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放

我从事文学批评的经历，大约已过了半个世纪，发表的评论文章有五六百篇。我的“评龄”应起于1954年，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电影评论《鸡毛信》的征文。那时我读初中三年级，常写些“报屁股”文章，只是想出名，别无目的，以后又从事专业研究。我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文坛往事，不堪回首，风波乍起，恍如昨日。

我的前三十年，走过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共同经历的道路，“反右”、“大跃进”、“文革”。但由于我从事的职业的特殊性，常常要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翻跟斗。我单位有位老评论家，曾向我们发牢骚说，我们这些人不是人。我们把昨日写的文章和今天写的文章剪下来粘贴在一起，你会发现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昨天左一撇子，今天右一撇子，那还叫人吗？前几年我读《废都》，常把自己与书中“四大文化名人”对号，我发现“庄之蝶就是我”。他自称著名作家，写出了什么作品呢？他跟我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那种精神文化，政治文化，那种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废人”。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标题是《来世不当批评家》。可人生没有来世，我这一辈子就只有认命了。

2000年退休之前，我为自己编选了一部文学评论集：《浪漫的思潮——20年文学观念之嬗变》。该书选入论文50篇，结果按年代统计，前三十年，我写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入选。为此，我感到很悲哀，说明我的前三十年是白过了，白活了。我人生中的这个分界线，恰好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同一年。那时，如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和我的朋友们欣喜若狂，如饥似渴地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检讨过去，认识到我从事文艺批评几十年的教训，关键就在于没有“实事求是”。当年，我怀着沸腾的热血，以圣洁的虔诚，写出的那许多文章，有多少是“实事求是”的呢？我们把文艺批评纳入“斗争哲学”的轨道，充任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晴雨表，我们曾经制造了那么多“论”，如“现实主义深化论”、“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等；制造了那么多“重放的鲜花”，损害了文艺批评的信誉和形像，读者把批评家称做“带枪的人”。我们否定了和批判了那么多不该否定和批判的东西。还有，错误的理论把创作引向歧途的教训等等。一种“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使我有勇气去面对现实。

三中全会之后，我写第一篇文章就是研究“作家自我”。在当时这是一个有极大风险的问题。一次创作会上，我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发了言，有的赞成，也有人反对。会后还有人私下打听我是不是共产党员。言外之意是指责我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没有党性原则”。当时报刊都在批评“自我表现说”，我在会上大谈“自我”，岂不是要顶风上。果不其然，我的发言稿从会议出的专刊上撤了下来。在我们长期形成的观念中，中国人只有“大我”，没有“小我”；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大我”是集体主义；“小我”是个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文艺创作中多年不准谈“我”，或者只讲“大我”的理论，使许多有独创性的作家和诗人，丧失了自己的风格，甚至有的还从文学史上除了名。诗人张志民，有一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文艺界存在一种“病”的临床表现，“就是忌讳谈‘我”。①

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用实践检验自己，下决心重新学习，认真读书。过去在学校里，我是历年历届的优等生，可我读的都是经过“消毒”的教科书，听过的都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报告。我的理想原来是当一个像赵树理那样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到头来不仅小说没写成，甚至连一篇生动活泼的文章也没写出来。我这是“读书过万卷，下笔如有绳”。三中全会以后，我结合我的研究，解放思想，坚持自学。我找来《现代西方哲学》阅读，又专门从书店买回费西特的《人的使命》，浏览柏格森、萨特等人的著作，又重新学习马列著作中关于“人”的论述。我发现过去我们曾被极左思潮的云雾蒙住了眼睛；学习马列，采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是断章取义，用其所需。比如，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这种特殊性，使人“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②我想既然马克思说了，“我”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存在物”，我就应该面对现实。当时文艺界讲“拨乱反正”，我弄不懂“正”在哪里？路在何方？是不是越过“文革”回到十七年就“反正”了？但是忌讳谈“我”，只讲“大我”的理论，在十七年就盛行了。显然，不能回到十七年。我坚持我的研究把文章写出来，在《北方论丛》1983年第4期发表了，标题是《论作家自我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可是，不久一个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在刊物审查摸底中，把我的文章作为“嫌犯”搂了上来，差一点儿被抓了“自由化”的典型。幸好，就在这一年，我的论文在《新华文摘》10期上给予转载，才救了我的驾。

三十年过去，回过头来认识，这篇文章是指引我人生道路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开端，它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艺批评，更包含了我自己对人生领悟的一次升华。我出身佃农贫农家庭，在解放前的旧社会当过流浪儿和童工，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源于解放的新社会。感恩的火焰，已将我融于时代和人民之中。“反右”前十七岁的我，一直被新生活的鲜花和歌声包围着。可就在我高中即将毕业之时，学校遵照上级通知，在全省高中、中师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通知中说，“大学生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中学审查不严混进去的”，“有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这是应该记住的教训”。③这次教育运动，实际是一次“模拟反右”的演习。在一次团支部会上我突然遭到批判，大字报贴在黑板上，我的罪名是“附和右派‘党天下的言论”。虽然我躲过了“戴帽”一劫，但“材料”装进了档案，一夜之间我成了有“政治问题”的人。

“两个自我”在我身上纠缠不清。“真实自我”是我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凭着朴素的直觉，我看到自己一向尊敬的老师，突然成了阶级敌人，看到处处放“高产卫星”所糊弄的虚假，看到校园外漫延的饥饿和狂热。我远在农村的父亲，也在这场吃大锅饭的饥饿中饿死了。可是，我头脑中还有一个“符号自我”说，上级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右派言论”，你必须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回想我的前三十年，曾经参与过的那些“发热浮夸的大合唱”，总是难以忘怀；回想我曾写过的那些，为政治服务的遵命文章，也常怀愧疚之心。我也常想，要不是有前三十年那段特殊的经历，我认识不到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坚持“真我”的必要性，也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给我带来的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三中全会之后，我写的第二篇文章是给“写中间人物”平反。1964年当我还是一名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的时候，就从《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编辑部撰写的《“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的长篇大批判文章中，知道了文艺界有“写中间人物”一说；同时还读到《文艺报》编辑部提供大家批判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材料”历数“十五年来资产阶级‘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五大罪行”。《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所加发的“编者按”，又把这一问题上升到“关系文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文革”中“四人帮”拿起我们制造的“写中间人物”的这根棍子，横扫文艺界，造成文坛百花凋零的悲剧，惨不忍睹，冤死的好人和好作家，绝不只是邵荃麟和赵树理两个。后来在“文革文学”和“样板戏”创作中出现的“三突出”模式和写“高大全”超级英雄人物，都与此次批判有关。“四人帮”垮台后把这一切都推给林彪、江青一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

1979年4月12日，我化名易佳言以《写中间人物“何罪之有”？》为题，在《黑龙江日报》发表了为“写中间人物”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当时三中全会刚过，乍暖还寒，人们远未能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我听到反映说：“这不是要否定我们当年的批判吗？”认为当年批判有理，是我们文艺界自己搞的，不能否定。

研究这个问题，我手中没有第一手资料。我三次进京，请朋友《文学评论》的编辑王信先生帮助，从中国作协弄到大连小说会议记录，包括邵荃麟副主席在会上的两次发言。另一长篇论文在1979年初写出来了，标题是：《“中间人物论”必须彻底推倒》发表于《学习与探索》1979年创刊号，后收入“文集”时，改名为《20年沉冤终昭雪——为“大连小说会议”平反》。那时对文艺界来说，我还是一个局外人，发表的文章犹如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社会怎么评说不得而知，但我最感欣慰的是，北京召开邵荃麟同志追悼会时，给我这个不相识的作者寄来的那份唁电和邀请函。

三中全会以后，我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关于“大跃进”民歌的研究。我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搜集点民歌”，并且指出“中国新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或在今天，对发展新诗的方向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没有想到一个单纯文学问题，在毛泽东的一句话之后，立刻形成一场政治运动，并且同“大跃进”的政治路线结合了起来。

我当时作为中文系的大学生，也被派到乡下去搜集民歌。我所知道的农民，对创作民歌根本无任何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公共食堂什么时候开饭，如何吃饱自己的肚子。但为了完成每天要上报给公社的民歌创作指标，下去搜集民歌的人，自然就成了弄虚作假、捉刀代笔的“枪手”。据《星星》诗刊1958年12月份统计，仅一个四川省一年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就有三千七百二十三种之多，印数多得无法计数，单是一个三百多人的叙永县鱼凫乡五星社就创作诗歌四万多首。

我所看见的另一个现实是：成千上万的农民都在挨饿，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可带着袖标的征粮队，进到农民家中把粮食都搜走了不准在家起火，强迫统一吃大锅饭。公社组织的搜铁队，强行把农民家中的铁锅、铁铲、铁工具、门锁都搜去炼铁了，我没有看到全民炼钢的“土高炉”炼出了铁水。可是歌颂大炼钢铁的民歌首首都是“钢花怒放，铁水奔流”，“滚滚钢水像海洋”，“搬来东海盛不下”。我还看到歌颂粮食大丰收的民歌铺天盖地，有的还写得相当有“艺术”。如一首产自四川郫县的民歌说：“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殊知，这种“密又浓”的水稻，是从几十亩稻田中，将成熟的稻子拔来，塞在一块田里的。由于塞得太密，在炽热的阳光下稻穗发了芽，没得办法，只好在田坎四周架上风车，向稻子的缝隙里鼓风。像这样弄虚作假的奇迹，居然写成了诗，作为民歌的样板，选进了《红旗歌谣》。有周扬为之作序，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说，这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④“两结合”的典范。还有著名诗人、评论家出来吹捧，进行艺术分析，说这一个“‘弹字用得很有力量”，并誉为“是用夸张来表现，今年粮食丰收的民歌珍品”。

我耳闻目睹的这些真实情况，埋在我心里几十年不敢讲，因为毛泽东是我翻身解放的大恩人，再加上一九五七年高中毕业前的那场“模拟反右”对我的“教育”，我学乖了，领会了说真话的“下场”与说假话的“好处”。我看到全社会的“聪明人”都是这样干的，组织上、学校老师也都是这样教育我的。我学会了“听话”，如果要反其意而为之，吃亏就在眼前。例如当年与我同系的一名三年级学生，化名红百灵，为参加《星星》诗刊组织的“关于诗歌下放问题”的讨论，写了两篇文章。他认为“把目前民歌看成是我国当代不可逾越诗的顶峰是不能成立的”，主张“让多种风格的诗去接受检验”，主张“各种能歌唱我们时代的歌手，都应排成大队来歌唱我们一代的战斗和建设乐章”。⑤同时，他希望民歌“不能成为滥流、要健康地发展下去”。应该说红百灵的意见是语重心长的，非常正确的。可惜正确的意见，却遭到了一个省委的宣传部长亲自组织的批判和围攻。这位部长还亲临我们学校作报告，点名批判红百灵。他还大发诗兴举一首民歌说：“田中秧苗绿成行/阳雀才叫快栽秧/自己落后不检讨/洋洋得意唱旧腔”，借此批判红百灵同学落后于时代，“实质上是知识分子要在诗歌战线争正统，争领导权”。此后我的这位同学结局非常悲惨，他毕业后被遣送回到老家农村监督改造，找不到工作。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还精神恍惚地跑去北京，要找周扬给他平反。

1980年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一次“中国诗会”在南宁召开。我得到通知，连夜赶写了一篇论文赴会，标题是《‘大跃进民歌与新诗道路》。与会代表百余人，集中了中国第一流诗人、作家与著名学者教授，因为有三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会议开得十分活跃，会上会下都畅所欲言。我鼓起勇气，把自己文章的观点也在会上作了介绍。我的自我感觉认为，我这篇论文是从实际出发的，讲的是真话，没有讲假话。虽然也有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但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各抒己见，使我真的感到了我们曾经制定的“双百”方针，盼望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文艺的春天来了。

这篇论文选入了会议出版的论文集，很快又在《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刊登出来。一石激起千重浪。我文章的观点、内容，在几大媒体引起强烈反响。首先是《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刊登了该论文的“学术提要”；其次，《解放日报》1980年7月29日以《“大跃进民歌”是浮夸风的传声筒》为题介绍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新闻战线》1980年9月号以《“大跃进”民歌给新诗带来消极影响》为题，摘编介绍本文观点；本文又被人大报刊付印资料全文转载。有不同观点的人也在《民间文学》发表文章与我“商榷”。我写了回应文章《“大跃进”民歌再评价》。《民间文学》在发表此文时加《编者按》说：“希望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讨论持续一年多。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动态组，发表了《1958年新民歌运动再评价问题讨论综述》，我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同仁的认同。有不同观点，也可心无芥蒂地互相交流，再也不怕“打棍子，戴帽子，揪辫子”了。过去我曾经为自己写文章订下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在每篇文章中必须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掩饰自己免遭“五子登科”的伤害。

上述三篇文章的写作是我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的实践。从此，也使我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思想品质，必须是人民立场，坚持真理，讲真话，不讲假话。真话不一定都正确，但它是经过自己头脑讲出来的，即使挨了批判，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好从中获得对真理的认识。我抱着一种从实践中去寻找真理的态度，敏锐地去关注学术前沿中的一些新问题，同时认为，大凡有争论的问题，都有某种研究价值。后三十年，我的文章的选题都坚持从创作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去探索新问题。比如“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关于文学创作中的“主义”与“文化”问题，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派，关于“文学大逃亡”与“轰动效应”说，关于“文学守成思潮”，关于文学上的“方法年”与“寻根热”，关于文学创新的尺度，“全球化”与中国文学问题等等。

回想上世纪80年代，那也是一个火热年华，激情岁月。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从“朦胧诗”到“后现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天”，在众声喧哗，吹吹打打的热闹中，我和我的文友，难友、诤友们，畅谈学术，多音齐鸣，争论不休，那是何等的潇洒和浪漫啊！我把我的文集命名为《浪漫的思潮》⑥，那是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纪念那段不可忘却的记忆。对于读者那是历史的回声，也许，还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当代文学曾经走过的充满艰辛和曲折的路。

引文注译：

①张志民：《从“我”谈起》载《文学：回忆与思考》241页。

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3页。

③李临雅：《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记1958年成都市高中生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载《炎黄春秋》2008年7期。

④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年6月创刊号。

⑤红百灵：《我对诗歌下放的补充意见》载《星星》1958年9月号。

⑥《浪漫的思潮——20年文学观念之嬗变》，200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10届优秀成果表彰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006年11月颁发，又获第五届“黑龙江省文艺奖二等奖”。本书收入2007年《中国文学年鉴》“论著评介”列第二名等。

作者简介：彭放，四川南充人，1937年生，1963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教师，公务员，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川师大外事学院客座专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

发表文章五六百篇。出版著作有《文学人才学》（专著）、《彭放文论选》（专著）、《浪漫的思潮——20年文学观念之嬗变》（专著）、《黑龙江作家论》（专著合作）、《北大荒文学艺术》（专著合作）、《灵感之迷》（编著）、《黑龙江作家评论集》（专著合作）、《黑龙江文学通史》（全四卷）（主编专著合作）、《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大型资料工具书）（主编合作）等。

责任编辑 晨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