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明 尹 宁

摘要：共和前期，严格的道德规范将罗马公民塑造成为勤劳的农民、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官员，从而建立起横跨三大洲的罗马帝国。我们将从古罗马的农民、官员两个方面论述古罗马公民的职业道德。

关键词：共和前期；古罗马；农民；官吏；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5-0038-04

恩格斯说：“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从罗马建城到共和初期，罗马的农民和官员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行为和规范。

一

农业是罗马人最早和最普遍的职业。弗兰克曾就共和前期的人口、职业与阶级构成比例作过一些推测，他认为，公元前508年，罗马人口约13万，而其中将近一半是农村劳动者(约5万人)。罗马人极为重视农业，认为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获得财富的最好手段，连最早的绰号也来自农业。如“家名普鲁姆努斯是给为磨坊发明用杵的人的，皮索的绰号来自磨谷物。还有法比乌斯、伦杜鲁斯和西塞罗，这些名字都出自他们各自擅长耕作的不同豆科植物。朱尼乌斯家族的一位成员所以得到布布尔库斯这一绰号，是由于其精通管理耕牛。在神圣的礼仪中也有一些与农业有关。例如在举行最神圣的共食婚仪式时，新娘就得送上1块由斯佩尔特小麦做的糕饼。”对农业的重视也反映在宗教上，“由于早期的意大利人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他们所奉神灵和设供拜神的祭日大多与农业生产有关，农田播种、收获之日以及其他农时，往往就是祭神节日。”

从罗马建城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罗马实际上就是一个由众多自由小农组成的小部族，“面积近400平方英里，人口肯定不超过15万，几乎全部散居在乡间，分为17个区域或农业部落。大多数家庭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和一处小房子，父子在一起居住和工作，大多数耕种谷物，间或在一条条的地上种葡萄和橄榄。在附近公地上放牧几头牛，衣服和简单农具都是在家里自制的。”据古罗马史料，罗马“王政时代”有七个王，而“包括罗慕洛斯在内的前四个因出身农民被称为‘农民王。他们奠定了罗马民族的国家基础。”由公元前5世纪以后到公元前3世纪，随着对外征服的顺利进行，罗马的面积迅速扩大，但其经济生活的基础仍然是农业经济，居民们仍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上至元老下至普通公民全都得到田间工作。田间工作对于贵族来说不仅是必须甚至成为了一种乐趣，西塞罗曾写下了《务农真是其乐无穷》一文，认为它是“最适合于理想中的贤哲生活”。当然，对大部分罗马人来说，耕种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一件多么诗情画意的事情，他必须根据时令的变化勤劳的耕作才能有所收获。因此，农民的首要特点便是勤劳。

“不懈地劳作”是农夫的命运。古罗马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必须遵循季节规律勤勤恳恳的劳作才能有所收获，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下层奴隶都得到田间地头耕种田地或挖掘排水渠。劳动光荣的观念在罗马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在赞扬一个好人时，就称赞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到这样称赞的人，就被认为受到了最大的称赞。而且，“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生于农民之中。(农民的)利益来得最清廉，最稳妥，最不为人所嫉妒。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绝不心怀恶念。”

在罗马早期，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并不是奴隶，而是公民自己，上至元老下至普通公民都得亲躬农事。以至于每当需要进行国事讨论的时候，都得派遣使者去农村召集他们。公元前458年，罗马遭到埃魁人入侵，为了抵御外敌，执政官昆提乌斯被选为独裁官。当元老院派人通知他时，他正在耕地，接到命令后，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农活奔赴沙场，仅用了16天就打败了入侵之敌，之后就立即解甲归田。昆提乌斯因此被恩格斯赞誉为“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忘我精神的榜样。”又如，在公元前282年、278年两度担任执政官的盖约·法布里奇乌斯在战胜皮洛士之后，仍然回乡务农，耕种他七犹格的份地。

勤于耕作的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尊敬，阿庇安在《罗马史》中就称赞昆·马喜阿斯“虽然年已六十，笨重而肥胖，但是在劳动方面，是第一流的。”而荒废土地的人则受到人们的谴责。据普林尼记载：那些对田地疏于耕耘的公民常常会受到监察官的审理和指责。如果有人任其土地荒芜而不予足够重视；如果有人既不耕耘土地也不对之除草；如果有人忽略其果园或葡萄园，那么这些行为将不能不受惩罚。监察官将处理此事，他将使这些人降低至公民的最低等级。同样每位罗马骑士若喂养不善，使马匹骨瘦如柴，也将被指控为impolitia(意为轻忽)。这种淳朴的劳动观念直到罗马帝国前期一直保留着，人们以依靠勤劳的双手赚得的财产为荣。贺拉斯曾说：“我虽然并不富有，但是却可以夸耀微薄而可靠的财产，哪怕是一丁点儿财产，也可以令我感到满足，如果有更好的命运可以使我发迹，那么我便会高声说：‘只有那些将收入建立在肥沃土地上的人，才是世间幸福和明智的人。”在勤劳耕作的同时，古罗马人也非常重视经验的积累，他们将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庄经营管理的经验编写成书供后人学习，如：加图、瓦罗和科路美拉就各自撰写了同名著作《论农业》。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某些思想和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参考和启发作用。

罗马人对农业如此重视不只是因为农业乃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同时也是出于公民强身健体、保卫国家的需要。正如瓦罗在《论农业》中所说的，“只要他们保持这一习惯，便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即通过耕种而使他们的土地丰产；同时他们可以保持自己身体的强壮，而无需希腊人的城市体育馆。”罗马的勤劳不仅使自己能够自给自足，而且锻炼了自己的体格和意志，为罗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维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国家更伟大，纯粹或被更好地赋予高贵的先例，没有任何国家像我们一样长久地致力于保持自身的自由而不沉溺于贪财和奢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个地方像我们一样崇尚简朴而简单的生活。”虽然作为一个试图以复兴传统道德来教化世人的历史学家来说，他的话不免有所夸张，但在古代罗马，人们确实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以此为荣。

罗马城邦建立之初，生产力水平低下，公民中贫富差别不大，人们的穿着和居所都很简朴。罗马人传统的衣服比较简单，只有一袍一衣即托袈袍和短袖内衣。吃的食物也很简单，早餐是面包和乳酪，午餐加些肉、面包和少量的酒，晚餐较为丰富，但也只是蛋、豆、鱼和蔬菜之类的常见食物。传统罗马人的住宅一般是简陋的方形小院子，靠街的墙开一道门，其余的墙壁连窗户都没有。在这种崇尚简朴的生活环境中，豪华的衣服、家具受到人们的憎恶。即使元老在议事厅中坐的也是硬木凳。后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贫富差距增大，于是塞尔维乌斯通过改革根据财富的多少来分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尽管如此，公民中崇尚清贫、节俭的风气很浓厚，“不论在家里还是战场上，都培养美德；到处都表现出

最大的和谐，人们几乎不知道贪欲为何物。”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公民还是奴隶，都必须参与劳动，甚至与奴隶同吃同住。据说，老加图就经常在服役期间与传令兵吃同样的食物，在他的田庄中，尽管他列他的奴隶很严厉，但他与雇农一起吃饭，吃同样的面包、喝同样的酒，而他的妻子在一边照顾他自己和奴隶的孩子。直至布匿战争时期，罗马人的生活依然很简朴，“当迦太基的使者从罗马回来时，曾告诉同事.罗马元老之间的关系之密切超乎所有想象，一套银器就足够全部元老院的元老用，不管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出现的都是那同一套银器。”此言虽不无讽刺之意，或许也有些夸大其词，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罗马人的生活仍然是非常简朴的，奢侈品的使用非常罕见。

贪图享受、生活奢侈对罗马人来说是非常恶劣的行径，常常受到人们的指责，甚至会遭到法律的制裁。马蒂阿曾经指责他的一个熟人，因为他穿着鲜红和紫色的华丽衣服，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只要穿白色的托加袍和颜色庄重的外衣就可以了。”公元前181年，加图说服元老院通过一项法律，对精致马车、香水、丝绸服装，以及受过较多教育的奴隶等外国奢侈品课收重税。

二

罗马自古以来就有贵族和平民的划分。据李维记载，罗马建城之后，罗慕路斯从世系久远的家族中挑选了100人，组成元老院。这些人就是最初的贵族。后来罗马的第三代国王图鲁斯在征服阿尔巴之后，公民人数翻了一番，凯利乌斯山被扩进城，因此，图鲁斯从阿尔巴人中选择了一部分阿尔巴人的首领作为元老，以使国家的这一部分也会发展。老塔克文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又增选了一百人为元老，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较小家族的”。于是，元老院有了300名元老。元老的地位极高，从写在旗帜和政府官邸上的罗马共和国的四个缩写符号——SPQR(表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就可以看到，元老院的字母合法地放在人民的字母之前，表明了元老院的超然地位。罗马共和前期，贵族享有种种特权，“自从公元前509年废除王政建立共和制以来，罗马的政治大权便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政府的公职、神职和决策机关元老院都清一色由贵族垄断。……平民处于受排挤、压迫和歧视的地位。”从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开始，平民与贵族开展了为争取自身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采取不合作、“集体撤退”的方式迫使贵族让步。经过两百年来平民向贵族争取权利的斗争，这种“特权”已近普遍化，制定了成文法、允许平民与贵族通婚、允许平民担任国家最高官职等等。这样一来，担任国家公职的公民是罗马共和国中公认的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且在民众中享有高度道德声誉的人。他们是传统的代言人，而坚持传统的重要内容就是维持自古流传的传统道德。因此，在道德方面，官员(尤其是元老)也是公民的典范。瓦勒里乌斯23岁便被任命为执政官，他对他的士兵说道：“执政官一职是‘对德行的奖赏，不是对血统的回报。”

如果说希腊人是喜欢沉思的哲学家，那么罗马人便是彻底的政治动物，美德的最高标准是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共和国利益结合在一起，人生成功的标志是“职务、声望、美德、荣誉和与生俱有的天才”，拒绝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人将会使自己蒙受耻辱。总而言之，真正的罗马人应该具有这样的抱负：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好的雄辩家、最勇敢的将军，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好最伟大的事务，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元老，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最著名的人物。这样一来，罗马人将政治与道德紧紧结合在一起。

波里比阿强调：“在其他国家，要找不到侵吞公共财物的人绝非易事，相比之下，罗马有关文献记载却清楚地表明，在他们之中找一个犯这类错误的人相当困难。”作为一个希腊人能给罗马官员如此之高的评价，可见，廉洁是当时罗马官员的突出品质。

罗马共和时期，官员任职没有报酬，与之相连的是荣誉。正是因为对名誉的重视，罗马人比其他民族更能长久的保持廉洁。许多杰出的官员，因此名垂青史。如，李维在《建城以来史》中就记载了担任过4次执政官的普布利乌斯·瓦列利乌斯的事迹。公元前503年，普布利乌斯与世长辞，“但是他经济拮据，缺少殡葬费用，因此用公费殡葬了他。”每位罗马男子都为葬礼献出一个夸尔塔利乌斯。西塞罗在《论义务》中说道：“担任行政职务的人首先必须注意：每个人都应当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不能打着国家的旗号侵犯平民百姓的财产权。”共和初期，罗马的社会风尚如此淳朴，以至当时甚至没有惩罚侵吞公款的特别法律。

罗马人的传统道德根深蒂固，使得罗马人在对待金钱的诱惑时能始终保持清醒。罗马共和早期一直处于不断的对外战争中，虽然也曾遭遇过失败，但总的来说胜多败少，所以罗马才能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战争带给罗马人民的最直接的利益便是战利品。罗马的将领面对如此多的诱惑，却始终能保持清廉。西塞罗曾经说过：“当保卢斯攫获马其顿的全部财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时，他把这么多的钱财全部上缴国库。其中只要一个将军的战利品就能够抵将来罗马全部的财产税，但他带回家去的，除了不朽的荣誉外，什么也没有”。曾担任执政官的曼尼利乌斯·库里乌斯在战胜萨莫奈人、萨宾人和皮洛士之后，仍然回到乡间过着简朴的生活，萨莫奈人曾用黄金贿赂他，被他严词拒绝，他说：“在我看来，拥有黄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统治拥有黄金的人才了不起。”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由此可见，廉洁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啊，自由!这本是每一个罗马人的悦耳之声!啊，这是罗马公民的神圣权利。”西塞罗强调：“不言而喻，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全部历史都是朝着摆脱奴役，通往自由的方向前进。而罗马官员(尤其是罗马贵族)是维护共和国及人民自由最为坚定的力量。

罗马建城之初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可是就算在王政时期，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也能起到一定作用，“罗马公民按照罗慕洛斯制定的制度，在公民大会或元老院里行使民主权利，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务，‘王只在战争、祭祀等重大活动时起到组织、领导作用。”然而，王政后期，出现了“高傲者”塔克文的暴政，他和他的妻子用阴谋与暴力夺取了王位，剥夺元老院的权利，奴役人民。因此，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将塔克文赶下台，反塔克文政变的口号是争取自由。在国王统治了200多年后，罗马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此后，罗马人近乎病态地憎恨‘国王一词，无论何时提起，都会引起他们的畏惧和厌恶。”获得自由的罗马人小心、谨慎地保护着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就政治制度方面来看，国王被废黜后，人们任命了两位执政官管理国家事务，为了防止类似于国王的暴政的再次发生，于是将罗马执政官的任期限制为一年，并通过法令规定“对他们的决定有上诉权，并且如果没有人民的命令，他们不能对—个罗马公民处以死刑。”虽然执政官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也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

积极听取元老院的意见。“执政官(商讨者)之取名是因为他们总得征询人民和元老院的意见；或更如阿西乌斯在他的《布鲁图斯》一文中所说：‘让建议正确者为执政官。”

为了保卫得来不易的共和及自由，任何意图谋反、恢复王制、危害人民自由的人都是不能饶恕的。据说，布鲁图为了平安地躲过暴君们的残忍计谋，曾经长期装痴作傻，人们就将布鲁图这个外号送给他，后来这竟成了他的名字。在驱逐国王之后，布鲁图定下一个献祭的日子，要求议员们都在献祭大会上起誓决不向塔克文家族妥协或者投降，一定竭尽全力为保卫自由而战。然而，国王并没有就此作罢，妄图利用城内的青年人进行复辟，其中包括布鲁图的儿子提图斯和提贝里乌斯。布鲁图审问过两个儿子之后，立刻让随从官执行法律，“扯去他们的长袍，反绑起他们的双手，用棍棒笞挞他们全身。其他的人对这个惨象都目不忍睹，据说，做父亲的却既没有挪开视线，也没有让分毫怜悯软化他严峻的怒颜，始终注视着对自己儿子的惩罚，直到随从官把他们撂倒在地，用斧子割下他们的脑袋。”最后，布鲁图本人也在抵抗国王、保卫共和国的战争中牺牲。布鲁图被罗马人视为“自由之父”，布鲁图的名字成为共和国和自由的代名词。因此，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布鲁图对国家的贡献甚至要大于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因为罗慕路斯为罗马人民贡献的是城邦的躯体，而布鲁图则赋予罗马以灵魂，他不仅是共和国的创立者，同时也是共和国的有力的保护者。

之后，罗马官员将维护共和与自由视为自己的责任，所作所为都以维护共和、自由为先。如布鲁图的继任者瓦勒里乌斯，当他听说人们认为他的行为越轨的时候，他立即召集了一大批工人，趁着黑夜，拆毁了自己的房屋，将其移为平地。从此，瓦勒里乌斯就寄居在友人家中，直到人们给他建造另一座比以前住宅简朴得多的房子。他以谦恭和悦的态度对待人民，废除了侍从官束棒上的斧头，并且当他到会场时，侍从官的束棒都要朝着人民大众倾斜低垂，着重表明了民主的威严。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治理，并尊敬地称呼他为普布利科拉(意思是人民敬爱的人)。

政治文明是关系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的大事，而罗马官员高度的道德责任感首先为罗马公民树立了道德典范，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政治的清明为罗马的发展消弭了内患，为国家的稳定、和谐提供了条件。

(责任编校：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