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篓子”

“贾大篓子”，是个绰号。他姓贾，名字我不便于披露，因为他在我的家乡可是大有名气的。这么说吧，五十岁开外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他大名的。但是，知道他这个绰号的，仅限于我初中时代的同学而已。

一九六○年，我在家乡新华小学三年级念书。他随父母从山东迁移过来，转学分到了我们班。那天早上，他背着黄书包一走进教室，就把我们逗乐了。他的个头不高，精瘦的，细脖子，大脑壳，头发焦黄、稀疏，大眼睛，大鼻头，长相跟电影《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差不离儿，不用化妆就可以当三毛的模仿秀。老师向我们介绍他时，他站在教室前边，也许是怕羞的缘故，笑得很不自然，嘴角一咧一咧，身子晃来晃去，还下意识地用手挠了挠头皮。下课时，他从书包里掏出揉皱了的连环画册《铁道游击队》给我们看，立刻跟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在课堂上，他总好举手回答老师提的问题，而且每次都能对答如流。他回答问题时，总好晃动他那个硕大的脑袋，好像一晃就把答案晃出来了。上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两个同年级重新分班，他被分到一班，我被分到二班。只有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他在操场上玩耍的身影。

后来，我考进了家乡一中，听亲自给我送入学通知书的小学校长说，这届全县有几千名考生，平均考分八十五分以上才能进到这所省重点中学念书。报到那天，我一走进教室，一眼便看见了他。他晃着大脑袋冲我笑，我也冲他笑。我们六·二班只考上了我一个，他们六·一班考上了三个，那两个分在了初一·二班。我俩在初一·一班，自然格外亲近。

上了初中，课程一下增加了五六科，特别是有难学的俄语，弄得我们很紧张。他却满不在乎，晃着大脑袋悠哉游哉，学的课程当堂就消化了。尤其是俄语，念过能诵，过目不忘，因此当了俄语课代表。期中考试，他的各科成绩都名列班级前三名之内。大家说他的聪明就在于他有个大脑袋，能装，像个大篓子。从此，我们就叫他“贾大篓子”了。

“贾大篓子”的记忆力确实惊人。毕业之后，每当同学聚会时，他还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学号来，然后点名，从一号点到最末的五十一号，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按学号点名，成了他在我们同学聚会上的保留节目。同学们见面谈起他来，都说他太可惜了，要不是“文革”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前途给耽误了，他手掐把拿地考上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不是外交官就是翻译家。

然而，这个本应该坐在外交官或翻译家位置上的他，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下乡插队落户当了农民。后来，进了外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再后来，回到家乡进了商业科当了科员。他凭着非凡的记忆力，把全县商业系统的营销、利润等数字记得滚瓜烂熟，成了商业科的“活报表”，自然受到商业科领导的赏识。当全国大力提倡培养年轻干部时，他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第一个当上了商业科党委委员。不久，就担任了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那时候，肉、蛋、禽、烟、酒、糖等，都凭票供应。他掌管肉类大权，是个令人羡慕的肥缺。他却从来不拿手中的权力做交易，但他也不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干部。他有极强的同情心，经常在被打动的情况下，给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批条子。听说，曾有位不相识的老太找到他，说儿媳妇给她生了孙子没奶吃，想买几斤猪手给儿媳熬汤来催奶，苦于没有猪肉票。他大笔一挥批了十斤，老太感动得要给他跪下。后来，他又调到石油公司当了“一把手”，这也是个肥缺。他在这两个单位工作期间，不知不觉地交了无数朋友，他总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人缘好极了。他的朋友，白道上的有，黑道上的也有，大家敬重他的为人，甚至把他的威望传得很神。晚上走夜道，一旦被人劫了，只要报上他的名号，说我跟贾某人是朋友，立刻就会化险为夷。这种传言，很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可他没有这种警惕性，拿谁都当朋友。后来，石油公司归地区管了，公司升格了，他却降格了，成了公司的一般干部。他还是乐乐呵呵的，有求必应。其实，他连“一般干部”也不是了，按现行的干部政策来衡量，公司的“干部”已不是公务员了。没多久，公司办公室人员整顿，他歇菜了。不给开工资，连社保工资也没有，因为他还没到六十岁。好在他的子女多，大妮、二妮，大柱、二柱，都成家了，一家给他点儿，就够他和老伴活了。

有人替他惋惜，说他当官的机遇没利用好，要是会利用的话，看他当年的发展势头，他能当上商业科科长，甚至副县长。还有人说，他就是被酒给耽误了。的确，他真能喝酒，年轻的时候一顿喝个一斤白酒跟玩儿似的。他喝啤酒，用嘴叼瓶，一口气喝干仅用七秒钟。由于长期叼瓶的缘故，他的两颗前门牙和相对的两颗下牙均已破损了。现在，他的手总是不自觉地抖动，就是因为喝酒喝的。子女埋怨他没正事儿，埋怨也晚了。

下来了，他也闲不住。家乡的红白事，只要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办的，往往喜事请他当司仪，白事请他当“阴阳先生”。他只是帮忙，分文不取。用他的话说：“咱不以赢利为目的。”完事之后，只要主人供顿酒喝就“哈拉绍”。他记忆力好，学啥一看就会。办喜事当司仪，他肚子里有一套一套的喜嗑儿，还善于临场发挥，口才一般人赶不上。办白事当“阴阳先生”，他有阴阳先生全套本领。听说他还会写“拘魂马”，小孩惊吓打蔫了，找他给写个“拘魂马”，黑天趁小孩睡着时，在孩子头上把“拘魂马”烧了，第二天小孩就活蹦乱跳了，这显然是把他的本领神话了。但大家都承认，他确实是个大篓子，里边装的东西真多。我倒觉得，他装更多的是真诚。

“邓秀才”

我认识他，是在一九六三年全县小学应届毕业生优秀代表大会上。听完教委领导报告，分组讨论时，我俩分到了一个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毛愣，好动，闯荡，思维敏捷。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学生，大家互相不认识，不免都有些腼腆。组长按照大会的安排，让他在小组会上介绍他的先进事迹。他没有忸怩，侃侃而谈。原来，他在铁路小学念书，一次在放学路上，捡到了一块手表，罗马表，是名牌，这对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捡到了“狗头金”，但他连犹豫也没犹豫，马上跑回学校交给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老师。他说的，不像我叙述得这么简单，把路边的景物啊，捡到手表的心理状态呀，往学校跑的动作呀，说得活灵活现。我听得入迷了，临散会时，忘问了他的名字，感到很遗憾。不久，我考进了家乡一中，分到初一·一班。报到那天，我在教室里的一群新生中惊喜地见到了他，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邓宪方。他家是山东人，五十年代逃荒过来的。

一次放学后，他领我到他家去玩。我们这个县城，以铁道划界，分为铁道东和铁道西。铁道东是贫民区，大多住的是外来户，都没有固定职业。铁道西是繁华区，县委、县政府、商店、医院、工厂、学校、本地居民住宅区等等都在这边。铁道西有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叫正阳街，铁道西第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为头道街。以下依次类推，共分为八道街。我们中学校园坐落在第八道街头上。从学校到他家得从八道街走到头道街，然后登上飞架铁路东西两侧的铁桥，我们叫它“天桥”。从“天桥”上过去，就是火车站，过了火车站广场，在东南角上有十几间低矮的土坯房，往里走，第一家就是他家。不大的小院，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砖头、酒瓶、纸壳、干树枝，窗下有个煤仓子，煤已经见底了。屋里是土坯炕，炕上铺着用秫秸皮编的炕席，早已磨破了，现出许多窟窿。屋地有个破桌子，木桌面七裂八半。他的几个姐姐和妹妹都没在家，只有慈眉善目的娘坐在炕上打袼褙——把破布头抹上浆糊粘在面板上，一层层地粘，晒干后揭下来，用来纳鞋底儿。他爹在小车队，赶小马车拉脚，每天很晚才回家。

入学不久，学校向我们新生进行阶级教育，班主任老师不知怎么知道了邓宪方家在万恶的旧社会苦大仇深，便把他娘请来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我只记得他娘说，他爹年轻时在山东关里家吃不上穿不上，没办法只好走街串巷耍猴卖艺。新训练的猴子，有时不听话，就得用鞭子抽。有一回把猴子抽急眼了，把他爹的一只耳朵咬掉半拉……那时，我们年龄小，听到猴子咬主人耳朵怪可笑的，都忍不住笑了。一场严肃的忆苦思甜会就这样被我们的无知给搅了。

他虽然家境不好，但他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成绩优秀，尤其是作文，写得大气、奔放，几乎篇篇都成为语文老师在作文讲评课上必读的范文。他写作文有个习惯，提起笔来，刷刷刷，十分神速地写出开头，然后过目一遍，若不满意，咔嚓，就把这页纸撕掉，填进嘴里，一边嚼着一边重写。一篇作文的开头，总要这样反复几次。当他感到满意了，便在纸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他的字，写得很侉，东倒西歪，缺胳膊少腿，这是他写字速度跟不上他的思维所致。有的同学开玩笑，说他的字是英文字母。他写的作文，一般不修改，一勺成。他没有仔细推敲的习惯。

班主任是我们语文老师，他组织我们班几个作文尖子生办壁报，起名叫《向日葵》，任命邓宪方当主编，我这个学习班长和语文课代表李汉君，还有杜广杉、贾云厚、张晓莹、郭焕新、孟繁文等当编委。我们的壁报贴在教室外面走廊的墙上，不光吸引了初中生，就连高三的老大哥、老大姐也驻足阅读。每期壁报都有他的文章，并不是因为他是主编，就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时候还没有学术腐败这一不正之风，而是他的文章确实出类拔萃。我们的壁报是手抄的，班里字写得好的杜广杉、张国志等几个同学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书写，也给壁报增色不少。那时候，我们几个作文尖子，一心做着将来当作家的梦。一场“文革”，粉碎了我们的梦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按照国务院的指示，我们老三届毕业生被分配工作。邓宪方被分配到家乡的生产资料站，那是个省生产资料行业的红旗单位，年年要出经验，月月要在报纸上见铅字，于是，他成了脱产专门写材料的“秀才”，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他又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几年后，我们都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他在家乡名气很大，找对象当然不能草率行事。他开列的条件是俊俏、朴实，会过日子。其实，他把漂亮放在了选妻的首位。经人介绍，一位姓王的女子成了他的爱人。她长得秀气，白净，父亲是县总工会副主席，家庭条件比邓家优越多得多。更主要的是，邓宪方相中了她的长相。于是，就选定良辰吉日成了亲。

新婚不久，由黑龙江总工会主办的《黑龙江工人》杂志缺人手，就把他调去当了编辑。他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反映本省工业战线纪实性的重头文章。没过多久，这个刊物不办了，编辑人员统统上《黑龙江日报》。邓宪方的爱人小王不愿意让他在哈尔滨当编辑，一时半会儿分不到房子，小两口长期分居受不了。更主要的是她希望丈夫走仕途道路，一个大秀才若到政府机关当秘书，几年就熬上去了。这里边也许还有邓宪方岳父的心愿，须知，老泰山在地方的政治势力还是不弱的。于是，爱人就连哭带闹硬逼着他回到了家乡。由于他写文章出了名，组织部门就把他调到县共青团委员会任副书记，不久当了书记，接着又调到县委办公室当主任。县变成县级市时，他又当了副市长，主管常务。

在他任常务副市长期间，市政府要从事业单位调几个能写机关应用文的“笔杆子”。我弟弟在家乡八中教语文，少年时期在我的影响下擅长写作，他的名字被列入要调入的政府秘书名单里。但是，由于他在八中工作出色，校方坚决不放。我只好从齐齐哈尔回到家乡来找邓宪方出面，他二话没说，便亲自领我驱车先到八中见刘书记。刘书记很为难，实在舍不得放。但他不能不给常务副市长面子，就说我没意见，只要市教委郑主任同意我就放人——把球踢到了郑主任那儿去了。郑主任资格老，当年我和邓宪方在一中念初中时，他是教高三化学的名牌教师，在辈分上是我们的老师。刘书记知道就是邓副市长亲自出马，也不一定能撼动这位老师辈的主任大人。从八中出来，邓宪方又领我驱车到了市教委主任办公室。果然，郑主任不撒口，强调我弟弟在八中教师队伍中如何重要。邓宪方先叫他一声郑老师，说我俩以你的学生身份来求你。然后说调这个人是市政府常务会定的，请郑主任支持市政府工作，也支持我的工作。郑主任立刻说：人家八中领导不放，我放了基层对我有意见，要是八中刘书记同意放，我就开绿灯。他断定刘书记不会轻易放人。邓宪方马上向他的司机使个眼色。不一会儿，司机开车把刘书记拉来了。郑主任和刘书记四目相对，不好再推诿了。

后来，邓宪方被调到明水县当县长，一年后任县委书记。他当官，从来不用秘书给他写材料，自己亲自写。在家乡，在明水，他的口碑好。都说他有能力，有魄力，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他长期当领导干部，早出晚归，回到家已累得一摊泥了，倒下便睡，还好打呼噜，声震窗棂。他爱人睡不好觉，便撵他到客厅长沙发上去睡。一九九七年春节放长假，他没有休息，白天给离退休老干部拜年，探望军烈属，慰问贫困户。正月初四夜里，他回到家，和儿子下了几盘象棋，便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休息，还没等入睡，感觉头像裂开了一样痛，便起身去卧室，可能是去找药，也可能是去叫爱人，推了几下门，没有推开。等他爱人听见动静走出卧室，发现邓宪方昏迷而蜷缩在卧室门口地上。她急忙打电话呼救。在明水县医院急诊室里，经过医生诊断，患脑颅出血。正巧，有位哈医大脑外科教授回家乡过春节，明水县医院把他请来主刀。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家乡各界人士、生前友好，以及我们初中同学几乎都去了明水县参加他的葬礼。葬礼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为他守灵。他的骨灰安葬在家乡的公墓。

几年后，我在家乡的路上与邓宪方的遗孀小王邂逅，五十多岁了，瞅着还挺年轻。她指着身边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男人，笑着介绍说：“这是我的对象。”后来，我听说，小王跟她这个“对象”黄了。她发誓要找一个处长。听说那个人是科长。

记得邓宪方逝世的前一年秋天，他突然邀请我，还有在家乡任卫生局局长的李汉君，先到他工作的明水县聚首。明水，图有其名，既没山，也没水。到他那儿之后，他说领我们去一处风景地，驱车拉我们到了郊外一个高高的土岗处，土岗壁像削平的墙，上面长了几棵粗壮的榆树，周围是绿森森的玉米地。不知他这是有什么寓意。反正我看了这“风景”，心里酸酸的。他说，明水这个地方太穷了，我不改变它哪也不走。我们又驱车去了齐齐哈尔，我作为东道主，请他们游览了真正的风景区明月岛，还乘坐了小火车，玩得很开心。谁知，那次两地行，竟成了他与我们的诀别。那次见面，他对我从事专职戏剧创作很羡慕，说咱班那么多作文尖子只有你实现了当作家的初衷。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他写的一本一本的日记给我们看，说等他将来退居二线时，要写一部官场长篇小说。虽然他没有说，他要通过这部小说来实现他的作家梦，但看得出来，若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作家。可惜，他没能如愿。其实，他几十年来从政期间所坚持写的日记，若整理出来不正是他最好的著作吗？然而，他留下的那么多本日记早已被家人付之一炬了。

老大

老大，大我两岁，是我初中时的同窗好友。

那时，我家和他家都住在县城西南角上，放学时我俩结伴回家。他到家了，我还需要走一段路程。他家是种菜的农户，习惯上叫“菜农”。老实巴交的父亲和同样老实巴交的弟弟在郊区农业生产队种菜，母亲去世早，懂事的二姐操持家务，虽然已到了婚嫁年龄，但她拒绝媒人提亲，为这个家像个家，她甘愿暂时不嫁。我经常到他家玩，赶上饭口，上炕坐下拿起筷子就吃。他家住的是两间土坯房，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窗前有个大菜园，四周绿篱相围。园子里种了各种蔬菜，翠绿的黄瓜、紫黑的茄子、火红的辣椒、米黄的豆角，应有尽有，还栽了几棵黄太平果树。

在班里，他是作文能手，词汇丰富，善于抒情，这和他喜欢读杨朔、秦牧的散文不无关系。他的钢笔字写得好，工整、清秀。他在班里并不活跃，也不淘气，连大声说笑也没有过。但他一上篮球场，便像换了个人一样，生龙活虎，动作敏捷，摘篮板球，三步跨栏，是他的拿手活。他在班里有正事，处事公正，大家都信服他。班里有个外号叫“刀毛”的淘气包，连老师和班级干部都管不了，可老大的话他听，他称老大为“师傅”。虽然老大的年龄在班里不是最大的，但“老大”的称谓非他莫属。

一九六八年的“文革”期间，他在学校应征入伍了。在陆军部队，他是测量兵，技术过硬，爬山涉水，不在话下。当了几年兵，复员回到地方已是大龄青年了。我们几个同学张罗给他找对像，他却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原来他相中了同班女同学荣。念书时，荣很文静，不苟言笑，学习好，作文更好。她写的《我的课桌》，回忆小学时使用的那张课桌，上面布满了墨迹和刀痕，每滴墨迹，每条刀痕，都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回忆起来情真意切。语文老师拿到作文讲评课上当范文朗读了，大家对她刮目相待。更让人刮目相待的是：她的父亲是老红军，曾经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员，那时在结核医院当院长。家里姊妹两个，她是姐姐。这样一个没有男孩的家庭，需要找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上门女婿。而老大身下又有弟弟，可以侍奉父亲。他除了家庭条件差一点而外，其他方面都不差，更主要的是他俩是同班同学，早有同学情谊。一经牵线，即成连理。

老大分配到人民医院B超室，从此，他便埋头于B超技术，又多次出去参加培训，很快适应了工作。他善于积累病例，做个案研究，总结经验，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在相关的医学杂志上发表。几年后，他在家乡成了B超方面的专家，凡他作出的诊断，患者拿到哈尔滨医科大学不用再重做B超。他被破格评为主任医师。在门诊部任党支部书记，B超室主任。

老大夫妇有两个子女，儿子在佳木斯医学院毕业，分配在人民医院当脑外科医生。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教育学院工作。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了。在培养子女成才上，老大夫妇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一般家长做不到的。子女上学放学，老大骑着自行车接送，几年来风雨不误。他夫人在家辅导子女功课，从小学到中学，坚持不懈。她本来是初中毕业，为了辅导子女，硬是自学了高中的全部课程。两个成才的子女，是老大夫妇有生以来最得意的“作品”。

老大在家乡是B超权威，找他的患者每天都排队。他对患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他对亲戚、朋友、同学找他看病，更是不厌其烦，需要会诊的，他楼上楼下帮着找专家。他对同事、朋友、同学家的红白事，从来没有落过，有时实在不能到场，便派人把礼札送到。

老大尽管工作很忙，但生活有规律。每天早上坚持户外锻炼，不喝酒，不吸烟，饭食以素食为主，早、午、晚三餐定量。按时起床，按时睡眠。现在已过六旬，面容和身体依然如同壮年。

如今，老大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生活无忧，子女成才。在同学的眼里，他是最称心如意的了。要说有遗憾的话，根据他的能力，他在工作上升时期，就应该提拔为医院院长或副院长。然而，医院是个人际关系最复杂的地方，通天人物很多，这匹行空的“天马”是很难驾驭的。不当也罢，事物就是这样：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得必有一失。还是这样好，活得潇洒。老大退休后，院里要返聘他，全市各医院也都抢他，他经过权衡，应聘于骨伤科医院，这家医院专门为他购进了一台彩超。可以肯定，家乡凡是要做彩超的患者，大多是要涌到他那儿去的。

“五大傻”

“五大傻”，是我念初中时班里五名女生的共同绰号。虽然叫她们“五大傻”，其实，她们并不傻，而且智商高着呢！

这五名女生，都是家乡三友小学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考到我们班的。因为在小学她们就是玩伴，到了中学又分到了一个班，就更拆不开帮了。上学一起来，放学一起走。除了吃饭、睡觉不在一起，其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当然，单凭这一点，不能称她们为“五大傻”。

这五名女生，为首的是“大马猴”，这是她个人的绰号。在这五名女生中属她个子高，块头大，又最好疯闹，于是得此不雅之号。但她长相并不丑，即使称不上班花，也应忝列“提名”。第二名是“小红帽”，冬天她戴着一顶红毛线织的帽子，两个又长又宽的帽耳可以用来当围巾围在脖子上。她的作文语言和风格可以说在全班作文中是最具个性特色的，有如女作家刘真的文风，活泼、诙谐、细腻，一个初中生的作文就能形成个人风格，这是作家的坯子无疑。第三名是新，长得白净，五官适中，像奶油娃娃，她不光作文好，朗诵也好，嗓音甜润、清亮。我班排演刘厚明先生的独幕话剧《小马克捡了个钱包》，她领衔主演，饰演剧中在美国街头的流浪儿小马克，大段凄苦的台词她朗诵得催人泪下。第四名是“苹果脸”，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两颊通红通红的，像一只红苹果。她在班里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作文也是才思敏捷，出类拔萃。第五名是影，聪明、好动、淘气，鬼点子层出不穷，若斗起法来，连男生中的淘气包也得甘拜下风。就凭这一些，也不能称她们为“五大傻”。

称她们为“五大傻”的根本原因，是她们淘得没边儿没沿儿，能淘出花样来。冬天下雪了，大家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到校园把班级分担区的雪扫到一起，堆成一个大雪堆。“五大傻”见雪堆好玩，一起登上雪堆，装作革命者英勇就义的样子，高呼革命口号，然后模仿枪声，一起倒下。由于雪堆高，她们倒下后，你砸我，我砸你，顺坡滑下，滚作一团，浑身上下成了雪人。她们玩得开心，我们看得开心。还有一次，课间休息，她们五个姐妹发现校园西南侧那口水井里的井帮上结了冰凌，晶莹透明，吃起来准是冰凉脆生。但是，冰凌距离井台有一米多深，伸手不可及。这不行，五姐妹非要吃到口不可。于是，她们商量对策。有人想起“猴子捞月亮”的寓言来，何不效仿一下呢？她们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五人头朝井的方向趴在地上，一人抱住一人的两只脚，向井沿爬去，大头朝下把最勇敢的那位竖进了井里。就在这时，学校教导处黄主任打这路过发现了。黄主任是有名的黑脸，批评人从来不留情面，学生都怕他，连老师们也惧他三分。他是个大高个，说话高腔大嗓。此时，他愣住了，既不敢走开，又不敢上前制止，生怕把这五个女学生吓着，若一惊吓，手一松，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下办法来，他小声而又柔和地唱着：“同学们呐，别害怕呀，小心啦，上来吧，你们要啥老师就给啥……”就这样，五姐妹从井里上来了。上来之后，黄主任霹雷闪电地给了她们一顿批评……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五大傻”现在怎么样了？回到家乡，我便向知情的老同学打探。获知：“大马猴”家里有钱，成了阔太太，丈夫是企业家，日子过得称心如意。“小红帽”当过裁缝，当过……就是没当作家。新没有机会进军娱乐圈，在建委当会计，现已退休，开个面馆。她的面容没怎么变样，还是那么年轻漂亮，脸上没有皱纹，体态匀称，得益于天天在游泳馆游泳。“苹果脸”在一家工厂当工人，现已退休，面颊上的红润早已不见了，一脸沧桑。影很少有人见过，她嫁到了大庆，不常回来，即使回来也不跟同学见面。

作者简介：李景宽，男，黑龙江省戏剧工作室一级编剧。曾获“五个一工程”奖、田汉戏剧奖、飞天奖、中国广播剧奖等大奖及首届全国广播剧“蜀秀杯”奖唯一最佳编剧奖。话剧代表作《夕照》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先生作为个人告别话剧舞台生涯“封箱戏”领衔主演，是唯一译成英、法、日外文版推介国外的剧目。广播剧代表作《起飞的小鹤》曾参加原西德第十一届柏林“未来奖”评比交流活动，受到国际赞誉，剧本译成英文版。影视剧代表作20集电视连续剧《庄稼院里的年轻人》、儿童电视剧《小鹤飞飞》、数字电影《哑探》、《好人好官》、《金沟情仇记》等均在央视播映。责任编辑 何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