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赋

2009年的4月8日，上午8点38分，中建三局高层电梯里，我的手机响了，是父亲打来的。父亲告诉我，母亲已经咽气了。电话那头，父亲有气无力：从母亲早上6点10分起病。到最后走，前后只有2个多钟头。太快了，太陡了!

母亲叫王新伢。当我开始学会投机钻营、幻想着出人头地的时候，我处心积虑，在一页又一页的档案表上开始学会写上母亲的名字。我觉得新伢这个名字太土，简直是土得让我没有面子，于是我就为母亲把名字改写成了王新蓉。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在我读博士以前的若干个档案表中，不止一次地在“母亲职业”一栏中填上“小学教师”、“退休”等字样，生怕说了“母亲是农民”，会对我的升官发财谈恋爱带来影响。一直到我年事渐长，一直到我读到博士。我终于痛改前非。开始下定决心，以一种十分壮烈的心情在档案履历表中还原我母亲的姓名与出身还有她所从事的职业。我还常常不止一次地逢人便说我的农民母亲如何如何，相反地，我的坦诚与真挚，还收获了更多的对于我与母亲的赞许与感叹。

母亲15岁的那年。也就是1968年的农历大年初四，她顶着好多好多的压力，毅然决然地嫁到离她娘家仅仅一河之隔的刘家墩上来。成为了“四类分子”的儿媳，成为了我的母亲。父亲昨日深夜还在我三局的小房子里告诉我，他说一晃就和你妈妈生活了41个年头，日子过得好快好快啊!记得你妈妈出嫁的那天，冰天雪地。河里的冰结得有砖头厚，可以站得住人……

母亲一生哺育我们三个儿子。本来，在三弟之前，母亲还诞下一个小妹，也许是母亲命里不该有女儿的福分，未满一月，小女竟窒息夭折。

母亲是农民。她有着所有中国农民母亲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她性格要强，凡事不甘人后。我常常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散学归来、放暑假的时候，看到母亲起早摸黑辛勤忙碌的身影。分田到户后，母亲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双抢”农忙时节，因为要抢收抢插，母亲白天忙着收割早稻，晚上就借着星光，将成千上万斤的谷垛子上的谷粒用手抡下来。刚刚收割的谷个子，水分重，一个成捆的谷个子，最起码也有10来斤重。母亲就用两手将谷个子高高举过头顶，奋力向下砸在用木棍竹片扎成的棒谷凳子上。母亲砸谷的姿态真是美极了!母亲砸谷的动作就是一座雕像，她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问，我眼睛一闭，那砸谷的模样就浮现在我眼前。母亲砸谷的时候，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从没有疲倦。当天边现出晨光。望着身旁一堆又一堆的谷堆，母亲只揉了揉眼睛，稍微捶了一下腰身，就又带着无限的希望，下到秧田里去扯秧、插秧。待到十天半月的“双抢”忙完，母亲肯定会小病一场，她就借着这样的机会。把她损失的睡觉的时光补了回来。然后又精神抖擞地下地去秋收冬播，年复一年，永无疲倦……

家里有三个儿子，儿子个个都要读书。可微薄的土地，仅仅能够填饱肚子。于是，母亲就和父亲一起下到洪湖里去开荒种地。在夏日洪湖还未涨水的季节。在低洼地里插上十几亩地的早稻。早稻成熟季节，洪湖水涨，母亲毫无惧色，跳下湖去。弯腰割下成熟的稻穗。母亲躬腰割稻子的时候，洪湖水就会漫过她的乳房，她的颈脖，无数的蚂蝗就会吸附在母亲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肆意吮吸。因为是湖田，所以是不需要交公粮水费的，又因为洪湖夏日涨水，所以母亲的早稻那就是靠天收。当母亲和父亲撑着竹篙，从洪湖撑船一天一夜回到刘家墩上时，当我们兄弟3人从母亲手中抢过母亲从洪湖采来的野藕、菱角、野蒿巴时，母亲该是何等的高兴和满足呵。洪湖湖水里收来的早稻。往往不及垸内良田收成的十之一二，父亲有时候也劝母亲，说不要种湖田了，太累了，收成也不好。母亲就显得不由分说，打断父亲的话+多一粒比少一粒强!母亲于是就用这样的粗壳瘪壳一样未及发育饱满的谷粒去打米打糠，有的人吃，有的猪吃，送儿读书，养猪卖钱。

母亲还不止是一个农民。她还很有头脑。我们长江边上、洪湖边上、洞庭湖边上的水多、鱼多、田多。好多的母亲都是舍不得花钱送孩子念书的，因为即便孩子不读书，凭着打鱼摸虾的本事，一样也能图个生存，生儿育女，养老送终。母亲傻就傻在这儿，她幻想着用微薄的种田收入来供我们兄弟三人念书。一个都送不起，她居然还想送三个!农村种地，就是靠的劳力，我们兄弟三人都在外念书，家里就没了劳力，父亲又因为在村里混一点小小的村干部，于是，沉重的种地负担就全靠母亲一人担当。升中学那年，我在我们公社的一个小学念书。考试结果出来后。我在我们那个公社是总分第二、语文第一。按照道理，我是理所当然地要被公社里最高级的中学柘木中学录取走的。可是，就在我就读的小学旁边。还有一个小管理区的中学叫天育中学。天育中学的校长老师觉得我是一个值得培养的苗子，就想把我留下来。母亲知道了，于是她一个妇道人家就直接找到那个刘姓的校长。给他苦苦哀求。母亲说，刘校长，你郎喜欢我的儿子，我们都知道。可我的儿子到更高级的中学里去，受的教育更加的好。你郎在这个地方当校长不见得当得一生一世，还是要调走，还是要退休的。可你郎一走，就会误了我的儿子的一生!母亲讲得合情合理，刘校长执拗不过我的母亲，就答应放人。可是那还得要到柘木中学去找那里领导，还得要到离柘木20多里路远的白螺公社的教育组去改档案，拿学籍。于是，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5毛钱揣在衣兜，在那个醋热难当的1985年的夏天的一大清早，从刘家墩步行到10多里开外的柘木中学，去找妈妈小学三年级时候的女同学。她的女同学是当时柘木中学张云龙校长的女儿。于是，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加上本来我就是因为天育中学隐瞒优秀生源而使他们漏招，于是。张校长就很快地同意了接收补录，于是张校长就又很快地为我的母亲写了一个盖了学校公章的字据，于是母亲又连忙风急火急地踏上烫得死人的通往白螺公社教育组方向的沥青路面，徒步走了20多里路，终于在教育组的领导下班之前，办完了我所有的补录手续。母亲在天煞黑的时候，终于回到了刘家墩的家。母亲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耀林子，还有现饭吗，我父亲看到母亲的脸色很不好，就说怎么了?你还没有吃饭?母亲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地吃完了现饭剩菜，笑意重又荡漾在她那美丽的嘴角。她兴冲冲地告诉父亲和我，说儿子的事情全部都办好啦!儿子的八个字儿真是好啊!好多的贵人相扶啊!别个领导都说我的儿子将来有大出息啊!……母亲就这样一边喜形于色，一边从怀里掏出那张早就被汗水浸泡得拧得出水来的5毛钱，认真地在那八仙桌上摊开。她一脸幸福地对父亲说接，这个钱你收好!我可是今天一分钱都没有用你的!这个钱还要留到给儿子读书去报名!母亲又顺势踩下鞋跟，我于是和我父亲就同时看见母亲的脚背脚跟全是血泡，那血还在母亲的布鞋

内侧浸润出一圈又一圈的黑红……父亲就责怪母亲，说你最起码也应该坐几里路远的三轮车的，最起码也应该买一个包子馒头吃一吃的…母亲说：我没坐车，偏是没有走死：我没吃东西，偏是没有饿死?!今后用钱的地方还多得紧呢!

我从13岁离开家乡，辗转剂州、武汉、北京读书工作。无论是身处何地，无论身居何职，无论是在开心的时候，无论是在落寞困顿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母亲的话：好日子要紧着点过，苦日子要咬着牙齿过!我的重义气、讲良心、有韧劲、有毅力、不怕吃亏、不怕吃苦、敢于放弃的一些基本的品格都是母亲遗传给我的，都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同时，我的太讲感情、直来直去、不隐晦、遇事不会转弯、性情急躁、太争强好胜等等诸多毛病，也都是母亲给我的基因。

当我在2009年的4月8日的下午3点多钟，终于赶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见不到母亲每回迎接我回来时那个兴高采烈的模样，再也吃不到母亲为我端在桌前的咸得让人又爱又恨的青菜萝卜大草鱼，睡上只有在我回到家里时母亲才肯舍得铺上的她亲自栽种弹轧好的温暖的厚厚的棉絮被褥……我千悔万恨，悔恨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只顾了自己的忧愁快乐，全然忘却了母亲的孤独凄清。母亲生育我们兄弟三人，临了。没有一个儿子守在母亲的身旁，送她最后一分一秒!我一次又一次地俯下身去，亲吻着母亲的脸颊、额头。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妈啊，妈”。可是无力回天，母亲依然双目紧闭，柳眉微锁，嘴角微微挂着笑意，一如母亲生前的每一次睡眠。

母亲听说我清明节要带着她的大儿媳妇第一次回到刘家墩，高兴得不是一般。她自己在一根长长的木棍的顶端系上扫帚，把家中楼顶上挂了几十年的蜘蛛网和烟尘打扫得一干二净。她又没日没夜地把我楼上的房间的地板家具电器用水擦了一遍又一遍，把被褥晒了好几个大太阳，她又担心家里的泥土味太重，于是又从集镇上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两瓶花露水。楼上楼下满屋的洒，洒得那个香气飘满老家的房前屋后，连路人都好奇地驻足打听，母亲就一脸幸福，恨不得用高音喇叭告诉每一位路人：我的城里的大儿媳妇要来啦!我要把屋里搞干净一滴儿啊1莫搞的让街上的洋媳妇嫌弃我的儿啊!……母亲一边高音亮嗓地回答乡邻的询问，一边又转身将地上的薄叶一遍又一遍地打扫干净……遗憾的是：因为我在单位还混着一点小小的职务，被领导安排在节日期间值班，所以没能兑现清明节回家看望母亲的诺言——谁料美诺空许，竟成永诀?!

4月6日的上午11时，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照例是母亲接的。母亲说儿啊还好?上回带去的鸡蛋吃完了没有啊?家里的鸡子又给你下了几十个蛋了。么时候跟你带到武汉去吧……这是母亲最后一次接听我的电话。可惜，我嫌母亲唠叨。不愿和她多讲，匆匆挂掉了电话，接着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

4月11日上午，母亲出殡的日子，大雨倾盆。灵车辗转，中午12点，在洪湖市殡仪馆，当我看到母亲终于化成一缕轻烟、一杯白灰的时候，我都还不相信母亲真的离我而去。此时，当我离开刘家墩，坐在这高高的现代化的大楼里工作学习的时候，我仍一如往昔地想着母亲，想象着她还在地里耕种庄稼。想象着她还在苦苦等待着五一、国庆节、春节长假的时候我们弟兄回家团聚的样子……

生活还将继续，档案履历还要接着填写。母亲的那一栏，永远不会空缺。上面依次写着：母亲，王新伢；年龄，56岁；职业，农民；家庭住址，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高刘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