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已近土崩瓦解。随着锦州、长春两座城市的先后解放，迫使国民党军队残兵败将龟缩沈阳。面临东北败局，蒋介石曾几次亲临沈阳，为惊恐万状的驻沈守军打气，并气急败坏地命令城防司令周福成：将重要设施拆迁和破坏掉，“切不可资敌”。

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118号的沈阳电报大楼与当时的《中央日报》社、美国新闻处隔街相望，而当年的沈阳电报大楼不仅收发电报，还是市内和长途电话的业务枢纽。当时楼中的电讯设备也十分先进，包括东北国民党军界电讯的中枢也要经过此处。因此，在沈阳解放前夕，电报大楼无疑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害部门。于是，我党地工人员和地下武装同企图炸楼的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沈阳电报大楼保卫战。

为保全沈阳电报大楼，中共沈阳市委城工部及时派遣刘忠俊、曹达同志住进了位于电报大楼后院两层小灰楼的46号宿舍。该宿舍是我党地工人员、沈阳电信局机务站技工杨景文同志的家。在他家里安有一台电话，可随时与外界联系，并了解外边瞬息万变的形势。党组织决定，将杨景文家作为保卫沈阳电报大楼的指挥总部。

杨景文参加革命之初是要求去解放区的，后来，经刘忠俊同志的几次说服，他和机务站的另一位郑德勤同志才留了下来，并成为电信局的地下骨干。通过他们的工作，又先后发展了测量台的任传利，长途台的胡香婷、刘玉琴、刘玉芝和机务站的田垦、陈珊等七八位骨干，从而使电信局要害部门都有了自己的人，进行分别控制，做好一切防止敌人破坏的准备。

10月25日，从隐蔽在第三青年中学的葛民那里传来情报：沈阳军警督察处的特务透露，守城的国民党军准备在最后将电报大楼炸毁。还有消息说，国民党军要把电信局里的重要设备拆卸运走。

当天夜里，刘忠俊在杨景文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分析认为：敌人完全有可能“狗急跳墙”。电报大楼是传递信息的大动脉，保卫它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经研究决定，确定要害部位的骨干人员要立即进入战斗岗位，带领群众坚守，防止破坏，严密清查出入人员。刘忠俊说，既然敌人要武装破坏，我们也只有进行武装保卫，动用由我地下党领导掌握的一支地下武装——沈阳市警察总队第四中队，实施与敌斗争，誓死保卫电报大楼。

会议一结束，刘忠俊便立即给四中队打电话，通知中队长于雷，分队长谭锦铎两位地工同志马上到指挥总部。于雷来到指挥总部，根据指挥总部的决定，他向刘忠俊同志保证说：“你放心，我保证随叫随到。”这时，有的同志建议说，为防止指挥总部出现意外，应当有武器保卫安全。于雷同志马上说：“立即派人把武器送来。”随后，从四中队很快送来八九套警察制服和三只手枪。指挥总部的同志立即穿上了国民党的警察服装，大模大样地走出指挥总部，把《约法八章》等文件、传单贴到国民党城防司令部附近的木牌上。

10月29日，正在我地工人员积极准备保卫电报大楼时，突然听说沈阳警察局局长毛文佐弃职而逃，由警察总队长华明武代理警察局长。刘忠俊和于雷分析了形势，认为无论从保卫电报大楼方面看，还是从巷战的方面看，都有必要争取华明武。沈阳警察总队下辖11个中队，15c0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如能争取过来，将对我们极为有利。但如何去说服华明武是个关键。于雷虽然和华明武是上下级，但关系一般，难以说通。怎么办呢?于雷想来想去，对刘忠俊说：“情急所迫，只好借助解放军即将解放沈阳，和华明武进行一次‘单刀赴会式的谈判……”

当时，刘忠俊和于雷还做了这样的分析：华明武是东北人，原先是张学良部下，还是个老东北军。他属于失意派，并不怎么忠于党国。因此，我们对华应晓以大义，指明出路，他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刘忠俊同时也做了环的估计，万一华明武反动顽固，将我俩击毙，那也甘愿牺牲。临行前，刘忠俊把一切后事部向曹达等同志做了交代。随后，刘忠俊和于雷来到警察总队。由于雷引导，两人径直走进了局长室。当时，室内只有一个秘书陪伴华明武。于雷开门见山：“华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共产党派来的地工负责人——莱茵。”“莱茵”是刘忠俊做地工时的代号。华明武闻听一愣，用疑惑的目光将刘忠俊从上到下，仔细打第一番。这时，面对感到惊异的华明武，刘忠俊沉稳地问道：“事先我向你发过《约法八章》，想必收到了吧?”原来，在前些日子，我党地下组织曾向沈阳的国民党军警各界头头分别去函，让他们按《约法八章》，选择一条新生之路。华明武稍镇定下来，低声说：“看到了。”“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大兵压境!”刘忠俊追问道。华明武看看于雷，又看看秘书，缓慢地反问道：“你们要我做什么?”刘忠俊看华明武正决心难下，便明确告诉他说：“我们要你率部投降，为自己将来找一条出路。……你能立功，我们还会给你奖赏。”华明武听刘忠俊这么一讲，脸上露出喜色，立即表态说：“解放军进城，我们警察总队不打。”这次谈判真是意想不到的顺利。华明武从此不断同于雷联系。

11月1日这天，刘忠俊指挥总部几个同志刚研究地下武装问题，闻听前院一声枪响，接着任传利急匆匆地跑进屋来，告诉刘忠俊等指挥总部的同志，说今天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早晨，任传利一上班，只见电信局正门营业大厅门口，站着两个国民党兵岗哨，并且有几个国民党兵举枪威吓两个被叫做“八路探子”的人。这时，在门前巡查的杨景文走到任传利身边，耳语道：“国民党五十三军教导团来了一个连，情势不妙，赶紧告诉老刘(即刘忠俊)，做好准备。”任传利转身绕到后院，不想，走进楼门，刚上楼梯，后面便跟来一个国民党兵，突然喊：“下来!”任传利心想：如果我不下去，怕是对指挥部不利。下去，我有电信局身份证，可以应付

正在国民党兵对任传利搜身时，杨景文随后也来了，那个国民党兵喊：“你也过来!”

杨景文身上带着武器，心想：我不能过去让敌人搜身。于是，便趁敌人的一个空隙，转身向第二栋楼后猛跑。那个国民党兵举枪就射，第一枪没打着。接着又开第二枪，不想是个臭子，没有响。杨景文便乘机翻墙逃脱。

指挥总部的几个人分析认为：肯定是敌人要来炸毁电报大楼。并判断，由于任、杨二人在宿舍楼发生事故，敌人有可能来搜索。刘忠俊决定立即将屋里的文件、传单和自行印刷的上盖有“辽宁城工部”字样和编号号码的通行臂章隐藏在地板下面。同时，由最有作战经验的张文山同志指挥曹达、田新两人(他们三人都有手枪)各自选好掩护墙角，迎击前来搜查的敌人。

正在这紧急时刻，电话铃响了起来，刘忠俊遂拿起电话，一听是于雷打来的。说，杨景文已经跑到他那里去了，一切平安。但因杨景文行动不便，于雷自告奋勇，只身冒险去大北关，保护安设在那里的电信局发报台。话还没有说完，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