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石刻]

[总计十件最大者高90厘米最小者高45厘米直径约60厘米周长均在200厘米左右]唐初在陕西天兴三畴(zhi，音置)原(今陕西风翔县城南郊)被发现，现原件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原物为花岗石质，其形底大顶小，顶微圆，似鼓形，故称石鼓。

十石鼓大小不一，每鼓分别刻四言诗一首，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上刻的文字笔势苍劲挺拔，规范严谨，结体方正，浑厚自然。唐人当初查阅了所有的书籍、档案，均未找到类似的字体，便称“石鼓文”了。难怪唐代诗人、大文学家韩愈(768～824年)面对枯涩难解的石鼓文，竟然激动得涕泪双流，写下著名的《石鼓歌》，发出“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的感叹。把文字刻在石头上，本属原始先民摩崖刻画的一种。石鼓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刻石，有“中国碑刻之祖”的美称。石鼓文其实是上承金文，下启小篆的大篆，这些字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

长期以来，对于石鼓的刻制年代学者们一直争议不休，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春秋时代的秦宣公(前675～前662年)时刻制了秦文公(前765～前714年)时的事。十鼓十首叙事史诗记述了秦文公一生辉煌业绩和重要活动。把文公游猎于坍(qian，音千)渭之间的美好秀景以及文公在陈仓山获得陈宝，修筑陈仓城以及文公四十八年新立太子，邀请诸侯宴乐周天子的史实刻制其上。歌颂秦文公开疆扩土的丰功伟业，及其尊礼护周拥戴天子之举；展现出秦人英勇顽强、团结一心、法律严明、百姓诚信的强国风范。因此，石，鼓又称为猎碣、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

石鼓文的诗，往往三旬或两句一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反映出秦国早期的文学水平已不逊色于东方各国了。早期秦人同游牧戎狄杂处，养成刚烈狂放之性格。在与农耕周人交往后，眼界也随之高远，部族上下积极进取，接受周人的礼制及文化生活方式。郭沫若(1892～1978年)对石鼓文曾有高度评价：“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辞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石鼓诗文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还间接印证了古典文献《诗经》的真实性。

石鼓原本应是供奉祖庙之地的丰碑，不知何时被遗弃荒郊，饱受风雨侵蚀。唐初以后才被迁人凤翔孔庙。五代战乱中，石鼓再度散失。根据史料记载：一次，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在读诗集，当读到韩愈的《石鼓歌》后，便立刻下圣旨寻找前朝遗失的这些宝贝。几经周折，直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980～1041年)到凤翔任职期间，才在民间找齐，再度置于凤翔学府。可叹的是其中的《乍原鼓》已被农人改作为臼物使用，可喜的是石上的诗字还未被过度损伤。

十鼓原应有七百字左右。由于各种原因，石鼓上的文字磨损厉害，到了北宋欧阳修(1007～1072年)时，仅收存四百六十五字。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素有金石之癖，大观二年(1108年)令人将石鼓迁到宋都汴梁(今开封)保和殿，在临摹了石鼓文后，就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文。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石鼓的价值，还阻止了皇亲国戚继续临摹石鼓文，客观上减少了石鼓的人为磨损和自然氧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1126年“靖康之变”时，这些“金疙瘩”被金兵运往燕京(今北京)，待剔去石鼓文里的黄金后，石鼓又被丢弃。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更好地保护原鼓，乾隆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石鼓运返北京。途经宝鸡时。还特意在宝鸡车站展览了三天，让石鼓故乡之人一饱眼福。

解放后，这批出自陕西的、有“国运石”之称的十件国宝，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安下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