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光照千秋的文学形象,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下层妇女中反抗者的典范。她的悲苦身世令人唏嘘不已,她的蒙冤入狱令人义愤填膺,她的挣扎反抗更令人心中波澜起伏,涌动着无限敬意。然而,在窦娥轰轰烈烈、感天动地、死而不已的抗争背后,我们却看到了她不那么可爱的方方面面——虽然是买卖婚姻的牺牲品,仍然死心塌地地为亡夫守节;明明与毒杀案毫无瓜葛,却自告奋勇,替实际上也清白无辜的婆婆“顶罪”;对张驴儿这个奸恶无赖以及草菅人命、徇私枉法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可又把怨气撒到不相干的楚州百姓身上,害得楚州三年大旱,不知会饿死多少穷苦百姓。如此说来,我们对窦娥这一文学形象的传统解读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了。笔者不揣浅陋,就窦娥反抗精神提出如下几点异议,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窦娥的反抗表现出她对封建贞节观的迷信和维护。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多少女子被封建伦理道德荼毒摧残,多少女子郁郁一生也品尝不到爱情的甜蜜,又有多少女子在扼杀人性、窒息青春的封建贞节观的钳制下生命之火寂然熄灭!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社会现象啊!然而,又鲜有女子像卓文君那样大大方方、毅然决然地逃出樊笼,挣脱羁绊,寻觅到人生真爱,多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根本不考虑婚姻质量的糊涂虫,也不乏为亡夫盲目“守节”的所谓“烈女”。窦娥就是这样一位狂热地为亡夫“守节”的“烈女”。

在《窦娥冤》第一折中,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胁迫蔡婆、窦娥一同嫁给他们,窦娥不仅断然拒绝,还一反常态地对婆婆大发雷霆。一向孝顺体贴婆婆的窦娥此时俨然化身为一位一本正经的封建卫道士,厉声斥责婆婆:“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在窦娥看来,婆婆此举就是不尽妇道,伤风败俗。后来张驴儿阴差阳错地毒死其父,并丧尽天良地嫁祸窦娥,进而以此要挟窦娥成亲时,窦娥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不留余地:“我一马难将两鞍备,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于是窦娥宁愿见官,也没有选择息事宁人的“私休”。

窦娥如此迷信与维护封建贞节观,与其父窦天章的灌输密不可分。窦天章这个迂腐而又虚伪的落魄书生不仅因为经济困难和自己的仕途放弃了抚育女儿的义务,狠心将女儿卖作童养媳,而且苦口婆心地训导女儿要恪守三从四德。这就使得窦娥潜意识中逐渐形成了以“守节”为荣、以“失节”为耻的封建伦理观念,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之类的教条深信不疑,奉为圭臬。夫死守寡、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教条和伦理规范已经内化为窦娥的人生准则,并赋予她峻辞张驴儿、呵斥蔡婆的精神动力和道德令牌。所以,对待张驴儿死乞白赖的纠缠与居心叵测的诈骗,她慷慨陈辞,咄咄逼人,使得张驴儿这样的无赖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对意欲再嫁的蔡婆,窦娥的指责中还夹杂着辱骂、鄙视的浓重成分:“你岂不知羞?”“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无仁义。”由此可见,绞灭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已经像毒液一样渗透进窦娥的全身五脏六肺、七经八脉,使得她自觉地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言人。即使张驴儿父子不是流氓无赖,只要他们敢打窦娥的主意,她就会奋力反抗。因为究其实质,窦娥反抗的并非不自主的婚姻,而是任何人对封建贞节观的挑战与亵渎!

二.窦娥的反抗表现出普通百姓对封建吏治的天真幻想以及浓郁的清官情结。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治理天下主要依赖吏治,名为大一统,全国一盘棋,皇帝高高在上,贵为天子,天下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可普通百姓的命运实际上是取决于各级各部门的大小官吏。这些官吏自命为百姓的父母官,往往标榜自己勤政爱民、公正廉明,实际上大都是硕鼠、蛀虫之类。有的官员嗜财如命,大肆搜括民脂民膏;有的昏聩无能,视百姓生命如草芥;有的恃强凌弱,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像包拯、海瑞那样刚正不阿、明察秋毫、为民请命的清官寥寥无几。可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蒙蔽,许多如窦娥一样的下层百姓还是对封建吏治心存幻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由官老爷们处置,其结果当然是自酿苦酒,以悲剧收场。

儒家极力鼓吹“天既是人之则,又是人的理想。人一方面要按照天所体现之则行事,又要不断向上超越,最终达到天人合一。”还特别强调统治者要做到“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封建统治者为了欺骗百姓,总把自己扮成儒家思想的奉行者、公正的执行人。窦娥善良而无知,她根本就不了解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官吏的昏庸,天真地相信那些人面兽心的官老爷能明辨是非,惩恶扬善。于是,她自作聪明地采用了“曲线救国”的策略,仅仅为了帮助婆婆免于刑杖之苦,就画字招供。将“莫须有”的罪名揽到自己身上。窦娥此举的动机有多么崇高,我们姑且不论,她的糊涂可悲可真是令人咋舌。原来她认为,官府是绝对不会仅凭她的招供就草草结案的,一定会揪出真凶,还她婆媳清白。正因为如此,窦娥才会对堂上老爷说:“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直到梦想破灭,窦娥才把矛头指向天地与前世今生的宿命。在刑场上,她声泪俱下地唱道:“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怎可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是对象征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天地的悲愤的控诉和绝望的诅咒,是窦娥内心愤怒的激情迸发。

窦娥临刑前发下三大誓愿,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冤情之深,并不能真正洗刷自己的冤情,达到为其伸冤的目的。尽管三桩誓愿一一实现,真凶张驴儿还是逍遥法外,贪赃枉法的官员依然官运亨通。谁能扭转乾坤呢?唯有像窦天章这样正直廉明的清官!在封建社会,不少下层百姓都有浓重的清官情结,他们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天经地义的,皇帝是圣明的,清官是万能的。无论有多么大的冤屈,一旦清官出现,奸人必定被绳之以法,恶官势必丑行败露,好人定然扬眉吐气。可以说,清官情结的存在是中国封建专制体系延续数千年的一个社会基础,是窦娥反抗精神的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决定了其反抗精神的不彻底性。

三.窦娥的反抗还表现出突出的超现实性,因而必然带有虚幻性,只能给人带来虚假的心理满足与情感抚慰。

《窦娥冤》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反映在剧情的设计上,窦娥的三桩誓愿纷纷化为现实,天人之间的感应居然如此神奇,令人耳目一新。这种超现实的描写固然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作者内心的无奈与剧中主角反抗精神的某种先天不足。血溅白练,那是上天改变了地心引力的方向,才可能出现的奇迹;六月飞雪,那得将北半球与南半球对调才能办到;抗旱三年,在窦娥家乡历史上恐怕永远不会出现,因为淮阴地区历来多阴多雨。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神奇现象的发生,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试问,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像窦娥一样蒙冤而死的普通百姓何止千万?又有谁能真的像窦娥一样得到上天的眷顾呢?所以说,这种情节设计虽然增添了窦娥身上的悲剧色彩,但也只是给人以虚幻的满足与抚慰而已,并不能使人物的反抗精神得到升华。相反,更令人困惑的是窦娥的后两桩誓愿的实现,还带有某种赌气报复的性质,真正的奸邪之徒安然无恙,受害的是窦娥的家乡父老,于心何忍!

再说窦娥冤案平反的事。窦娥死后,冤魂不散,来到父亲面前诉冤,最终借父亲之手讨回了公道,惩办了恶贯满盈的元凶张驴儿与昧着良心办案的贪官太守桃杌。这种结局虽然印证了“恶有恶报”的古训,但于长眠九泉之下的窦娥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窦娥抗争的最终成果也仅限于平反昭雪、惩办个别仇人而已,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大厦并没有带来强烈的地震。从这个意义上讲,窦娥的反抗或多或少的是出于一种生命本能的反应,是在无意识中所表现出的个性的自主性,她的反抗是被迫的、消极的,因而可以说是失败的、不值得的。

综上所述,窦娥的反抗精神是有限的、局部的。从某种角度上说,窦娥并未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更不是清醒的反封建斗士,她只是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专制制度的信奉者和殉道者罢了。

宗在红,江苏省如皋第一职业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