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波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李先念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主政湖北建设造福一方

解放前夕，党中央任命李先念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湖北是李先念的家乡，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主要地点之一。当时湖北刚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后，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家乡解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战争到建设的历史性过渡。

李先念首先从实际出发，团结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支援大军南下作战、剿匪反霸、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工作，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完全巩同和顺利发展。为了公开征求群众意见，了解群众疾苦，李先念专门设置了“李主席信箱”和“武昌邮局三一号信箱”，建立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他还亲自处理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对工人、农民、灾民、移民、妇女、儿童等各界群众的衣食住行以及就业、医疗、教育、婚姻等众多问题，亲自批复、督查。李先念格外注意树立共产党和新政府执政为民的崭新形象。他教育湖北的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1952年2月，李先念又兼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在此期间，他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领导武汉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使武汉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他正确处理了当时武汉市党内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稳定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情绪，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在领导全市“三反”、“五反”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原则，受到中央的肯定。

李先念同志一贯重视水利工作，把水利看作是农业的基本问题。1952年，他亲自指挥修建了湖北第一个中型水库——麻城大坳水库，基本解决了丘陵、山区人民吃水、种田问题，为这些地区农业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同年4月，在中央的关怀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他带领30万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成功兴建了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的防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这项惠民工程在战胜1954年的大洪水，保障江汉平原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央主管财经治国功臣

由于领导湖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显著，1954年夏，李先念被调到中央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并且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1962年4月，李先念又兼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从1954年到1980年，李先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长达26年，兼任财政部长长达22年，协助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赞誉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领导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

起初，长期从事军事斗争的李先念对参与领导全国的经济建设不是很熟悉。但是凭着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踏实稳健的工作作风，以及在湖北积累的领导地方经济建设经验，他很快熟悉了经济工作的基本脉络。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李先念提出了关于当时经济建设的总体思路，即国家财政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极提倡增产节约，挖掘资金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实现财政、信贷的收支平衡，确保包括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内的资金需要。他高度重视发展城乡贸易，扩大商品流通，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保障城市和工矿区的商品供应。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李先念及时提出建议，在工农业产品货源已为国营经济掌握的情况下，城市要允许私营零售商继续经营，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售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农产品。1956年，李先念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对冒进的意见，坚持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在“大跃进”中，很多虚假数字和现象迷惑了不少干部，李先念始终坚持以清醒的头脑，分析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在财政上的反映。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虚假现象和浮夸风，提出了6条具体调整措施，因此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积极参与调整国民经济的领导工作。他负责统一指挥粮油棉的突击调运，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粮食管理，提出增加粮食进口和减少征购，为安排人民生活，渡过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就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提出6条措施。李先念还积极支持刘少奇等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正确意见，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主持起草了控制货币发行和控制财政管理的两个决定，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文革”中坚定立场中流砥柱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袭来，全国的政治、经济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对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此期间，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坚持立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67年1月和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李先念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严重冲击。但是他并没有被极“左”势力吓到，仍然尽可能地做挽救工作，尽量减少由于动乱造成的损失。

李先念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也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69年4月，党的九大上，李先念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抓经济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李先念忍辱负重，日夜操劳，尽最大努力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协助周恩来总理“苦撑危局”。他心系人民群众，千方百计组织恢复生产，解决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甚至连妇女、儿童用品，诸如针头、发卡、玩具等，也记挂在心。“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抓住时机，积极组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他筹划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等工程的建设。在坚持自力更生方

针的同时，他大力支持成功引进的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等在内的大型生产项目，对加强我国工业基础，加快国家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李先念作为副总理，坚决支持邓小平抓整顿。他把国务院各主要部门的负责同志拔来，要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帮助邓小平做召开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和邓小平一起，在周恩来病床前决定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人选。邓小平抓整顿铁路、钢铁的会议，就是李先念主持的。在这两次会上，李先念在邓小平讲话后，专门讲了反对派性、落实政策的问题，每次邓小平讲话之后，李先念都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李先念的大力配合下，邓小平抓整顿工作很快就见了成效。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反党集团有了穷途末日的感觉，他们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时刻，李先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频繁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坚决站在华国锋同志一边，支持华国锋的工作。而华国锋也把李先念视为政治上的知己，多次和他商量彻底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让李先念找叶剑英确定粉碎“四人帮”的大政方针。李先念由此当起了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的“联络员”，帮助华国锋和叶剑英传达具体的意见措施。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紧要历史关头，李先念无私无畏，挺身而出，积极参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表现了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

投身经济建设改革先导

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先念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以后，李先念和党内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完全赞同并一贯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李先念支持邓小平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观点，并一如既往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9年3月，李先念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领导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他提出要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力量；在加强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改革计划、财政、物资、内外贸易和企业管理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大胆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他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努力克服“左”的倾向。李先念还亲自指导了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的建设和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支持把宝钢建成。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新宪法颁布后当选的第一位共和国主席。他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参与了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亲自指导率先在蛇口设立经济特区，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试点，为此后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提供了重要经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李先念和邓小平、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从党的事业发展角度出发，这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商议，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是他们的退休请求遭到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是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党的十三大结束后，李先念和邓小平、陈云一起，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一线。

由于还不能“全退”，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在此期间，他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坚决支持刚刚形成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他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倡导和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鼓励他们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李先念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他十分关心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为了促进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倡导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并且亲自担任名誉会长。

李先念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仍然十分关心水利建设。兴建三峡水利工程一直是他的梦想。他坚信兴建三峡水利工程会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变水患为水利。他先后多次去实地考察，听取专家的汇报，力促尽快上马。他参与领导了修建长汀三峡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水电站，为三峡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即使在患病住院期间，他也在关注着三峡工程论证的情况，当得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后，他非常高兴，动情地对身边的人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也是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

长期为革命事业操劳使得李先念的身体很不好。1992年6月21日，离83岁生日还有两天的李先念在北京溘然长逝。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中央的讣告发表后，人们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大家以各种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43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先念始终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健康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