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必干大使

2003年3月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不安。从2004年夏至2005年初，先后发生两起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即震惊中外的“人质事件”：一次发生在2004年4月11日，7位中国公民在由约旦赴巴格达途中，在费卢杰地区被不明身份的伊武装人员扣押；另一起则发生在2005年1月18日，8名中国公民在由巴格达返约旦途中被绑架。本文讲述的是第一次“人质事件”。因事件发生在我担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复馆小组组长任内，所以我亲历了事件的全过程。

“人质事件”突发形势异常严峻

2004年4月11日晚9时许，总部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在其新闻节目中报道：有7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费卢杰地区被劫持。同时，我们使馆的两位当地雇员也在第一时间从家中打来电话，向使馆报告了这一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既震惊又茫然。当时，伊拉克的安全形势非常混乱，且日趋恶化。虽然美国前总统布什早在2003年5月1日就宣布对伊大规模战事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各种形式的抵抗、暴力、恐怖活动从未间断过，路边炸弹、汽车炸弹，甚至枪战也频繁发生。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各种暴力袭击活动平均每周达1200多次，更有不时发生的恶性爆炸事件，则让世人更为担忧。这里仅举几例。2003年8月7日，约旦驻伊使馆门楼和领事部发生爆炸，11人死亡，50多人受伤，约旦不得不关闭了使馆。2003年8月19日，联合国开发署(UNDP，实为联合国驻伊办事机构)大爆炸，整座大楼被炸毁，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使德梅洛在内的20多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我曾与德梅洛有过接触，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敬业、恪尽职守的外交官，在驻伊使团中受到颇多的赞许和尊重。我之前不久与他相约，前往拜会，不想他却不幸遇难，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次爆炸后仅10天，即8月29日，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圣城纳贾夫发生大爆炸，致82人死亡，229人受伤，什叶派领袖人物之一哈基米被炸身亡。更大的一次爆炸发生在3月2日，即“人质事件”前一个多月，什叶派另一圣城卡尔巴拉和巴格达卡兹米亚大清真寺几乎同时发生爆炸，27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一天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的“阿舒拉节”，人们正在进行集体的宗教活动，故死难人数空前，损失惨重。此外，当时针对政权高层人士的暗杀活动也时有发生。2003年9月和10两个月内，先后有两位临管会成员被害。

从约旦首都安曼到巴格达是长达1COO公里的公路，在伊境内有500多公里，这条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路”。而费卢杰、拉马迪一线正是各种抵抗、暴力活动最为频发的地区。2月11日，50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费卢杰警察局。2月23日，美军82空降师与当地武装人员交火，长达6小时。此外，该地区的抵抗组织已开始绑架人质，随之开始的所谓“斩首行动”则更加骇人听闻。遭绑架袭击者除美、英、意、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人员外，还包括埃及、俄罗斯、日本、韩国外交官在内的50余名外国人。与“人质事件”相距最近的一次发生在3月31日，当天有9名美国人在费卢杰被杀，其中4人的尸体被焚烧后挂在桥上示众，手段极残忍。在如此严峻、恐怖的形势下，已有几个驻伊使馆开始减员。

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哪一国的公民到伊拉克地区都是十分危险的。而此次的“人质事件”消息一旦确实，事态将非常严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中国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既不赞成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更未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派一兵一卒。既然“逊尼三角”地区的抵抗活动主要是针对美、英的，那为什么会抓中国人呢?当然日本、韩国等向伊派有军队，所以不排除他们误将日本人、韩国人，以及在美军服务的尼泊尔人和其他东方人当成中国人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发生，事不宜迟，人命关天。况且“人质事件”经“阿拉比亚”电视台播出后，消息会很快传遍世界各地，必然也会很快传到国内，上至中央，下至黎民百姓都急切地关注有关“人质”的准确消息。作为在伊使馆工作人员，我深知责任的重大，决定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同时着手营救工作。我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在简要分析、判断形势后，立即做出有关部署。首先，先用电话简要向国内外交部信息中心和亚非司通报人质事件。12日凌晨，我们即向部里做了正式报告。开展营救行动前，需尽快核对消息的准确性。首先，我们分头查问了在巴格达的新华社及中资公司的留守人员和其他中国人，他们均表示没有听说有中国人来巴格达。不过在伊拉克经商的陈显忠报告了一个情况，他听说国内有人将来伊拉克，但绝不是今天。于是，我们立即求助兄弟使馆。请我驻迪拜总领馆向“阿拉比亚”电视台核对“人质”消息来源的准确性。同时，请我驻约旦和叙利亚使馆核查今天是否有中国人从约伊、叙伊边界入伊。海湾战争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实施强制性全面制裁，其中包括对伊实行海、空禁运，且陆路也仅只叙、约可通，主要通道是约旦。因叙方严密控制着叙伊边界，我驻叙使馆与叙外交部有约，凡有中国人经叙入伊，应向中国驻叙使馆打招呼。叙馆很快答复我们，11日没有中国人从叙入伊。美伊战后，当时的约伊边界几乎是完全开放的，入境只有简单的登记，故我驻约使馆办公室、政治处、经商处等全力以赴，经认真查询、反复核实，李琛参赞还动用了他在约旦的朋友，终于查实：确有薛由贵、林孔明、李贵武等7位来自福建的中国人，于即日晨5点经约伊边界卡拉迈口岸入伊。约旦使馆还很快发来了7人的护照细节等资料。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消息属实。

中央高度重视外交部紧急行动

有关“人质”的消息传到北京，以胡锦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极为重视。胡锦涛主席指示，“要多方采取措施，确保我被绑架人员安全，尽最大努力营救被绑架人员”。曾庆红副主席则批示，“赶紧查找，赶紧工作，赶紧解救人质”。为落实胡主席、曾副主席指示，唐家璇国务委员指示我们，“尽全力开展营救工作，使人质早日得到自由”。

为此，外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人质事宜，决定启动应急机制，亚非、领事、新闻等有关司均成立以司长为首的应急小组。吕国增部长助理紧急召见伊拉克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希望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解救人质。12日上午，亚非司司长翟隽来电话，指示我们设法安排李肇星外长与伊外长兹巴里通电话。我即与兹巴里外长办公室联系，对方很快答复，约定下午3点通话，并给了专线电话号码，这样，可由国内直拨，并与兹巴里通话。李肇星外长在电话中强调，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对“人质事件”非常关心和重视，要求伊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人质安全，尽快将他们营救出来。兹巴

里表态积极，表示将动用一切可能手段，全力营求。亚非司李华新副司长还就人质事件在北京有选择地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

“人质事件”发生时，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很不乐观。而“人质”事关我7位同胞的人身安危，不容有任何迟疑，必须尽快全力营救。从当时的情况看，最快速有效的营救办法就是与绑架者直接谈判。可是到哪去找“谈判对手”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绑架者是谁，他们现在何处，境况如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立即确立了营救人质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全方位、多渠道，不放过任何可能有助于营救人质的可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官方、民间、舆论。这三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国于2003年7月在伊拉克组建了由25人组成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是战后伊拉克名义上的最高当局，另有若干部长组成的内阁主持日常政府工作。所谓“官方渠道”，就是得跟他们打交道。于是，我使馆工作人员开始与他们进行电话联系。同时，我还给塔拉巴尼、帕吉奇等4位主要的“临管会”成员打电话，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说他们现在外出公干。11时许，我给临管会成员、新上任的内政部长苏迈迪打电话，电话是他本人接的，我即向他报告了发生的“人质事件”，恳请他帮忙，尽快解救人质。听到这个消息，苏迈迪也非常震惊。他表示这绝非政府行为，表示将尽其所能尽快解救人质。苏迈迪还说，无论是作为“临管会”成员还是内长，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接着，我又接通了外长兹巴里的电话，是他的秘书接的，我通报了有关情况，他表示将尽快报告外长，并约好次日上班时带我去见外交部库巴次长。第二日，我见到了次长库巴，除了向他简要陈述“人质事件”外，还向他递交了使馆有关人质事件的正式照会及7名人质的护照资料。库巴表示将尽快把照会转交外长、内长和“临管会”。库巴是伊拉克前驻华大使，对我非常友好，他表示将尽全力跟踪事态发展。只可惜此人两个月后被暗杀。我出席了他的葬礼，库巴的夫人见到我在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出席她丈夫的葬礼，心情非常激动，用中文连说感谢。

在做伊官方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种种迹象表明：这起“人质事件”的肇事者，既非美、英联军，也不会是新的当权人物所指使，什叶派武装和库尔德人参与此事的可能性亦较小。在“逊尼三角”地区搞绑架、斩首活动的恰恰是活跃在该地区的逊尼派武装力量，而拉马迪、费卢杰一线最为活跃。他们组织繁多，又不相统属，故很难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更不可能与之面对面谈判。要解决问题，我们只得采用迂回战术，求助那些与参与绑架的武装组织有联系、能说得上话、并有一定影响的组织和集团，借助他们的渠道，寻求与绑架者间接对话的机会。我们从中选择了两个较有影响的政党和组织：一个是伊斯兰党，另一个是穆斯林学者协会(俗译“长老会”)。伊斯兰党主席穆赫辛还是“临管会”成员。伊斯兰党和长老会均为逊尼派组织，他们支持“逊尼三角”地区的武装抗美活动，但反对滥杀无辜，不赞成使用绑架、斩首等手段。他们在会见媒体时曾公开亮明以上观点。之前，我刚刚拜会过穆赫辛，感觉我们之间对伊当前形势、中伊关系等还有一些共同语言。12日上午，我直接与穆赫辛本人通电话，他表态积极友好，除他本人愿帮忙外，还表示将争取与长老会的兄弟们联合行动。当日上午，我还派人对长老会做了专访，他们都表示愿意帮忙。下午，伊斯兰党、长老会便联合发表声明或谈话，呼吁武装份子尽快释放7名中国人。

为了争取广泛同情和支持，在采取上述营救行动之外，我们还决定诉诸舆论。经与外交部亚非司沟通后，决定由我出面，用阿拉伯语在当地影响最大的两家电视台“阿拉比亚”和“半岛”电视台就“人质事件”发表讲话。但由于技术和时间原因，我们当时仅联系上“半岛”电视台。我在讲话中强调两国友好，讲中国人民对此事的关注，讲他们的家人非常焦虑，期盼他们尽早回家团聚等。最后呼吁：伊拉克朋友们、兄弟们，无论你们属于哪个组织、哪个派别，希望你们以中伊友谊、人道主义为重，尽快放回我们7个兄弟。“半岛”电视台晚间就播出了讲话。

经过一整天紧张的工作，4月12日晚9时许，长老会秘书长库贝希打电话通知我馆，7名中国人已被释放，人现在他们处，希望我方尽快派人将他们接回。得此消息，我们兴奋异常。“人质”终究有了下落，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们终于可以和国内的同胞交代了。然而，有一件事情令我们十分担心。在巴格达，下午6点以后至次日早上9点，被人们称做“死亡时间”，在伊的人员在这个时间段一般不会外出，如果外出就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如今，虽说“人质”已被安全释放，但仅仅是一个电话通知，人毕竟还没有见到，一旦事情有变，后果将不堪设想。权衡再三，使馆决定尽快把同胞们接回来。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派政治处主任、一秘卞志强和商务一秘王双信，在武警连长李亚光及战士苏军的护卫下前往接人。我馆伊拉克雇员穆罕默德对道路情况熟悉，即召他来开车。武警团长席拴柱在安全上做了一番布置。有两位中国记者一同前往。其余使馆工作人员不顾疲劳和辛苦，都守在驻地焦急地等待他们回来。近3个小时过去了，卞志强一行人终于安全返回。我们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13日晨，我在曼苏尔饭店见到了被营救的7位中国同胞，向他们传达了胡锦涛主席、党中央对他们的关切和慰问，他们被绑架的事件牵动全国人民的心，特别是他们的家乡、亲人，急切地盼他们早日归来。他们个个都很激动，感谢党和政府以及我驻外人员的营救，使他们得以这么快就回到祖国亲人的怀抱。

据这7位中国同胞的讲述我们了解：他们7人于11日凌晨通过约伊边境后，雇了一辆伊拉克出租车前往巴格达，偏巧在费卢杰出了车祸，有的人还因此受伤，车翻倒在路旁，无法继续前行。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又不懂外语，被撂到这异国的荒郊野外，真是走投无路。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刻等待他们的并非帮助，而是更大的危险。一群拿枪的伊拉克人乘车赶来，不分清红皂白，就把他们押上了车。武装分子还蒙上了他们的眼睛，没收了他们的身份证件和所有财物。这些怀着发财梦的中国人在进入伊拉克的第一天就成了“人质”，这是当时少有的中国人在海外被抓为人质的事件，随即造成了轰动效应。这7名中国人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前后被关押、转移了三个地方，处于无奈、恐惧和巨大的危险之中。而此时此刻，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他们的命运，我使馆人员正为营救他们而多方奔走。

精心安排善后确保万无一失

7位同胞被救出来后，对他们的安置及善后工作亦要做细、做好。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去留问题。7位同胞中，其中有几位明确表示希望

留在伊拉克。但是伊拉克当时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他们又都是普通务工人员，不懂外语，也无一技之长，再加上伊拉克本身失业率高达60％，根本无工可务。特别是经过绑架事件之后，国人关注，家人担心，故他们还是以尽快回国为宜；其次是如何回国问题。经过此事件后，很难马上再冒一次险，再问“死亡之路”，经费卢杰、拉马迪公路返回约旦。正好前不久，约旦航空公司刚刚开通安曼飞巴格达的航班，于是我们决定他们7人乘飞机经安曼回国。但由于此航线的飞机是小机型，且不是每天都飞，所以机票很紧张。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他们的护照被伊武装份子搜走后没有归还，业已宣布作废，这需要疏通关系，解决机票和登机问题。由于复馆小组尚无完全的领事授权，还需请我驻约旦使馆为他们办好必要的身份证件；第三是安置问题。我们下榻的曼苏尔饭店已接近饱和，很难为我们提供足够并相对集中的客房。此刻陈显忠自告奋勇地表示，他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求他尽力招待好这7位中国同胞，稳定人心。最后，国内的有关部门决定由福建省派人到约旦接回7名同胞。从安曼机场起飞，经曼谷直飞福建。7人于4月20日安全回到他们的家乡平潭。

4月13日，曾庆红副主席在会见外宾前对李肇星外长等人说：“非常高兴地听到我7名人质获释的消息，感谢外交部做了这件大好事，外交部打了一个漂亮仗。他们7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获救，全国人民都满意，在世界上也引起注意。在伊拉克被绑架的外国人很多，只有我们最快获释，说明我国的外交政策正确，在阿拉伯国家朋友多，得人心。这就叫‘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做这种实事比说什么都更有用。”曾还建议对有关人员予以表扬、记功。同日，外交部发来表扬电，称赞我们解了群众的难，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功，赞扬复馆小组全体人员积极贯彻胡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按照统一部署，群策群力，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为营救我被绑架人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部领导对你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特对全组同志提出表扬。李肇星部长当日也亲自打来电话，对我们慰勉有加。5月12日，经部党委批准，为我复馆小组记集体二等功一次。其实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外交部的统一部署，在第一线完成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这对每个外交战士来说，都是必须的，责无旁贷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前驻沙特、伊拉克、伊朗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