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宇

我早就想跟你谈一谈你父亲的事了，但是，一直无法启口。现在好了，你主动问起了这件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解脱。

包袱加在谁身上，都会很累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解脱。

你问你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我可以肯定地答复你，他已经死了，而且是在两年前，在你妈妈正式向你摊牌，告诉你说，你父亲撇下你们母女俩，与别的女人远走高飞的那个日子，在那个日子之前，他已经死了。

你的怀疑是对的。也许这两年，你一直就生活在怀疑之中。这半年来，你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可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述说，所以只能搪塞，闭口不言。你已经长大了，十八岁了，已经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了，所以，我应该跟你讲清楚这件事。

你父亲的确是死了。死得很惨。可能比你想象得还要惨。

那天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是在上午十点多钟吧，我正在局里赶写一份材料，很意外地，接到区检察院打来的电话，叫我去洛宁德公司，去你父亲的单位。

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把我笼罩住了。我当时想的是，事情终究发生了。

在我来到高科技工业园洛宁德公司二楼大平台上的时候，你父亲的尸身已被人用一块白布盖住了，白布短了点，只盖住了他的头和大半个身子，腿脚都留在外面。大楼下边围满了人，公安人员把守着楼梯口和电梯口，禁止闲杂人员上二楼平台。我是被一名公安带上去的。我去的时候，公安和检察人员正在对你父亲的尸身拍照，然后就是保护现场，说是等着上面八楼办公室的搜查，等搜查完毕了再作处理。

白布是我伸手揭开的。我不知道那一刻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竟敢面对死亡，小心地将死亡揭开。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点心悸；可当时，我的大脑已经麻木了。以前我曾做过阑尾炎切除手术，麻醉师给我上过麻药以后，手术的感觉就是这样，刀划过的时候我知道，针线走过的时候我也知道，但是没有疼痛感；有的，只是隐隐的一种感受，说不清道不明。好像除了呼吸，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了。那就是麻木。

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具体呢？我想说的是，你父亲的死状十分骇人，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向你表述。当时他身体微蜷，前胸略微偏下，侧俯着，倒在一大摊血里；头发很乱，被地上的血浸染了一半；眼睛瞪着，没有光色，血从眼角挂出来，流到了平台上。白衬衣的前胸部完全被血浸泡着，红是红，白是白；领带松沓沓的，挂到了脑后。只穿着一只鞋，脚后跟已经脱开，鞋子歪向一边；而另一只皮鞋已不知去向。

他是跳楼死的。

好了，我不讲了，你伤心是正常的。女儿不伤心，谁伤心呢？其实死状比我讲的要惨。我还看见了他的……脑浆。

后来他们把我带到你父亲的办公室，第八层楼，最东边的那个套间，总经理办公室。除了检察官，当时在场的还有洛宁德公司的副总经理沈莹。对于查扣的物品，检察官列出一张清单，由我和沈莹分别在上面签字。我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没法控制自己。

沈莹签字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手也在抖，也没法控制。

现在你应该清楚了吧，你父亲的死，与一起案件有关，贪污，他属于畏罪自杀。

后来检察院反贪局的人告诉我，你父亲跳楼时，他们正在那层大楼的电梯里，正在往上去，去八楼他的办公室；有人打电话通知了你父亲，通风报信的人是谁，直到今天也没有查出来，这样的人哪个单位都有。你父亲很仓皇，毕竟时间太紧了，能看出来，他跳楼的时候准备明显不足，仓促得很。他是爬上了办公室的窗台，从窗台上跳下去的，跳到了二楼的水泥平台上。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其实，在你父亲去世之前，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觉察到了，他的心理负担很重，情绪很不稳定。我虽然看出来了，但我并没有往“罪过”两个字上去想。那时候我还想不到。

有天夜里，我已经睡着了，电话突然响起来，把我吓了一跳。迷迷糊糊地拿起床头柜上的话筒，一听，是你父亲的声音。他在电话那头火急火燎，说胜利，你过来一趟，我有事找你。我当时心一揪，吓出了一身汗。这种情况，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

你父亲自从当了总经理，就很少和我们兄弟商量什么大事情了，包括他和你妈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问题。在那以前，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兄弟几个都喜欢商量着办。对你父亲来说，升官仿佛是个界限，当了总经理，他马上就变样了，跟以前不同了。总经理的颐指气使，在你父亲身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他养成了说一不二的脾性。这种性格，往好处说，叫自尊心，也叫荣誉感；可要是往坏处想，我觉得，那就是虚荣。

我对你父亲有这么多想法，你不会介意吧？

你父亲半夜找我，事情肯定不妙，所以，在电话里，我没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或虚荣心。我小心地说，我现在就过去。放下电话，才想起来，那么远的路，我怎么去呢？他是总经理，有专车，我忘了叫他放个车子过来了。

夜深人静，又是郊区，想拦一辆出租车都不容易。我只好折回胡同，打开车棚的铁门，开自行车锁，骑自行车。

从我家到高科技工业园，你知道的，大概有二十里路吧。那是夏天，夜里四周一片幽寂，没有风，也见不到一个人，田野中好像到处都潜藏着什么。那样的夜晚容易出汗，所以，在我骑到你家楼下的时候，我已经浑身精湿了。

我印象很深，进门的时候，空调的冷气迎身扑来，我连打了两个喷嚏。你父亲正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手里夹着一支烟，但那支烟没有点着火。他脚步很快，走起来冲冲的，不像是踱步，像是赶路。你知道，你父亲从来就不抽烟，所以，他夹烟的动作非常惹眼，他的手僵硬得很。

等我走进客厅，把门关上，他才停下步子，说来啦，胜利。我说来了。你知道你父亲接下来说什么？你想不到的。他看着我，说：“我没事。”

我直发傻，傻得就跟呆子一样。我说，没事？他肯定地说：“没事。”

你家的房子是跃层式的，客厅很大，有三十几个平方米；那么大的客厅，空调温度打那么低，太冷。冷气从叶片里呼呼往外冒，冷雾连贯着，像是喷烟。这是我印象最深的。所以我又连打了两个喷嚏。

你家我是难得光顾的，这你知道。你小婶和你妈闹过不愉快，妯娌关系不和，影响了我和你父亲的关系，所以我们兄弟之间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不尴不尬的，放不开。虽然你妈后来一气之下搬出去，和你父亲分居了，但她的影子还在，我忘不掉。

你父亲表情很阴郁，说：“胜利，这几天，我老是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我能听到大哥跟我讲话的声音。”

听了这话，我突然有了一种鬼气森森的感觉。关于你大伯，你可能知道一些，但知道的不会太多，以后我可以跟你细讲。先讲你父亲。

我对你父亲说：“不可能的，你别想那么多，不可能的。”我说我看过弗罗伊德写的一本书，叫《梦的解析》，弗罗伊德是精神分析医生，他说一个人日有所思，夜里必然有所梦，梦和幻觉有时候是一致的。我说三哥，你肯定是想我大哥了。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父亲迫不及待地打断我的话，“我心里空，空得很。绝对不是好兆头。……我不是做梦，我已经好几天睡不着觉了，哪有梦？也不是幻觉。……胜利，我们俩……去给大哥烧烧纸吧。”

现在想起来，你父亲当时是有准备的，他拎起茶几上的一个塑料袋，那袋子里装满了冥币和黄草纸。我们就离开了你家。

工业园当时正在大规模地搞开发，远处虚浮着一片黄亮，昏昏暗暗的，近处则是一片黝黑，地上全是新翻的泥土。燥热使那个夜晚变得空虚，变得虚无，我心里空空的，周围总像是有一些幽灵，飘浮在空气里，想着陆，又难以着陆。你可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夜晚；那样的夜晚，生命脆弱得一塌糊涂，就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牵着一样，那绳子，牵着我，也牵着你父亲，牵着我们在幽夜里游走。有很大一阵子，我和你父亲都无话可说。我们是背光而行的，所以，等待着我们的不是昏黄的光亮，是更深一层的黑暗。

在路上，你父亲说：“大哥老是找我，跟我讲话，刚才我给你打电话，就是因为，他又跟我讲话了。胜利你别不相信，你应该相信！”你父亲以前哪是这样的脾性呢？我不知道那一夜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彻底改变了自己。他说：“我现在……身上一点都不热，胜利你摸摸看，不热，发不出汗来。……大哥跟我说，死是一件伤脑筋的事，麻烦得很。我就弄不懂，大哥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干吗还老是要缠着我。……大哥说，凯歌，我担心你呢，凯歌。……”

你大伯对你父亲讲了些什么，我闹不清楚，也没听出个究竟。但你父亲的话，却把我带回到了你大伯的年代。我们在黑暗的地方点火烧纸。天上有一层薄云，星星稀疏，月亮在云里半隐半现；燃烧草纸的气味一点都不好闻，烟草和着泥土浓重的土腥气，像是把死亡的气息从闲置的土地里诱掘出来，弥漫在我们周围一样；早熟的虫子已经唧唧唧地鸣叫了，但叫出的声音，也像是对亡者的哀悼。

我说：“三哥，你今天好像心思很重，特别悲观。”

你父亲在火光的映照下，很阴暗地笑了，说：“一个生，一个死，……其实想开了，也就那么回事。”

好了，现在讲一讲你大伯。把他的故事放到前面来讲吧。

你大伯死于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们家还在农村。我们老家，你虽然去过，但你印象不见得很深，毕竟，你没在那里住过。我们村子里除了房屋，到处都是树木；村外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农田的那一边，有挺拔的杨树和杉树，还有清凉的小河；河的那边，是铁路，是一个大型的货运编组站。站在村后的土山上，远远望过去，编组站的十几条铁路连同铁路上的各种车辆，尽收眼底，非常好看。

那个年月我们真是快乐，无忧无虑，日子特别好打发。要不是你大伯出了意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们会一直快乐下去的。

我记得那年我是上四年级，是我们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虽然是九月初，已经进了秋天，但天还是热。学校的操场上，有一根斫去枝桠的白杨树，光秃秃的树干上，拴着一个大喇叭。我们全大队只有这一个喇叭，喇叭口朝下，但不是冲着我们学校的，而是越过学校的土墙，对着外面。它不是学校的喇叭，而是全大队的。在那以前，每隔几天，大喇叭里就会突然传出一阵电流滚动的啸叫声，特别刺耳，然后就传来卟卟卟的一阵响，就像是老痰聚积在那棵树的树干里想吐出来一样。那是你大伯的声音。你大伯叫凌祖狱，一个很怪的名字。他出生那年，我爷爷被国民党抓起来，入狱了，所以就给你大伯起了这么个怪名字。你大伯讲话前总喜欢卟卟卟地来上一阵子，他一卟卟卟，声音太响，我们的课就上不下去了，校长、老师和我们学生全都睁大了眼睛，朝外面看，看那个大喇叭。你大伯真有本事，他令全大队的人敬畏。我说得一点都不夸张，敬畏。在我们的等待中，你大伯开始对全大队一千九百号人发号施令了。

可是，我们开学的那一天，学校喇叭响出声音的时候，却不是你大伯的声音了，一个尖细的女声急促地说：“全大队社员，到陈旺生产队场上集中！全大队社员，到陈旺生产队场上集中！”没有卟卟声的大喇叭让我们感到陌生，感到失落，感到无依无靠。那一天我不在学校，在家，正在为你大伯守灵。黑漆漆的棺材被抬重的男子汉从我们家里抬出来，抬到了场上。场上人很多，乱糟糟的。

那是一个恓恓惶惶的日子。尖细的声音响过以后，大喇叭的电源马上就被掐断了。

我们家请来的响器班子也吹奏起来。在唢呐声里，抬重的男子汉将你大伯的棺材抬起来，朝场边上的一辆拖拉机走去；大家就自发地组成了长长的队伍，学校也不上课了，社员和老师和学生，都跟随着黑棺材，向场边上走去。

你大伯的葬礼非常隆重。起码，在我们村，那是第一次。

你大伯是因为下河塘救人而死的。那年他才三十几岁。而被他救起的那个孩子，如今也三十多岁了。

被你大伯救起的孩子，名叫陈柱，塌鼻子。前几年我回老家，在陈旺组，也就是过去的陈旺生产队，见到了他。这个陈柱，绾着裤腿，左腿绾过膝盖，右腿只绾起裤脚的一道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看着我，傻傻的，连一句热情话都不会讲，叫人不相信他已经是三个小孩的父亲了。他长了一张倒霉的脸，塌着鼻子；看到他，我就想，你大伯当初真不该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救起这么个倒霉蛋，你救他一个人，他为国家生了三个，算什么玩意呀！

其实你大伯当初的救人，并不像我们现在理解的这样，多么英勇，多么大无畏，多么视死如归。你大伯那天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巧合，或者说是无知。

那天中午，你大伯到前庄生产队胡大龙队长家去喝酒，喝到四点半钟才回来。你大伯酒喝多了，推着自行车往回走，深一脚浅一脚的，自行车在路上倒了两次，都是过路人帮他扶起来的。进了陈旺，你大伯的自行车又倒了，他就不去扶它，往河塘边的树下一坐，打算小憩。就看到两个光屁股孩子在河塘里争抢一根竹竿，抢一阵就打起来，一个孩子明显占上风，把另一个孩子往水下摁，一边摁一边日娘日爹地骂。才五六岁的孩子，骂人就那么毒，打人就那么狠，你大伯是大队长，看不下去了。他醉眼迷离，朝那个得胜的孩子喊叫，但他喝多了酒，喊不出声音来；他只好挥动手臂，胡乱地挥舞。

孩子不理你大伯，仍旧打，仍旧骂。你大伯愤怒了。他呼地一下从树下站起来，踉跄着窜到塘沿，舞动着手臂，脚步不停地踏进河塘了。得胜的孩子泥鳅一样逃到岸上，拿上裤衩开溜了。而河塘里的陈柱，奄奄一息，连扑腾的劲都没有了。你大伯喝多了酒，什么也不想，穿着他那件当时很时髦的、领口满是脑油的白衬衣，就大踏步朝河塘中间去，溅起一路的水花。

你大伯趟着水，扑过去，借着酒劲一把将陈柱托起来，朝岸边抛。陈柱的塌鼻梁，就是当时被你大伯抛上岸时，脸部着地，鼻梁磕在一块半截砖上，磕断的。那个河塘，其实并不深，你大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都是站在齐胸深的水塘里。既然水不深，他的行为，怎么能称得上大无畏或视死如归呢？没有任何联系嘛！可接下来，你大伯身子一晃，就倒下去了，脸朝下，后脑朝上，就那么闷闷地激起一些水花，再也没有起来。

前几年我回老家，找到陈柱，我让他回忆那段往事。可他，记忆已相当模糊，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记忆了。

我那时还小，上小学，知道你大伯死讯时，赶紧跑过去看。我看到，你大伯被一张旧草席覆盖着，盖住了头、脸和身子，膝盖以下露在外边。你大伯没有穿鞋，一双脚黑里透红，还有许多未干的泥，很鲜活，就像从地里刚挖出来的红薯一样，并不像死人的脚；他的裤腿已经湿透了。当时我就想，他的全身，肯定也是精湿的。

在你大伯死之前，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很模糊的概念。毕竟，我那时候才十二岁，也不像你们现在这样，成熟得早。但是，你大伯的死，却实实在在地把死亡摆在了我的面前，就像一件东西，水桶，或者锅灶，突然就摆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它黏乎乎的，后来就一直黏着我，像是把我的什么给抓住了，紧紧地抓住，不放。我从你大伯的死亡里，看到的，是生命的无助，是无边无际的对生存的迷茫和惶恐不安。

当然，你大伯的死，客观上为我们凌家换来了很不错的生活。

你大伯舍身救人的英雄事迹，经逐级上报，很快就在全市形成了感人的氛围，不仅在市级报纸上大篇幅地出现，在省报上也发出了一条短消息。救人的详细经过，是作了添加和删改的：一些不该有的情节，比如你大伯中午喝了酒、河塘并不深、陈柱的鼻梁塌了，这些，都只字不提；应该渲染的地方，比如陈柱已经死到临头、你大伯连衣服都没脱就冲下河塘，这些，都写得很透。那一年，我们北门区最风光的人，就是我们公社主任老黄了。所有大会小会，所有出风头的事，都是他一马当先。所以，黄主任就认了死理，一定要为你大伯申报个烈士。

“烈士”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哪能随便审批呢。公社的文呈报上去，上面却总是不见动静，看那意思，好像是要不了了之。

可到了第二年，春节刚过，黄主任就叫人捎来口信，说问题解决了，你们凌家的户口问题解决了！消息来得蹊跷，你奶奶当时正在喂猪，她呆呆地蹲在猪圈门口，一双粘满猪饲料的手由着猪嘴乱拱，没了知觉。来转达消息的人走了后，你奶奶才活转过来，清醒了头脑，急忙喊你二伯，让他快去公社，去问个究竟。

你二伯带着你父亲一路疾跑，跑到公社，一头扎进了黄主任的办公室。

事情显然比我们预想的更好。原先我们想的是，等你大伯的烈士批文一下来，我们凌家就能领到每年一次的抚恤金了；而现在，你大伯的烈士没评上，可我们一家人的户口却上来了！

你奶奶反复不停地叨着一句话：“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啊！……”那天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她还粘着两手猪食，想不到该去洗一洗。

其实我们家的户口并没有全部转上来，只有五个人转成了城镇户口，你大伯母，你大哥大姐，他们和你大伯是一户的人，是一定要转上来的，还有你二伯，还有你父亲。你奶奶年纪大了，又是家庭妇女，上面说不再考虑了；你二伯母和她女儿凌莺，因为跟你大伯隔着一层关系，不够条件，也上不来；而我，那年才十二岁，黄主任根本就没拿正眼瞧过我，所以户口也没上来。

你大伯母没有文化，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一直以为自己是烈士家属，直到你奶奶死后，你大伯母仍不愿意改嫁。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你二伯去看望他的侄儿侄女，绕着弯子向你大伯母提出了改嫁的建议。你大伯母当时说：“你哥是烈士，我是烈士家属，烈士家属哪兴改嫁的？”你二伯那回是真的感动了，你二伯说：“我嫂，你弄错了，我哥怎么会是烈士呢？他是喝了酒下河的，干部喝酒，已经犯错误了，我哥怎么还能当烈士？”

你大伯母听了他的劝，后来就改嫁了。

说到你二伯，其实，我们凌家，最有说头的，就是你二伯。你从新加坡回来，这一趟赶得巧，赶上你二伯的事了。所以，我有必要跟你聊一聊你二伯。

你二伯建议你大伯母改嫁的时候，他已经是我们北门区的区委办公室主任了。这样的大官，在我们全大队，也就出了他一个。你二伯后来升任北门区区长，成了我们凌家最大的官，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户口上来那一年，你二伯已经二十八岁，女儿凌莺也三岁了。你二伯上学的时候就是学校的尖子生；可惜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也上不成，只好回家来种田，挣工分。我们家户口上来时，全国已恢复高考，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人生能有几回搏”。你二伯开了眼界，就决心搏一搏。他紧锣密鼓，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把政治语文数学等课程囫囵吞枣地全部看了一遍，就匆忙上场应战。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名落孙山。你二伯不服气，第二年再考，还是不行。到第三年，他又考，结果那年最惨，离大专分数线都还差好几十分呢！你二伯认命了，知道高考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从此偃旗息鼓。

那年年底，你二伯进了区工商局。没找任何门路。那时候招工单位多，就像是一窝蜂，一些政府机关也招干；不用考试，只凭参加高考的分数就可以录取。你二伯就被录用了。你二伯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三十岁出头了，现在他是五十多岁，而他的工龄，只有二十几年。你不知道，就是这短短的二十几年，他的个人履历表上，记载他工作单位和职务升迁的文字，起码有十几行。

如果给你二伯简单归类，他应该算是文人，虽然他没有当过一天秘书，没有写过一篇文学作品。从在工商局当科长的那天起，他就亲自捉笔，写各种材料。那时候，你二伯经常加班，一忙就忙到深夜，整个工商局就他一个房间亮着灯。机关没有食堂，工商局旁边的那家小吃部，差不多就成了你二伯的食堂。我至今还记得，只要你二伯一走进那小吃部的门，小店的伙计就会老到地说：“你是菜包子，三个，再加一碗稀饭！”

那时候全国时兴自学考试，提倡虽然进不了大学门，同样也能拿到大学文凭，你二伯就报了名。三十多岁的人了，骑着工商局发给他的旧自行车，披着草绿色的旧式雨衣，冒着雨，去十多里路以外的一所中学，去参加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后来他考完大专，跟着又考本科，这一考，就考了六七年。

你二伯后来当上区长，好像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你二伯这些年工作变动大，职务升迁也快，几乎一两年就上一个台阶。先是在工商局提升副科长、科长，之后调到乡镇，任镇长助理、镇长，然后调任区委办公室主任，接着又出任司法局长、财政局长，再后来是副区长，到了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升任了区长。

顺带说一句，我们兄弟四个，长相都不太好，这一点我不怕你笑话。我们都酷似你爷爷。我曾经给我们兄弟几个画过像——身体壮，个头高，脸型有点上小下大，两腮肌肉圆满，颧骨略为突出，下颌骨外露得十分厉害。这样的脸型，不管是讲话还是不讲话，皱纹都不可能落到两腮周围，全部都留在脑门上。我们一个副局长当年就跟我开玩笑，说我们家弟兄，长得活像《水浒传》里的阮氏三雄。我们的老区长孙清在谈到你二伯时，也曾说过：“凌祖国这人，别看他长相不雅，可他实在，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

那一年，你二伯去乡镇担任镇长助理。走之前，区长对下乡干部作动员；到了要大家表态的时候，年轻干部个个打足精神，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生怕领导记不住。你二伯是最后表态的。你二伯拿起刚刚写下两行字的稿纸，看一眼，然后郑重地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下午好！大道理方面，刚才大家都讲了不少；要我表态，那我就从小道理上讲几句。我认为，我们下乡锻炼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不当领导，也应该下去锻炼。我们区是郊区，说它是城市没错，说它是农村也没错；既然可以把它说成是农村，那我们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干部，要是连韭菜和稻子都分不清，连黄豆和红豆是地上长的还是树上结的都不知道，那不是笑话吗？”你二伯的话引起满堂大笑。他接着说，“你们别笑，我说的是真话，我们中间肯定有人分不清韭菜和稻子。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该下去，补一补课。”

这些话，都是你二伯后来告诉我的。他说区长孙清开始还没有拿正眼瞧他，估计是对他的长相有点反感；就因为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孙区长又多看了他几眼。

你看，你二伯就是这么一个言谈幽默、不喜欢讲大道理、办事又一丝不苟的人。

你二伯不仅是我们凌家最大的官，也是我们凌家最有朝气的人。

如今再提朝气，已经很不合时宜了。这个词已算不得一个好的词语，差不多都成贬意词了。与我们年龄相仿的人，有不少人现在都特别注意改变自己的言谈举止。他们不是把自己往好的方向改变，而是相反，尽量把自己变得世故、变得老气横秋。这是一种很怪的现象，说不清道不明。可你二伯不同，他富有朝气。

当然，我今天不想跟你谈这些，我只想聊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二伯虽然有朝气，却并不是一个完人。这是难免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犯过错误呢，何况是你二伯？两年多前，也就是你父亲自杀那一年，市纪委来人调查你二伯的问题，因为有人写匿名信把他告了。匿名信写得很清楚，凌祖国罪状四条：一、利用与台商谈项目的机会，收受台商给予的好处费四十五万元美金；二、利用职权把小弟弟凌胜利安插进区政府，并赏赐其职务文化局副局长；三、与一个名叫柳文妍的女人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四、把农村妻子的户口搞上来，并安排工作。

那次调查工作开展得很周密，作为区长，你二伯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而且，在市纪委展开调查的时候，你二伯被派到南方考察去了。那是夏天，你父亲正是在那段时间跳楼自杀的。你父亲的死无疑给你二伯的案子增加了重量，等你二伯带队回来时，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同时落到了他的头上。

四大罪状，我不想展开讲。比如第一条，数字就搞错了，不是四十五万，是四万五千元美金，翻了十倍。区委书记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书记说：“祖国不收，是我叫他收的；人家一片诚心，往后还要跟我们长期打交道呢，我们怎么好不收？我说了，这钱交给区财政局，打进区财政的账上。——交了钱，瞒着，还要自己背黑锅！这样的干部，你们还要查，查什么查?!”

书记对最后一条也作过点评，说这条也没告到点子上，他老婆的户口，现在还在农村呢！你二伯母的情况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她随你二伯搬到镇上以后，区政府照顾她，把她安排在招待所食堂工作，到现在还是个临时工。书记很生气，说户口问题你们别提，提起来我就来火。说不仅是他老婆，连他女儿的户口也长期在乡下，后来他女儿户口上来，是因为考上大学，分配工作才上来的，区政府根本没帮一点忙。市纪委的同志见书记动了火，当时也发了感叹，说一区之长，办个户口还不是小菜一碟，真是！

要说你二伯有没有不廉政的地方，应该说，也有。对我，他就利用了一点职权。

那时候，我还在村里当农民，你二伯先是跟人打招呼，把我弄进乡政府，干通讯员，之后又把我调到区农水局，以工代干。我那时整天心存幻想，总想创作一批散文和诗，甚至小说。你二伯就鼓励我，说胜利你动笔写，我们家也该出个文人了。通讯员是写新闻的，与文学几乎不搭边，可你二伯只能为我努力到这一步。实际上，从我进了乡政府，我们乡的新闻消息立刻就像撒网一样，在全市的报纸和电台上铺开了，我们乡因此也在新闻报导方面成为全区第一名。而且，那段时间，我还在省市级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几首朦胧诗，还发表了一篇小小说。你二伯比我更兴奋，随便逮着一个人就向人家推荐我的作品，说，这是我弟弟凌胜利写的，你看看，蛮有味道的。我知道你二伯不是炫耀，是变着花样鼓励我。正好，区农水局缺一个秘书，你二伯就顺水推舟，把我推荐出来了。

当然，后来我由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再转干，再调到区文化局，再升任副局长，都与你二伯没有一点关系了。到现在，我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成了全区唯一的“作家”，这成绩是明摆着的。

三条罪状都不成立，只剩下一条了。

好吧，我就跟你讲一讲你二伯在男女方面的问题。因了那封匿名信，你二伯一度成了我们北门区“准新闻”的焦点人物。

我先讲一讲柳文妍吧，你不认识这个人。

柳文妍是你二伯的中学同学，当年全家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和你二伯情投意合，谈了对象。那一谈，就是两年多。后来柳文妍一家返城，她也分配了工作。女的当工人，男的在乡下务农，再谈对象就不门当户对了。到第二年，你二伯给她一连去了三封信，她只字未回，你二伯就知道，两个人的缘分已经到头了。那段日子，你二伯痛苦不堪，不但打死了我们家的狗，还砸死了邻居家过来偷食的鸡。你奶奶怕出意外，赶紧四处张罗，所以很快，我们家就多了一个女人，你二伯母。你二伯母是我们邻村的，比你二伯小五岁。你二伯母出嫁的时候，虚岁刚二十，她只读过两年小学，属于半文盲。为了给你二伯结婚，你奶奶把家里仅有的两头猪全卖了。

后来，多年以后了，你二伯已是我们区财政局的局长。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了柳文妍的电话。怎么会接到她的电话呢？你二伯被评为市“十佳公仆”，名字登了报，她是看了报纸，通过114查询到你二伯电话号码的。前缘重续，物是人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你二伯还能怎样？

一晃又过了几年。有天晚上，你二伯打电话给我，说想带一个人到我家来住一夜，问我能不能腾出地方。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当时我的居住条件很糟糕，我那房子，只有一间半，不成套，如果留人住，只能打地铺。我就想，你家的房子那么大，而且，你已经是副区长了，到哪儿不能留个人住一宿，非要来我家不行呢？

晚上九点多钟，你二伯把人带来了。一看来人，我傻了，——就是柳文妍！

我当时很紧张。你二伯不紧张，我倒是紧张了。你说可有意思？

你二伯虽然不紧张，但他很尴尬，先是和你小婶打招呼，说：“这是我的老同学，你不认识，胜利认识。”因为太突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小婶介绍了，就啊啊地喊着，像是变成了哑巴。过一阵子我才镇定下来，叫你小婶沏茶，想分散她的注意力。你二伯趁机把我拽到门边，压低声音说：“我和她的关系，你别跟玉梅说；在你家就睡一夜，明天你就让她走。”

你二伯并不解释原因，当然也没有机会容他解释。他讲了这句话，我们坐下来寒喧的时候，我就特别谨慎，称呼她柳大姐，只泛泛地问她一些近来的情况，不敢深谈。柳文妍皮肤白皙，多少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白；说话细声细语的，城市味十足，也有气质。我想农村和城里到底是不同，你二伯母比她小五岁呢，可看上去，你二伯母比她显老，要老相多了。坐了顶多七八分钟，你二伯抬起手腕看手表，说晚上还有个紧急会议，十点钟召开，就走了。

往常家里来人过夜，都是打地铺；可那一夜，我没打地铺。我带你妹妹挤小床，把我们的大床让给柳文妍和你小婶，让她们俩睡在里间。我这意思也是明摆着的，我们没有把她当外人。

到第二天，柳文妍一大早就回城里去了。我刚到单位，你二伯就打来电话，说他昨晚根本就没有会，是骗柳文妍的，他回单位拐了一趟，就回家睡觉去了。

这以后，你二伯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柳文妍。

——你说他有没有那回事呢？单从表面上看，很难讲。

男女方面的事情，你父亲倒是有的。

你父亲自杀那天，在洛宁德公司第八层楼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检察官是不是注意到了；反正，我是注意到了。当他们从你父亲的日记本里搜出几张照片，把照片递给副总经理沈莹过目的时候，我看到，沈莹脸色煞白，又由白转红，变化很快。

我干吗要注意沈莹呢？他跟你父亲的关系，洛宁德公司五百多人，没有人不知道。而你父亲日记本里的那几张风景照，是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照的，不是沈莹。

沈莹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她年轻，比你父亲小十几岁呢，精力旺盛，长相好。她能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当上公司的副总经理，靠的就是你父亲。你父亲权势太大了，他们企业的中层干部在背后议论，说你父亲的影响就相当于空气，而董事会的那些同仁们就像一群老朽，由着他使性子，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提到你父亲，我总是这么刻薄，你不介意吧？

实际上，你父亲能发展到后来这一步，这么牛气，是你母亲的功劳。也可以说，是你外祖父的功劳。

那年你父亲户口上来，看准风头，学开汽车，拿了B照，然后凭着驾驶执照，进了北门化工厂。那时候，你母亲在化工厂干打字员，他们就谈起恋爱来了。他们的恋爱，完全是你父亲追你母亲，穷追猛打。——我讲的是真实情况。——当然，依我现在理解，他能追上你母亲，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母亲相貌平平，个子也矮。虽然你父亲长相也一般，但他起码是大个子，而且，“阮氏三雄”的形象也有许多女人喜欢。

你父亲开车之余，整天往打字室跑，本来不算一见钟情的，硬是被他演绎出了一见钟情式的爱情，那真是，淋漓尽致。他的努力成功了，生米很快就煮成熟饭。他们结婚的时候，你母亲已经怀了你五个多月了。……我讲多了。……不要紧吧？……不要紧？那我就接着讲。

婚礼相当热闹。婚礼晚宴上，你二伯当着你父母的面，就对你父亲说：“凯歌你小子，贼精！”我当时也在场，听你二伯讲这话，才蓦然悟出，你父亲真是聪明绝顶，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跟你母亲的婚姻发展，现在你都看见了，用不着我多讲。你二伯的意思是，你父亲是看中了你外祖父。你外祖父那时候在市劳动局，是局里的一个中层干部。

结果不出所料，他们成家的第二年，两个人就双双调离化工厂，去了市里的一家大企业。所以，你父亲是有远见的，找你母亲，就是他向命运挑战的第一步。

你母亲固然有她的缺点，心高气傲，看不起人。这在干部子女中可能普遍存在。但也不完全是。像你堂姐凌莺，她父亲还是区长呢，官职比你外祖父大吧，可她从不以干部子女自诩。也在各人吧。我想说的是，你母亲虽然有缺点，但他们俩产生矛盾，我认为主要责任在你父亲。叫我看，他从一开始对你母亲就不感兴趣，等他达到目的了，他就开始“拖”你母亲了。你母亲要是受不了，主动提出离婚，他愿意；如果不提，他也不会主动去法院的。他急什么，他有得是时间。

这就好比登山，要一步一步地爬；坐直升飞机也可以，但对有些人来说，没有坐直升飞机的资本，只能爬山。你父亲就是这样。

他总算是爬到了总经理的位置。然后，他开始陈仓暗渡，发展个人的小天地。我指的是他和沈莹的关系。

沈莹这人我了解一些，但了解得不多。她被你父亲宠坏了。实际上他们是互相宠着。她迅速结婚，迅速生孩子，很快就离婚了，就像闪电似的。有一阵子，洛宁德公司沸沸扬扬，大家普遍以为，你父亲也会跟你母亲离婚的，然后去跟沈莹结婚；他们说，沈莹生下的那个孩子，还搞不清是谁的种呢。

但是他们低估了你父亲。你父亲怎么可能轻易跟你母亲离婚呢？

那阵子，你母亲闹得很厉害，在家，在你父亲单位，在一些公共场合，到处都能听到她的声音。你那时候已经去新加坡读书了，岁数也小，对这些都不了解，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吧，不知道。你母亲当然要闹，换作哪一个女人都会闹的。但我觉得，你母亲的做法不够明智，想挽住丈夫的心，这么闹肯定不是好办法，只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加速他们婚姻的破败。

而你父亲，自有他的办法。他能把握住尺度。所以，从那时候起，他们就分居了，一直到他去世。他们始终没有离婚。

奇怪的不在于他们离不离婚，而在于，你父亲在沈莹之外，还有别的女人。这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我对你父亲印象不好，倒不完全在于这些。这是公众的衡量尺度。兄弟之间，我更多地是从家庭角度考虑的。

有一段时间，我对你父亲印象很糟，我和他的关系，也几乎发展到崩溃的地步。究其原因，还是在你母亲身上。

你小婶的娘家在农村。有一年春天，你小婶的哥哥开拖拉机，翻到沟里去了，结果他脾脏破裂，肋骨断了七根，左腿粉碎性骨折。拖拉机损坏了不算，人差点还丢掉性命。那时候我经济拮据，只有五千元积蓄，全部砸进去，也只当打水漂。你二伯知道了，马上就掏了三千。充进去，还是不够。我只好向你父亲借钱。本来我以为，既然我开口了，那么大的事情，人命关天，你父亲总会想办法帮我解决一些问题的。他是大老板，比你二伯有钱多了。他都能把你送到新加坡去读初中，读高中，一年要交十几万呢，他还能缺钱花吗？可叫我想不到的是，你父亲竟把我拉到你母亲面前，对你母亲说，玉梅她哥住院了，想借几个钱，你看家里有没有钱？你母亲问我借多少，我顿时就冒汗了。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在你母亲面前谈借钱，蛮丢人的。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只好说，先借三千吧。其实我是想借一万的，没敢开口。

你母亲一向瞧不起我们凌家人；当然，你也姓凌，但你除外，你是她女儿。我最不习惯的，就是她常常把她的这种瞧不起挂在嘴上。——你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老是挂在嘴上，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吗？你母亲不考虑这些，从来就不考虑。这大概就是养尊处优造就的性格吧。举个例子，在赡养你奶奶的问题上，你母亲经常会说：“农村那个老东西还没死的时候，我们对她多好！每个月都按时给她三十块钱，铁板钉钉，我又没吃过她一口，没喝过她一口，就跟欠她债似的！”——这话你肯定听过，我都听过好几回了，你能没听过吗？

借你母亲三千块钱，我总觉得是个心思，借了不足两个月，我就和你小婶商量，决定把钱还给你母亲。几下一凑，够了，我就让你小婶去你家还钱。

在你家，你小婶说：“三嫂你以后不要再讲我们是农村人了，那么多人在场，你这样讲多难听啊！中国人嘛，谁不是从农村里出来的?!”这话当然不大好听，也是没有办法了，找个机会说出来的。你母亲马上就接话了，说：“本来就是农村人嘛，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噢，感觉丢人啦，丢人就赶快去当大官，挣大钱！又没那个本事，跟我一个小老百姓扯什么淡?!”

话不投机，就在你家吵起来了。这件事情，你小婶肯定是有责任的，还钱就还钱，讲这些话干什么？没多大意思嘛。你母亲讲话也不饶人。反正，这关系蛮难处的。可能是积怨太深吧，到后来，她们俩居然大动干戈，打起来了，打得天昏地惨。

你小婶是哭着来家的，半边脸上全是血痕，头发也少了一撮。

你父亲那天不在家；如果在家，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但我对他仍旧有想法。我觉得他不该对我那么吝啬。在男女问题上，他花钱无度，一掷千金；又不是缺钱的人，何至于对他弟弟这么吝啬呢？我不知道你听了，是什么感受。反正，我想不通。

后来你二伯为我们兄弟俩调解。在你二伯家，你父亲说：“借钱还借出事来了，而且，还是在我家！这样下去的话，以后，人还怎么做?!”

这话我都不大好分析了。说它对，说它不对，好像都有道理。反正我觉得这话挺刺耳的，不中听。你感觉呢？

那天，你二伯抽着烟，看着窗外，也不讲话，眼睛好像一片虚无。他那姿势，让人感觉到烟在他嘴里比在别人的嘴里更香，更有味道。你二伯遇事一向沉着，不轻易表态，这是他多年从政养成的习惯。

好了，讲得太细了，也没意思。总之吧，你二伯的斡旋并没有能改变你小婶对我的态度。不怕你笑话，那段日子，你小婶跟我分床睡，不许我靠近她。她对我的评价就是两个字。你知道是哪两个字？——无能！

讲到你二伯抽烟，我想起来了，你二伯烟瘾大，不是一般的大。他把吸进嘴里的烟用嘴巴裹着，就像没有牙齿的老太婆费劲地咬牛皮糖那样；他吞烟的动作也极其夸张，就像渔民起网那样，生怕漏掉一条鱼。这种贪婪的神态，有一阵子让我特别羡慕，特别崇拜。我想这才是一个标准的领导干部形象，有嗜好，有个人缺点，但都是生活小节，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你二伯是个言谈幽默的人，他的笑声也给人带来率真、亲切感。你小婶跟你母亲闹气之后，回来又跟我吵架。为我们夫妻俩斡旋的，仍然是你二伯。

你二伯说：“玉梅你看我们凌家，父母亲虽然都没文化，但是他们政治敏感性强。我们弟兄四个，我哥是在我爷爷蹲监狱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叫祖狱；我是刚解放那几年出生的，叫祖国；老三是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高奏凯歌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叫凯歌；胜利呢，胜利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出生的，那不是胜利吗？我们兄弟四个，排在一起，就是一段像样的中国革命史，你说能把谁甩掉吗？肯定不能！”

你二伯的话，把你小婶逗笑了。我们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少了像你二伯这样的人。相当于一种黏合剂。

可谁能想到呢，你二伯生病了。很突然，而且是一病不起。

你这趟回来，是因为你母亲给你打电话，催你回来的。也是巧了，正好赶上你二伯住医院。这都是天意。如果你不回来，或者迟几天回来，恐怕，就见不到你二伯了。

今年年初，你二伯患感冒，工作忙，也懒得去医院，就让秘书去医院替他开了一些药，胡乱吃了一通，也没当回事。可两个礼拜过去了，感冒不见好，反而更厉害了；人也像生了大病似的，浑身乏力，犯恶心。那天开区长办公会，开到一半，你二伯竟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见几位副区长正面面相觑，你二伯就心思重重地说：“我要去医院看看了，好好查一查。”

讲这话的时候，你二伯还意识不到，他这一去，已经不能再回来上班了。

检查结果一项一项出来了。医生把我和你二伯母叫进办公室，把门关上。看他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妙。果然，你二伯得的是癌症，肺癌。

我和你二伯母都惊呆了！——那么劲头十足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得了癌症呢？我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你二伯母当面不敢哭，可背着你二伯，哭了不知道多少场了。你二伯，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你二伯躺在病床上，态度很乐观，对前来医院看望他的市委市政府领导说，没事的，主要是缺觉，睡几天就好了。区里一些部门的领导来看望他，他还谈笑风生，轻松地谈论他们那些口子的工作。可夜深人静的时候，病房里只剩下我和他了，他就一改白天的沉着和自信，显出一脸的忧郁和凝重。这忧郁和凝重是不多见的。你二伯望着窗外对我说：“这回我要好好检查检查了。胜利你知道，你二嫂那人，轻易是不哭的。”

我心里不禁一揪。——原来你二伯都看出来了！

你二伯不像别的病人，要刨根问底；他不问，他不叫我们为难。其实都是心知肚明，他不问，我们只好瞒下去，自欺欺人地瞒着。双方都不把那层窗户纸捅破。来了人，来了领导，他仍旧乐观。我心里就完全有了底，他白天的乐观，全是装出来的。

医生说，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开刀，二是保守治疗；开刀虽然是积极的办法，打开胸腔后，如果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晚期，那也不能动刀，只好再缝合。医生要我们家属拿主意。家属中能够拿主意的，也就我和你二伯母、还有凌莺了。我们商量了大半天，你二伯母和凌莺始终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我就想到你父亲了，你父亲要是还活着，我就可以和他一同拿主意了，他更有主见。

主意最终还是由我拿。当然是开刀，采取积极的疗法。我想你二伯才五十岁出头呀，总不能就这么等死吧！

你二伯的秘书和驾驶员整天往医院跑，是区政府派给他们的任务。手术前一天，你二伯精神特别好，早上吃了一大碗稀饭。医生刚查过房，你二伯就对我说：“胜利，我们俩回去看看，好不好？”

我说明天就要动刀了，今天你还想到哪儿去？

你二伯说：“下乡，……到陈旺去看看。”你二伯母心思很重，看着我，没说话。你二伯很不高兴，当场就拉下脸，对我说：“前两年你就约我下乡，回去看看；现在我有时间了，你又不愿意去了。”

我对你二伯母说：“去去也好，我也好长时间没去看看了。”

你二伯顿时振作起来，叫我扶着他下床，把床上的毯子朝枕头上一堆，就对你二伯母说：“你别去了，小冯开车，我和胜利去，去去就来。”

那天天气很好，风清气爽。小冯把轿车开得很慢，路上有个小坑也要谨慎地绕开。我和你二伯坐在后排座位上，你二伯说：“小冯你今天怎么啦，七老八十的，像开手扶拖拉机似的，蔫了吧叽的？”

两年多了，我一直都没有回过陈旺。为什么呢？就因为你父亲的死。以前回村，老家人总是很热情，虽然陈旺已经没有我们凌家一个亲戚了，但随便走进哪家，大家总是闻风而来，围上几圈，那样子，比亲戚还显得亲。他们会问，祖国当大官了，现在过得好吧？也会问，凯歌当大老板了，该买小汽车了吧？还会说，胜利你混得也不孬，官当得没有祖国和凯歌大，可你也是个官嘛！可你父亲出事了。全区上下几乎家家都知道，陈旺还有谁会不知道吗？大家肯定都知道的。我还怎么敢回村？

柏油路一直铺到村子里，大变样了。到了陈旺，你二伯把旁边的窗帘拉严实，又转身把后窗的纱帘也拉上。你二伯说：“你们俩，把窗帘也拉上吧，我们不下车了。小冯，你就围着村子慢慢开吧，多绕几圈。”

我懂得你二伯的意思。有一句唐诗，不知你听没听过，叫“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近乡情怯，对家乡感情深了，都这样；特别是你二伯，情况特殊。

我和你二伯坐在后排，透过前窗朝外看。汽车开得慢，迎面过来的，差不多都是熟人。有步行的，也有骑自行车的。

看到了杨老三，你二伯说：“杨老三！个子好像矮了嘛，小时候天天跟我打架，骑着我打。”

看到了陈柱，你二伯说：“陈柱，这小子！我哥当年就是因为救他！”

看到了魏福全的妈，你二伯说：“福子他妈！胖了，胖多了，都快认不出来了。”

还有侯卫国，你二伯说：“乖乖，胜利你看侯卫国，抽烟那姿势，跟小地主似的！”

就听你二伯一个人讲。一边指点，一边回忆。他当时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儿童，恶作剧的心理得到满足似的。我情绪很糟，几乎想哭。

那天我们坐在车里，围着村子起码绕了七八圈，直到被人怀疑，被人指指戳戳了，我们才回来。

你这趟来得很是时候，虽然不是专程来看你二伯的，可也算巧，没错过机会；再晚几天，可能什么都看不到了。现在这情况，你二伯到底还能活多久，什么时候会“走”，明天，还是后天，很难讲。反正，时间不会太长。

在你父亲亡故这件事上，你母亲一直瞒着你。我觉得不该瞒，这不是办法。本身就是既成事实的事，干吗还要遮遮掩掩，瞒着呢？我还觉得，他们俩之间有矛盾，那是他们的事，不应该影响到你；起码，要让你正视这件事。你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三年了，你已经十八岁了，该知道的事情，还是知道为好。特别是这两年，你在新加坡学习，经济拮据了，供给不足了，说捉襟见肘，不为过吧？这是为什么，难道你没有想过吗？——你们这代人哪，日子还是太好过了，好过得连“为什么”都懒得去想了。不是吗？

你母亲说她生病，叫你回来，回来了，也没有什么病，又不肯放你走，也不向你解释为什么。你觉得她这样做，妥当吗？反正，我是认为不妥当。

那我就把详细情况说一说吧。你父亲因为经济问题出了事，虽然人死了，法律无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经济上，他并没有落到什么好处，该退缴的赃款，一笔一笔，都从你母亲那儿退回去了。那毕竟是国家财产，不是你父亲或你母亲私人的钱财。实际上，这些年来，你在国外，每年都要支出一二十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些钱，你就能保证其中没有你父亲非法得到的钱款吗？这两年不同了，你父亲去世了，钱路断了。你母亲找你二伯，找我，说你在国外，花钱多，问我们怎么办。你说这叫我们怎么回答，只好大家凑。你二伯掏了八万，我掏了四万。你母亲跟你讲过这些吗？……没有。……从来没有。说明什么呢？说明事到如今，她还在打肿脸充胖子。她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见到我们洋洋不睬，另一方面，又打着你的旗号，叫我和你二伯必须尽叔叔伯伯对侄女的义务。当然，从我们角度讲，我们也确实该尽这个义务，不管法律上有没有这项规定；可从你母亲角度去考虑问题，你不觉得，她的想法很滑稽、很可笑吗？

我跟你讲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是想叫你正视现实。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新加坡那边，暂时不要考虑了，学业断了就断了吧，也不要给你母亲出太多的难题。她没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这边，我已经帮你联系了，上学，总是有地方上的。

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学问虽然也重要，但和做人比，做人更重要。

好在你来看你二伯了。你是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如果今天不来，或者根本就想不到要来看你二伯，那你也许会终生遗憾的。当然，也可能不会。

看到你二伯这样，你很害怕。晚上你刚见到他的时候，我看你浑身直发抖。这没什么，这些都属于正常反应。

你父亲死的时候，我的反应比你现在强多了。那年夏天，你还在新加坡，你父亲的亡故，对我来说就像是某种暗示，就像一把钳子，紧紧地钳住我，钳住我的大脑。那阵子你想象不到我是什么滋味，各种杂乱无章的声音都绞合在一起，充斥着我的头脑，贯穿始终。那起事件以后，我心慌气短，一阵阵地痉挛，没办法抑制。只好去医院治疗。医生说，我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心病有个过程，要慢慢解。

奇怪的是，那年我想得最多的，不是你父亲，而是你大伯。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包含着某种气息，那气息，是在我们兄弟几个人身上共通的。

那段日子遥远得很，而且那时候我还小，还不理解死亡的真实含义，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不但不可怕，现在想起来，还叫人留恋。那时候日子过得很清贫，又是在乡下，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怀念那段日子，时时怀念。乡下的一草一木，包括一个人的死，都很叫人怀念。

真正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你父亲。刚才我说，你父亲的亡故，使我心慌气短，一阵阵地痉挛。那是真的。神思恍惚，精神紧张，情绪特别急躁，整夜整夜地失眠，像是不可收拾了。

我没办法，只好把我的问题告诉你二伯。

你二伯说：“我给你开个方子。我建议你写一篇小说，把你想回避的东西写下来，不要回避它，试试看。”我说我怕想这件事，还怎么写？你二伯善解人意地说：“家里人死了，而且是亲兄弟，你心慌，有所反应，我看是正常的，否则，就不正常了。”我说写也可以，可我不知道写什么，从哪儿下笔。你二伯说：“有个国家的法官，是美国吧，在他的判词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生命，比整个地球还重。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你就从生命价值的角度来写老大和老三，也许能写出东西来。”

后来我到底也没写出小说，只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叫《两个人的死》，写的就是你大伯和你父亲。写好后我寄出去，杂志社也没采用，就一直放在那儿。前阵子我把那篇文章又翻出来，看了看，感觉到分量轻了。死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尤其是拿它来与地球相比；你大伯、你父亲的死，明显都太轻了，没有地球那么沉重。所以，那篇稿子就一直放在那儿，等我以后找到沉重的话题，再补写吧。

那天吃过早饭，你二伯躺到手术室专用的四轮小车上，由医护人员推进了手术室。

我们在走廊上等待着。走廊里几乎站满了人，除了你二伯母和凌莺，除了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区委区政府的领导，还有我们老家陈旺组的乡亲。你知道我看到谁了？你想不到的。我看到陈柱了。

我有点惊讶，朝他点了一下头，他迎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上下摇着，摇得很费劲，与周围的气氛很不协调。我这才看到，他的眼眶里满是泪水，并且在摇动手臂的时候，眼泪掉了下来。

人太多，医生和护士在人堆里穿行，都嫌我们碍事了。

肺部开刀是大手术，必须动肋骨。

但手术时间不长。不是因为有好的结果；情况正好相反，结果不好。医生告诉我们，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属于晚期，只好缝合刀口。

经了这一刀，你二伯就一直呼噜呼噜地喘气，声音响响的。像是一下子老了二十岁，身体明显瘦下去，非常虚脱，再也不能下床了。

接下来是化疗。分好几个疗程。医生说，目前医学只能做到这一步，明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也只好这样做。

面上的工作我们都做得很好，瞒着你二伯，说手术做得很成功，瘤子不大，已经割掉了；说再养一养就可以出院了。你二伯是明白人，他能不知道吗？他不和我们计较，喉咙里发出浑浊不清的声音，口齿不清地说，好了就好，好了就好。

你都看到了，你二伯本来不算大的头和脸，现在都变得这么大了；其实不是头和脸变大了，是身体开始萎缩了，干枯了，比例一失调，就不相称了。只能挂水，已经不能进食了，连流质也进不去；但就是这样，他还要呕吐。

化疗做不下去。身体太虚，没法做了。是的，就是这么残酷。你都看见了，你二伯的头发已经全白，并且脱落得厉害，脸上也出现了七十岁老人才有的老年斑。他才五十多岁啊！现在他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前天夜里，他还能讲出话来。当时是我一个人在他病床前，他躺在床上，盯着我，像是看一个陌生人。他抓紧我的手，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断续着说：“胜利，……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是……无神论者，我能……能……想得开。……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想弄清楚你二伯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很困难了。我把耳朵贴上去，贴到你二伯的嘴边上，接受着他的呼噜呼噜声，在这声音里，我终于听懂了他要表达的意思。

你二伯告诉我，其实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清白，他和柳文妍，有过那种关系，当然，不是在市纪委来人调查前，而是在那之后。我很吃惊，吃惊于他的大胆，竟然敢于顶风“作案”。

他说这要怪柳文妍了，市纪委的人在那次调查时，专门去找柳文妍了解情况，这一来，倒是把她的心思勾起来了。所以，他认为，要谈责任，市纪委也脱不开干系，是他们的调查使柳文妍死灰复燃，重新燃起心中欲望的。为了你二伯，那一阵子，柳文妍整天疯疯颠颠，和丈夫差不多闹到离婚的地步。为了制止她的不理智，你二伯约过她两次；你二伯明知主动约她要犯错误，但还是约了。他陪了她两个晚上。你二伯对她说，你离婚就是逼着我离婚，可我根本就不可能离婚，我爱人对我那么好，我怎么能欺侮她呢？要我做对不起她的事，我这辈子也做不出来。

这些话，我原本是不该对你讲的，你还小，才十八岁。……可已经讲了，讲了就讲了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看，你二伯把天大的秘密都告诉我了！

那天夜里风很大，窗户没关严，窗缝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小孩子哭，特别凄惨。我懒得去关窗户，就在那个声音里，听他讲这事。十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一件事，你二伯断断续续，讲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昏迷过去了。

我就在那样呜呜的声音里，想，想一些人生短暂、灵魂永恒之类的问题。

是啊，人生真是短暂！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看着你二伯，再想一想你父亲的死，我就思忖：你二伯只不过是一区之长，活着的时候谈不上丰功伟绩，所以往后，也谈不上重于泰山；可你父亲呢，我不客气地说，他的死，就是轻于鸿毛。……你别这样看我。我这话不耐听吧？……耐听？耐听就好，这是实话。

我这儿还有一封信呢。这是你二伯前阵子还能写字的时候写好给我的。当时你二伯母也在场，你二伯回避不了她，说：“胜利……你一个人……处理。”我就知道，这是你二伯最后的一点秘密了。

既然已经跟你讲开，也就不算秘密了，你也看看吧。信封是空白的，敞了口，说明他对我信任。

是你二伯写给柳文妍的——

文妍：

活着是不容易的，请好好活着。耐心即勇气。春天听听打雷，夏天听听雨，秋天多出去走走，冬天看看雪。要爱惜家庭，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离婚。

凌留字

——你看，就这么简单。算是一封信呢，还是算一小段格言，或者是几行警句？

我要专门和她约个时间，把这封信交给她。当然，现在还不行，要等你二伯“走”了以后，等为他办完后事，有时间了，我再把它交给她。

办后事，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医生已经通知我们，说可以提前作准备了。医生还说，凌区长真能扛，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换一个人，早就不行了。

所以昨天，我和凌莺去火葬场，去墓地，提前去联系处理你二伯的后事。你二伯的司机小冯开的车。昨天，在去这些地方的时候，我的心一直提着。以前这些地方我也常去，可这一次，我的反应很特别。你二伯还没有死，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给一个活着的人去忙丧事。

哟，天都要亮了。

……一夜没睡，困了吧？能吃得消吗？

难得你有这片孝心，为你二伯守了一夜。……你不打算回去了？……不回去也好。你二伯，也许……就在今天。

你已经十八岁了，拿一句老话说，叫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凑着这个机会，正好，也算是接触社会吧。

——看，他们来了，来这么早。

责任编辑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