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道坚

在大量楚文物面世以前，人们对楚艺术的了解，只能是通过《楚辞》中那些瑰丽的描写所激发的艺术想象，至于《楚辞·招魂》篇里那些“内崇楚国之美”的令人神往的诗句，如：

“高堂邃字，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帐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它们所铺陈的，究竟是一些怎样的场景和图像，我们都不甚了了。因为那是我们的想象怎么也无法具体描绘出来的。只是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安徽、湖南、河南尤其是湖北等地出土了越来越多的楚文物之后，我们才得以目睹上古时期中国南方艺术奇异而丰富的传统。从而对楚的视觉艺术样式与风格面貌，有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

应该说，这种强烈而深刻的印象是世界范围的。在海外，亚瑟·华利(Waley)的《中国绘画导论》(1923年，伦敦)最先指出楚文化在中国古代艺术创造与想象力方面具有领导地位。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在《楚辞——南方之歌》(1959年，牛津)中指出，当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去进一步了解楚文化的伟大及楚国的噩运时，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楚辞中一部分早期诗歌所描写的景象，并不是孤立不可解的文学表现，而是一种极为精彩的文化表现(参见英国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台北南天书局，p57)。1972年，新西兰汉学家诺埃尔·巴纳德(Noel Barnard)进一步敏感地指出：真正的楚文化以其独创的形式从各个方面表现自己。巴纳德认为楚国的漆器、木刻艺术、木工技艺、器具与房屋建筑等，相对于古代世界的其它地方，已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他还指出了一些源于楚国的艺术基调，即他称之为“钩佩与环饰”的地方样式等(参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外国社会科学选译》，1981年第1－2期)。

在巴纳德作出上述论断以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楚的故地又接二连三牵四扯五地有了许多惊人的考古发现。尽管已出土的一系列精美的楚文物，与尚在地下未被发掘出来的楚艺术宝藏相比，数量微不足道，却也足以展示楚这个奇迹的艺术王国无比旖旎的艺术风貌。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供断言无论在中国艺术史还是在世界艺术史上，楚艺术都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于一些无法说清的历史机缘，这么多杰出的楚艺术品在被埋没了两千多年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些重见天日的楚艺术品使我们得以窥见上古时期人类心智和精神的一种十分独特的艺术显现。从这意义上讲，楚艺术不唯明显区别于中国东周时期北方地区的艺术，也是与人类在古代世界所有杰出的艺术创造，与早于它的古代埃及艺术、巴比伦艺术，以及与它大致同期的希腊艺术，稍后的罗马艺术相互辉映的。

楚艺术既不像古代埃及艺术那样，让芸芸众生战战兢兢匍伏在至高无上的神的脚下，也不像古希腊艺术那样重视表现个别具体对象独特轮廓，那样拘泥于得之直接观察的对象形体特征。楚艺术瑰丽流畅、情感外露、富于抽象形式美感的风格，是体现为“人神交融”方式的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艺术写照。它的独特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达观的生命态度，源于他们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以及对神秘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

以前讲中国商周时期的艺术，主要是青铜器艺术。现在看来，楚在漆器、丝绸、雕刻和绘画无不闪耀着夺目的艺术光彩。它们制作精彩，巧夺天工，表现出中国古代追求美的理想的工匠艺术家们卓越的创造能力和仿佛是无穷尽的才思机智。虽然以漆器、丝绸比青铜器艺术，有物质媒材的不同所导致的一些艺术形态与风格上的差异，但作为人的审美感觉的物态显现，作为表现为艺术符号的艺术感觉，楚艺术与同期中原地区各诸侯国艺术的不同风格样式(包括对不同物质媒材的选择和利用)，主要应是由文化上的不同特质所造成的。即使是以青铜器比青铜器，楚的青铜器艺术至迟在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之间也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春秋中期即已出现考古学界称之为升鼎和于鼎的两类楚式鼎，到春秋中晚期更有一些具有较显著的楚风格的铜礼器流行，如盏、球形敦、兽首提粱盉、环钮夔足盘等。而在春秋中晚期之际便已有杰出成就的楚的多层透雕与熔模法铸造相结合的青铜工艺，到了战国时期则不唯作风别致，其制作技艺之超群绝伦，也简直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鬼斧神工地步。

虽然从已出土的文物看，楚文化在青铜器方面有相当杰出的表现，但相比之下，楚艺术的特色和成就，应该说还是以在漆器、丝绸、小型绘画与小型雕刻等方面显示得更为充分，已见实物的楚绘画，除4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先后出土的两幅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驭龙图》，以及出土更早一些的楚帛书上的神怪图像外，还包括些精彩的漆画作品。丝绸上的众多图案花纹可以说是特殊材质的绘画。而在楚艺术中占有很大比例的漆器，则是兼有雕刻与绘画两种造型因素的综合艺术样式。

在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隐藏着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楚艺术史应当是这种极有意义的文化探讨的重要对象。

从楚漆器、楚丝绸以及楚的一些其它材质和样式的艺术品上，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那些在地底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木雕漆绘的艺术品，至今依然闪耀着令人目眩神秘的异彩。流失的光阴，不但没有使它们蒙上尘垢，反倒使它们越发显得璀璨夺目。与我们已经熟悉的许多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相比较，它们显然洋溢着更多青春的气息，更多飞扬的神采和更多虎虎的生气。似乎更能在我们心灵深处激起层层波澜，是我们得到某种不可言喻的审美享受和某种激越奋发的精神力量，仿佛它们也是一个和我们共时的存在(参见拙著《对想象力的伟大召唤》，《美术》，1983年第3期)。

与漆器上的彩绘纹饰一样，楚丝绸艺术品也以其变化多端的各种龙凤形象纹样，把楚艺术的造型意识和审美追求，把古代楚人的生活理想从又一个侧面生动地展示出来。那些经历弥漫的飞凤和蟠龙，既非对大自然的单纯模仿，也不单纯是自我的艺术表现，而应该说是一系列自由生命形象的创造。

虽然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和“情感的符号”，楚漆器、楚丝绸上的各种艺术图式或符号，可能是远古图腾意识、神话观念的孑遗，也可能是某种神秘狂热的原始宗教情感的宣泄，但它们穿透无始无终、无边无际，似乎是循环往复却又生生不已的历史和心理时空所展示的，首先并非是它们曾经有过的象征意蕴和观念内容。这些楚艺术图式符号所首先展示的，是生命的自由精神，是体现在艺术中的自由生命本身。这是楚艺术能让我们最先直观把握的感性特征，也是它为我们创造的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今天看来，楚的漆器和丝绸上那些流变着的鸟纹、云纹、气象纹和动物纹，可以说直接就是人的活跃的生命机能的尽情发挥。它们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充

满着运动和力量的美。

楚漆器上的纹饰，虽然也渊源于商周青铜器、玉石器上的那些兽面纹、龙凤纹、云雷纹，却已摒弃了商周器物中以兽面纹、龙凤纹为主体，以细密规则的云雷回纹为底的，威严狰狞的程式化作风，而代之以一种活泼洒脱得多的新风格。楚先民大胆支配传统和再造传统的智慧由此可见：新风格的产生乃是将传统怪兽、龙凤形象肢解打散，予以变形，再重新根据装饰、表现或象征的需求组合起来，造成全新的艺术境界和神韵。

综观整个商周时期的艺术，那些雄踞于青铜礼器之上达数百年之久、象征着奴隶主贵族的威严和权势，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饕餮兽面纹的解体，其耳、目、口、鼻分离演化为互不相属的几何形花纹，从而失去它那不可一世的雄风——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反映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所有诸侯国的青铜器艺术之中。但直至战国时期的一些青铜器装饰花纹中，饕餮兽面纹的形象尽管已经声势全非，却依然形容宛在，仿佛是一个不散的阴魂。

只是在楚漆器与丝绸的新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中，我们才能完全看到一种彻底驱散阴霾之后的云蒸霞蔚气象。

楚漆器、丝绸等艺术品所展示的是一种在辽阔深邃空间里的运动和力量的美。它源于楚人所特具的不碍于物，不滞于心，无拘束，无挂碍的“流观”审美关照方式，体现着一种富于想象，充满生命激情，发扬踔厉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精神。

楚艺术所体现的这种崇尚生命的运动与活力，强烈向往自由的文化精神，是上古时代北方同期文化中所相对缺乏，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中所相对被压抑了的一种精神。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从本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土了大批楚艺术遗物之后，世界看到了一种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艺术中那些寓动于静、以静制动、冷漠超然、高蹈远引的艺术表现绝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时，才会产生极大的惊讶。英国艺术史学者苏立文(Michael Sulivan)甚至说：“看了这些遗物，我们不禁会想到如果纪元前223年的战争，胜利者不是西方野蛮的泰国，而是有高度文化与自由思想的楚国，那么中国文化又将是何种面目?”

可见，楚文化之所以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和重视，除了它那独特的魅力，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外，还因为它代表了华夏民族文化中被两千多年的历史沉积物所掩盖了的一种传统和一种精神——楚骚、楚韵传统及其所体现的积极进取、发扬踔厉的文化精神。

楚艺术在充分展示它奇玮谲诡的风貌的同时，也暗示着它深不可测的意蕴。它是一座宏伟的艺术殿堂，也是一汪包罗宏富的意义海洋。

大量楚文化遗物的出土，不仅为楚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开辟了中国美术史这一学科中的一块新的研究领域，也使我们能有把握地预见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是因为，楚艺术的重见天日，它的独特的风格样式和还有待我们深入揭示与阐释的文化内涵，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未为人知的一些方面，也为中国古代各个时期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统。

楚艺术使我们发现中国美术史是包容许多方面的历史，而对其中的一些方面，我们至今还明显地缺乏认识，我们心目中的传统只不过是一个破碎的或片面的传统。而且我们惯用的一些解释艺术作品的方法，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性。至少，我们还缺乏视觉样式史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发展纯视觉方面的理论。就这方面而言，楚艺术提供了许多别具一格的视觉样式，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代楚人的艺术追求倾向，同时也凸现着中国艺术在上古时期的一些观察特性和艺术感觉。不言而喻，中国艺术的精神不只表现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绘画之中，也同样表现在先秦时期包括楚国在内的，各诸侯国的毒铜器、玉石器以及漆器、丝绸等带有装饰性的实用艺术之中。因此，致力于从楚艺术独特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中，去确认那些尚未被我们发现的中国艺术的观察特性和艺术感觉，以扩展我们对中国艺术传统的认识，加深我们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就应当是艺术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总而言之，楚艺术研究的视角当然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应该从神话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诸角度——切入。毫无疑问，艺术史研究必须借助上述各方面研究的具体成果，将它们综合为自己的广角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