着最饶有兴趣的艺术上完美的壁画，而且又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英]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98年，玛莉安娜·雅尔荻茨教授考察克孜尔石窟时，给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提供了一份由该馆研究人员查雅(ChhayaHaeser)博士整理的lndexCards of 39.5 Fragments of WallPaintings From KiziI(《德国柏

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藏395块克孜尔石窟壁画目录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和272张黑白照片。《索引》上所载剥取壁画的洞窟数量和块数(395块)也远远地超过了德国1933年公布的数据，这说明当时公布的数据仅指被修复壁画的面积和块数，而并非实际剥取壁画的面积和块数。

当年德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缺乏科学性。他们依据窟内壁画的某些特征或内容而给洞窟命名，如“十六佩剑者窟”“航海窟”“地狱油锅窟”和“衔环飞鸽窟”等。还有一部分是以洞窟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征而命名，如“高位窟”“小峡谷倒数第三窟”“角落窟”等等。因此，德国探险队对洞窟的命名没有考古学上的价值。虽然有些窟名在西方学者中沿用至今，但是这种不科学的命名给后人造成了诸多麻烦。由于考察过程欠缺严格的考古记录，再加上不科学的命名，造成了壁画出处混乱。尤其是最后一次考察，错记、漏记及重复命名洞窟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有一部分壁画所出洞窟长期不知所属。

1985～1997年，日本平凡社和中国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日文和中文版的《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本。在第三卷《克孜尔石窟洞窟的现行编号和德人原定名对照表》中遗漏了许多德国探险队曾经剥取过壁画的洞窟，如163、196、197等窟。第三卷中刊登了近50幅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在几幅壁画图版说明中出现了以下错误：

1图版176：将出自第13窟右甬道外侧壁的大幅壁画(MIKm8859)定在“第7窟甬道侧壁及券顶”。

2图版177：将出自第13窟右甬道内侧壁及券顶壁画(MIKm8860)定在“第7窟甬道外侧壁”。

3图版180：将出自第171窟后室右壁的一幅“度善爱乾达婆王”壁画(MIKm8420)定在“第13窟后甬道西端壁”。

4图版181：将出自第17窟右甬道外侧壁的一幅“卢含那佛”壁画(MIKⅢ8868)定在“第13窟甬道外侧壁”。

5图版191：将出自第207窟主室侧壁说法图中的“金刚力士”(MIKm8839)定在“第77窟主室东壁”。

6图版205：将出自第178窟主室侧壁的“因缘佛传”壁画(MIKm8725)定在“第181窟主室西壁”。

7图版206：将出自第178窟主室侧壁的“因缘佛传”壁画(MIKm8725a)定在“第181窟主室东壁”。

继《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本问世之后，国内又出版了两套比较有影响的画册，其中刊载的几幅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图版说明中也有几处与《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三卷中出现的错误相同，而且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1图版100：将出自第224窟左甬道内壁的“八王分合利”(MIKm8438)壁画定在第205窟。

2图版118：将出自第171窟后室后壁的涅椠图(MlKⅢ8891)定在了第201窟。

3图版119：将出自第171窟后室右壁的“度善爱乾达婆王”壁画定在了“某窟”，说明编者已经开始怀疑这幅壁画是否出自第13窟了。

二、《中国壁画全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国壁画全集·克孜尔1》中图版一六九将出自第17窟的“卢合那佛”也定在了第13窟内。

《中国壁画全集·克孜尔2》中图版六二·七一将出自第1 78窟主室侧壁的“因缘佛传”壁画也定在了第181窟。

上述画册出版之后，影响了国内外许多刊物。所有涉及上述几幅壁画的研究者皆以讹传讹。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再赘述。

1999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收藏在该馆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采集标本进行了C¹⁴测定，取得数据28个。他们从单幅壁画采集所得的C¹⁴测定数据来确定某个洞窟的时代，由于壁画的出处错误，洞窟分期年代排序不可避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近年来，通过我们反复实地考察与逐个核对，搞清了一些流失国外壁画所属洞窟和原位，纠正了多年来的错误。2002年9月，笔者有幸赴德国柏林，参观了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并在该馆的文物库房工作了一周，核对了现存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克孜尔壁画，总计144块。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5块壁画(分别编号1037、1178、8869b、9089b、9195)未收录在《索引》之内。此外，通过照片与《索引》核对后发现，编号为8494和8645的壁画未被收录在《索引》中，《索引》中编号为838的壁画有2块，编号为8426的壁画有3(a、b、c)块，编号为8428a的壁画有2块，编号为8648的壁画有8块，编号为9023的壁画有2块，编号为8444的壁画有7块，编号为91 03的壁画有2块，编号为8886的壁画有15块，编号为8852的壁画有3块，编号为8400的壁画有4块，编号为538的壁画与编号为8647的壁画为同一壁画重复编号，编号为439的壁画实际是出自库木吐喇石窟的，其编号应为8832(MuseumDokumentation fur lndischeKunst der Verluste BandⅢ，Berlin，2002)，编号为8674的壁画是出自柏孜克里克石窟。通过上述工作，我们基本上搞清了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情况。

从几方面的统计数字可知，当年流失德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有一半毁于二战的炮火之中了。现在，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大宗仍藏在德国，还有一部分散见于东京、汉城、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巴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等地。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洞窟建筑、壁画和塑像结合而成石窟艺术，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涵义和功能。不同派属、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由于克孜尔石窟壁画被外国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窟，给整体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因此，核对落实流失国外的壁画等文物的出处与原位考证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