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丽

杨五本来不姓杨，只因刚生下不久，算命先生说，要改姓过继给别人，才能养活。他娘便为他拜了个干大，这干大姓杨，已有四个子女，于是杨五就成了他的小名。

杨家在我家屋后山坡坎上，曾是富甲一方的地主。站在我家院子里往山湾里一望，几十间的瓦房和一油坊，都曾是他家的祖业。解放时被打倒了，房子、土地、油坊全被政府分给贫下中农了。升学、当兵、招工乃至相亲，只要一听说是地主，那就说啥都不行了，别的条件再好也白搭。和别人吵架准被骂作“地主”，久了，也不敢和别人吵了。杨五家的房子是搭在邻家墙上的几间偏房，斜斜的、矮矮的，完全看不出主人当年的显赫。

杨五的干大早已过世，据说断气时只留下一句话：“千万莫再置家业了。”这个可怜的老人在土改时曾被戴上尖尖的纸糊的高帽子，上书几个大字：“打倒恶霸地主”。还被反揪起双肘，按下脑袋，押着游街，所到之处村民都以土块投掷、口痰唾之。更有甚者拳脚相加，落下了直不起腰的老毛病。虽说总算捡了一条命，比起那些当时就被镇压（枪毙）的地主来，已属万幸。老人想不通：自己的家业也是靠祖祖辈辈勤扒苦做攒下来的，雇人做工也是给了工钱的，咋的一下子变成了恶霸呢？几时欺负过别人哦？都是这些家产惹的祸啊！要不也不会被打成地主，几辈子都抬不起头了。想不通归想不通，日子还得过，从此变得少言寡语。在我的印象里，老人很和气，也很可怜。每日一早，就见他穿着蓝布长衫，弓着背喘着气，咳嗽着，牵了一只黑山羊，往山坡上走。把黑山羊牵到草多草嫩的山坡上拴好，便坐下来喘喘气，然后咳嗽着回家。到太阳下山时，老人慢慢挪着步子把又老又瘦的山羊牵回来。忽一日，没见那老人了，听大人说，咳死了。现在看来是肺病，无钱去治。死个老人很正常，家里人并没有太多的悲痛，反正粮食不够吃，少一个吃闲饭的不是还好过些吗？老人被草草下葬，我看见他被埋在冰冷的泥土下面，上面只堆起一个小小的土包，连木牌也没立一块，更莫说墓碑了。和当年威风八面富足阔绰的情景实在联系不起来。我替他感到很冷、很凄凉，一看到坟包就躲得远远的，害怕那个冰冷黑暗的世界：埋在里面，不是连那些漂亮的小雀鸟的歌声也听不到了吗？实在是一件很令我害怕的事情！

杨五生性好动，喜好武术，川剧里的武生是他经常模仿的对象，一大早就在山坡扯着嗓门颤巍巍地唱道：“家院，拿酒来……”声音高亢入耳，拖得长长的。家院即家仆，难不成他还在遥想当年的富贵荣华？他跟县川剧团跑过一阵，还会打响器，会几段川腔，一个人在草地上又跳又滚，总是穿着一身运动衫，手臂上和腿上有两条杠那种，很是令我们羡慕。杨五长我十多岁，我们家几个孩子全把他们家弟兄唤作“叔叔”。因为我家是外来户，全家跟随我父亲从川西平原转业到现在这个村子附近的煤矿，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一时没配口粮，只得就近找个生产队落户，于是我家成了杨五的邻居。我们一家生怕本地人找茬欺负，凡事总是小心翼翼，对人总是和气谦恭。

那杨五很是特别，长得精精瘦瘦，不高不矮，没肉的脸上五官倒还端正，就是一双眼睛过分灵活，总是转来转去，不知他心里在琢磨些啥东西。只见他整日里穿一身红色运动衫，不是吼川腔，就是像猴子似的又跳又滚，从未见他干活。有一次我从坡上割了一背篓草回家，路过他家坎下，他热情地招呼我：“三妹，背那么多草啊，累不累啊？”我没好气地答他：“当然累了，杨五叔叔，还是你清闲啊，不用干活！”他说：“那么辛苦干啥子嘛？挣得再多的家产说不定啥时候又被没收了！没得意思，还不如过清闲点好。”

地里是看不见杨五的，只要是热闹好耍的地方都能看到他。比如赶场，集镇逢二、五、八赶场，许多商贩和村民汇集到镇上或买或卖，交换商品。杨五空着两手既不买也不卖，这里坐坐，那里瞧瞧，不到太阳落山，人烟散尽，是不会回家的。也不知道他去哪里混饭吃，他脸上总挂着一副谦恭的媚笑。见了人，熟的，不熟的，总先和你打招呼。或许，看在他的笑脸的份上，总会有人赏他一碗面条吃吧？村子里有的办酒席，做寿娶亲什么的，绝对不会少了他。帮忙干些杂活，或打打响器，凑热闹并且可以混个酒足饭饱。在人们眼里，杨五就是一个混吃混喝、好吃懒做的无赖，除了我们家的孩子尊他一声杨五叔叔，村里其余老少皆唤他“杨五”，很有些不屑的味道。

杨五家门前有一棵大桃树，每年春天花满枝头，璨若云彩。夏初就见果实累累压弯枝条，那红红的桃子歪着嘴朝我们微笑，这样的景象煞是令人向往，实在让我们垂涎不已。母亲告诫我们：“莫去人家果树下走，免得招人嫌，妈给你们多种几棵果树，以后结的果子比他家还多些。”

有一日，杨五远远地向我招手：“三妹，过来，小四，快过来！”小四是我弟弟，姐弟俩总是形影不离，年纪相差一岁多，个头也相仿。小四还显得壮些，那个瘦瘦的有着一张尖尖瓜子脸和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娃就是我了。待我和小四走近，杨五瞧瞧四下无人（若邻人看见，叫别人吃又舍不得），拿出一个瓦盆，飞快地从树上拣又大又红的桃子摘了装满，把我俩姐弟唤到他屋里坐下，拿水洗洗满盆的桃子，那美味的果子就随我们大吃大嚼了，那滋味是很脆很甜的，永远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我们家每次买煤炭，总要他家弟兄帮忙，因我们孩子尚小，整车煤很难搬回家。公路没修到家门口，只能把煤卸在离家几百米外的马路边，用箩筐一担一担挑回来。母亲煮腊肉炒花生，请杨五家兄弟帮忙挑回家，并招待他们酒足饭饱。末了，送给他们一人一担煤炭挑回去，落得两家都高兴；杨五的弟弟八娃相亲时向母亲借父亲的毛呢中山装，毛呢中山装在那时是很稀罕的，母亲不肯借，见杨五和上面两个哥哥都没娶到媳妇，就狠狠心咬牙借了出去，当然是背着我父亲。一次又一次，待八娃快娶亲时，父亲终于发现了秘密：那毛呢中山装，我父亲并没舍得穿几回，咋的袖口和后背全磨毛了呢？那时相亲用背篼装上满满的礼物背在背上走很远的山路，极少有汽车可搭乘。有一次八娃来还衣裳正好撞到父亲轮休在家，待八娃走后，父母大吵一架，母亲分辩说：“邻里邻居，就算做好事嘛，那么凶做啥子哟！”父亲不再吭声儿。

八娃终于娶媳妇了！新娘子叫唐春芳，长得壮噜噜的，倒也不丑。可这新娘常闹些笑话。有一次，大伙一排溜十几个人在田里插秧，新娘子朝八娃开腔了：“八娃，昨晚我明明穿了腰裤睡觉的，咋的早上醒来不见呢？是你脱的吗？”“八娃，昨晚好像大哥在我侧边睡，你睡哪去了？”八娃气得脸发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伙哄笑开了：“八娃，你家四兄弟搭伙一个婆娘啊！”至此，整个村子都晓得了这个天大的秘密。杨五一家除了杨五，其他人总是低头走路，小声说话。

八娃的女人也很是争气，来年就生了个儿娃子，过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娃，一双儿女倒也敦实可爱，不管咋样总是他家的种，总有一线希望了吧！

几年后，商店、餐馆等一天天多了起来，年轻人从家里走出去，到外面打工，帮小饭店洗碗、端盘子啦，去杂货店帮忙卖东西啦，都是可以挣到现钱的。

杨五的弟媳，也就是八娃的女人——全家唯一的媳妇唐春芳，当时的她还不到三十岁，虽谈不上啥姿色，倒也有几分风韵，单凭那圆滚滚的箩篼屁股和一对胀鼓鼓几乎撑破衣裳的大奶子，就足以让一些人把持不住的。唐春芳不甘于脸朝黄土背朝天，背太阳过西山。在别人的介绍下来到一家路边饭店打起了临时工。我已经去到县城念中学，突然回乡见到她时，几乎惊讶得叫起来：一身鲜艳的衣裳，带拉链的那种，还故意把链子拉得很低，露出红色小背心，显得胸脯异常饱满，肩上挎个时尚包包。更让我掉眼镜的是她嘴巴上抹了口红，艳得无法形容，脸上红得极不正常，活像猴子屁股，似乎还画了眉，她很开心地唤我：“三妹！回来啦，好久没看到你哟，长高咧！”我局促得不敢仔细看她：这个女人已然全不是那个扛着锄头挑着粪桶的农村妇女了！

我实在太惊讶了！

听母亲说，杨五的弟媳，越来越少回家，在外面干起了见不得人的营生，她有个很响的外号：“唐五块”。意为只要肯给五块钱，就可让人随心所欲了！杨五的兄弟们去了那家饭店，找到了“唐五块”。木讷的八娃啥话也说不出，还是杨五劝道：“弟妹，你为啥做出这等没脸没皮的事？屋里头也不是缺你吃，少你穿！回去吧，啥也莫说了！”“唐五块”不肯回，骂道：“在屋里头伺候你几个？还不如在这里挣钱实在！反正我已经这个样子了！”杨五横下一条心，用绳子捆了“唐五块”回家，绑在院坝里大树上，连晚上也不放下来，让她喂蚊子。“唐五块”一声又一声凄厉地喊叫引起邻家大娘的同情，悄悄把她放了。这次逃走后，便再不见踪影，听说捎信回来要离婚。几个儿女也无娘照管，破衣烂衫，脏不成样。

四个光棍没了女人，衣裳也无人缝补，饭菜也只能胡乱做点来吃，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

终于，杨五又探听到了“唐五块”的下落。可怜的妇人被捉回来时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听母亲讲，脸上都是血。这回被绑在院坝里的大树上，剥得精光。杨五还扬言要挑她的脚筋，八娃念及夫妻情分终未下手。到了半夜忽听“唐五块”惊恐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杨五要强奸我啦！八娃，快点啊……”此事是若干年后才听我母亲说起，可那女人惊恐的叫唤声分明还在我的耳边震荡﹗令我的心一阵阵发紧……我愤怒地吼向母亲:“你为啥不报警！为啥不报警嘛？”母亲呐呐道：“人家屋头的家事，再说那么多人都没管，连村长都听到了，那么大声叫唤，哪家听不到啊？我要多管闲事以后遭人家报复咋办?”

“唐五块”至死不回头，死也要离婚，杨五一家也无办法，不能真闹出人命来啊！只得任由她领了一双儿女回了娘家。最后，竟真的离了婚，这是我们村第一对离婚的夫妻！

家里唯一的女人走了，杨五依然是逍遥自在，依然吼川腔，依然翻跟斗。遇上有好看的女娃，比如我们村漂亮的民办老师，他也有胆厚着脸皮像苍蝇逐臭似的整日追随人家左右，或不时拿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时令的水果送给漂亮老师，或者在傍晚时分拿出一把二胡拉出呜呜咽咽的声腔。也许那女教师还真动过心……女教师没过多久调走了，杨五的恋情无果而终。

杨五的大哥采娃已经四十出头，好心的媒婆在收了比平常要大出许多的红包之后，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已经做了外婆的寡妇，做上门女婿去了，据说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二哥水姑也依此法被另一个老女人招去做了上门女婿。

八娃不见了影子，听说上外省打工去了，又有人说寻他女人去了，一切不得而知，也无人去打听。

听母亲说，没吃的，杨五趁收割季节的黑夜里去人家地里偷麦子，偷挖红薯。且邻人总会丢只鸡、少只鸭，骂一骂也就算了，心里知道是谁干的，却不敢说出来，怕被偷得更厉害！

还可以偶尔听见杨五的川腔响起，如果连续几日未听见，大伙便担心地互问：“杨五会不会饿死在屋里头了？”

后来，我母亲被接到城里去了，杨五一家的事越来越模糊了。

不知杨五还在吗？

还在吼他最爱的川腔吗？

作者简介：朱丽，生于70年代，四川人，现定居东莞。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发表过散文。本文为小说处女作。

责任编辑 何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