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篓谣》是一篇好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某种极限,一种中国散文传统观念运用的极限。它以背篓为线索,同时也以背篓为象征,写出了母亲艰难沉重的生存挣扎和顽强不息的意志力量。细节鲜活感人,语言充满哲理,时见生动独特的乡村场景。极限也是极致,但是这样的极致也正是一种需要反省的极致,因为它是某种已然的极致,是人们熟悉的标准的极致,或者,换个说法,是某种模式的极致。而即使是极致,也由于其属于旧有的已然的形式这个性质,使它在审美感受上,不能让人享受到别样新鲜的艺术冲击,甚至有点隐隐的倦怠。

在散文创作界这个问题相当普遍。许多人对当前的散文不满意,也许这就是原因之一。就这篇作品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整体构思。如上所述,这篇作品以背篓为线索,串连起有关的细节和场景,以表达一个集中的主题。背篓又作为一个象征,使文章有了一点托物言志的影子。这样的写法是一种惯常的手法。当然,常用手法也不是不能用。只是,如果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要求,读者的不满足当然也有正当的理由了。问题是,这篇作品运用得过于工巧,以致于使人觉察出隐隐的牵强和穿凿,甚至出现了一点自相矛盾。那支贯穿全文的童谣,它歌颂赞美了背篓,说它像玉缸,装着月亮,装着童年的梦想,而且由母亲的口唱出,作者对它充满深情。可是,后来作者却说“我一直试图摆脱背篓的重压”,“ 没想到,我摆脱了一个背篓,背篓却变了一种形式,压在我的身上。”接下来,又说“我”到城里谋生后,“那支童谣,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在我孤独失意时,乐章就会奏响,给我抚慰和力量,勇气和希望。”背篓又变成美好的象征了。此处称颂其美,彼处又说它是重压,何以会发生这样的矛盾呢?我想这源自作者赋予了背篓双重的象征,而没有意识到其间的和谐。其实,象征也好,隐喻也罢,在一篇之内最好始终如一。过度使用甚至滥用效果必不佳。

我更想说的是这篇散文的语言。

我所说的这篇作品遵循的已然形式,从其语言上看得更清楚。散文的语言有记叙性、描写性、抒情性和议论性包括感叹性等类别,而最能表现作者个性风格的是抒情性和议论性包括感叹性语言。这篇散文当然有不少精彩的语句,“落日下,我看见一颗颗受累的灵魂,像故乡一样脆弱。”“歌声跟随晚风,传遍山川和旷野,飘向时间和永恒。一种消逝的力量,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但是,缺乏节制的抒情议论和感叹也不少。比如,在雨后泥泞路上,“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这已经够了,作者却不肯打住,接着说“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又是“路标”,又是“印痕”,而且“生命”,不仅有夸张之嫌,而且是进入熟烂套语之列的隐喻性词语。这其实是一个含蓄的问题。什么是含蓄?含蓄之一种就是少说或者不说。如果从内容方面看,就是一个内容选择即说什么的问题。比如这段话:“母亲也没有被她肩上的重负压垮——她一生都在与肩上的背篓抗争,与命运抗争。最终,她获得了火焰和阳光,成了我们家的脊梁,一个村庄的脊梁。”我觉得有第一句就可以了,没有被压垮就是抗争的结果,后面的“抗争”云云就不必说了。至于“火焰”“阳光”虽然听起来境界颇大,其实与一个朴实农妇的身份关系不大,且给人空洞玄虚的印象;而“一个村庄的脊梁”是什么意思?“脊梁”已是一个使用得十分光滑、失掉色泽的隐喻,在此重复使用,即使不使人乏味,也不能增添亮色。

这里也涉及到所谓哲理性语言。我们的散文传统常常强调哲理,而哲理的表达又常常以高度凝练的语句“点睛”。这不是不好,问题同样是多了滥了不好。“我人生的来路,还得在母亲的脚印里去寻找”,“母亲是故乡的缩影”等等,文中这类话相当多,似也有一个度和量的把屋问题。艺术里存在着许多已然,许多或然,和许多未然。如果说已然的传统或观念是一块巍然之石,那么,艺术的新芽如何从岩石之下萌发和生长,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席星荃,散文家,现居湖北湖北襄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