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伟　刘奎杰

摘要：朱熹与陆九渊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两位重要的哲学思想家、文化教育家，前者集理学之大成，后者开心学之体系，二人均为南宋时期新儒学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二人称名于同一时期，且学术观点相异，故自鹅湖之会始，二人争论不休，构成中国思想史绵延数百年之大公案。本文对鹅湖之会及所引发的朱陆之辩进行了新的历史回顾与分析，以期揭示朱陆之辩的缘由、目的及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鹅湖之会；朱陆之辩；目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2-117-03

作者：王公伟，鲁东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刘奎杰，鲁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山东，烟台，264025

由于学术分歧，朱熹与陆九渊争论问题甚多，如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无极太极之辩、道统辩、阴阳道器之争等，这一系列争论均以鹅湖之会为发端。儒学发展至宋，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分野逐渐朗现，朱熹主张“理本气末”，走的是客观唯心主义路线，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走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路线，二者学术主张出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及工夫论的差异与纷争。尽管出于争夺道统领导权的现实需要，二人辩况激烈，但二学最终都自觉会归到复兴封建儒学之需，重整伦理纲常之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最终目的上来，是故，朱陆之辩又呈现出形异而质同的价值取向。

一、缘起鹅湖会

公元1175年，本着“会归于一”[1]的良好愿望，朱熹与陆九渊两兄弟携友人相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以切磋为学之方，交流学术思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会上，陆九龄（陆九渊之五兄）首先向朱子发难：“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专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2]诗中的“此心”就是专指陆氏心性之学的核心概念“本心”，认为“心”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据。陆九龄借诗表明“本心”，并抨击朱子“留情专注”、“着意精微”，做的琐碎，反而使得“本心”湮没，难以发挥本体作用，从而对朱子的为学之方和思想倾向进行了批评。朱子为学，注重经典文著的研习传授，把研读古圣贤书作为致知格物、通达天理的必要手段。但陆氏兄弟并不认同朱子的为学方式，反而认为朱子为学大有弊病，在陆氏看来，只顾钻研经典，在书堆里艰难求索，而不去发明本心，实为舍本取末之举。鹅湖之会上，陆九渊对朱子的抨击更是毫不客气，他借和其五兄之诗道：“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3]当陆九渊吟诵到“支离事业竟浮沉”时，朱熹脸上顿时失色，大为震惊。陆九渊扯起“千古不磨”之“心”的大旗，直指朱子“支离”之病，赞自家“易简”功夫终究会发扬光大，斥朱子“支离事业”早晚会归于失败。诗罢，朱子极不高兴，气氛骤然紧张，不得已，友人吕祖谦赶紧出来打圆场，宣布休会，鹅湖之会不欢而散。朱陆二学思想分歧由此而显并拉开了朱陆争辩的序幕。

二、尊德性与道问学

鹅湖之会辩论焦点是“为学之方”，朱陆二学的主要分歧是博与约、简与繁、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会后朱熹援引《中庸》里“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说法来说明双方的分歧。朱子认为：“圣人之教学者，不过博文约礼两事耳。博文，是道问学之事，于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约礼，是尊德性之事，于吾心固有之理，无一息而不存。”[4] “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5]朱子经过认真思考认为博文约礼两事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并指出了自己和陆九渊为学不妥之处，一个偏重尊德性，一个注重道问学。然而，陆九渊并不认同朱子“却两短，和两长”的提法，他坚持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必有先后主次，人们应该“先立乎其大者”，即先尊德性，之后才能道问学。他说：“进有议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吾闻之曰：‘诚然。[6]“先立乎其大者”也就是先立此心，发挥心的主宰作用。接着他又说：“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践履多不及之。观此，则是元晦欲却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然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7]

尊德性与道问学遂成为朱陆二学为学之方分歧的主要焦点。据参与鹅湖之会的朱泰卿（陆九渊的弟子）事后记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8]朱陆所论为学之方，包括治学、讲学和修为三重工夫。二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在见闻之知、经验知识积累方面，朱子主张泛观博览具有一定合理性，其由博返约、化繁为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内化逻辑思路，较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但对提高人的道德意识、精神境界，需要一个渐次过程。陆九渊的为学主张在道德伦理认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剥落心病，发明本心，由约统博、由简驭繁和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外化逻辑思路，较符合伦理道德修养的一般规律。陆九渊易简的为学方法，便于普通百姓求学、修为，因为普通百姓多以稼穑为主、劳动为生，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古文经典的研读之中，陆九渊为学施教言简意赅，不拖泥带水，直教人以心为本，发明本心，迎合了普通百姓的求学修为之需。陆九渊在象山精舍讲学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9]足见陆学易简之魅力，影响之广大。然而，在朱子看来，陆氏易简工夫做的过了头，舍却圣贤之书，实是为学不勇。朱子强调读书是成圣成贤的必由之路，是致知格物、明达天理的必备手段。朱子重道问学的为学之方在上层社会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朱子门人弟子，多来自富贵官宦之家，不侍稼穑，专心读书，以博取功名，自然对圣贤经典进行泛观博览、深研细究了。陆九渊称自己的为学之方为“减担”，他说：“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则悌，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10] “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自家只是减他底，此所以不同。”[11]这里陆九渊批评朱子为学之方不是“减”而是“添”，让学者徒增负担，费心劳神。

朱子的内化思路强调伦理价值本体对道德实践主体的他律性约束，陆九渊的外化思路侧重道德实践主体对伦理价值本体的自律性认同，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能起到互相弥补的作用。但出于挺立门户之需，争夺道统之意，朱陆二人竞相贬低对方，努力提高自己学说的正宗地位，以期夺取道统继承权。

三、朱陆之争，意在道统

争夺道统继承与领导权是朱陆之辩的重要原因，鹅湖之会后，一方面，朱陆二人都自觉地汲取对方长处，弥补自身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向世人显示与证明自己的学说才是尧舜王道的本真心传，孔孟圣学的嫡传正宗。鹅湖之会前，朱熹已经完成了中和新说的理论建构，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派体系踌躇满志，并与道学名儒吕祖谦并称“东南二贤”；而陆九渊经过多年努力，已形成“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学体系，与其五兄（陆九龄）一起被学界誉为“江西二陆”。朱陆二人对复兴儒学，弘扬王道，都怀有“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鹅湖之会，二人互不相让，之后二人在书信来往中，更是争辩不休，在与友人的信函中对对方也极尽攻讦挖苦讽刺之能事。陆九渊斥程朱一派为异端，朱子斥陆学为禅学。正如黄宗羲所说：“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12]朱子以陆学为禅，他说：“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子静寻常与人说话，会避得一个‘禅字。及与其徒，却只说禅。”[13]陆九渊主张的为学方法，在朱子看来，确与禅宗相似，如“发明本心”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就颇为神似。禅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产物，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渗透，朱陆早期师从出入佛老的名师大儒，不可避免的受到三教融合的影响，但却不能把陆学归入禅学。除了攻击陆学为禅外，朱子还把陆九渊比作告子，他说：“陆氏之学，更鹘突似告子。”[14]陆九渊死后，朱子率门人吊唁，哭罢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15]孟子主张性本善，而告子与孟子相对，主张性本恶，陆九渊称自家之学直承孟子，朱子把陆九渊比作告子，无疑是宣告陆学绝非传承孟子之学，陆学根本就是禅学，伪学，焉有资格担当弘扬道统之大任？当然，陆九渊也根本不承认朱子的道统地位，甚至认为朱子为学已步入歧途，难以自拔。他说：“世固有甘心为小人者，此无可言矣。有不肯为小人而甘心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为常人而堕于流俗之中力不能拔，又无贤师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力不能自拔，其所为往往不类流俗，坚笃精勤，无须臾之闲暇。又有党徒传习，日不暇给，又其书汗牛充栋，而迷惑浸溺，流痼缠绵，有甚于甘心为小人、甘心为常人者。此岂不重可怜哉？……”[16]在陆九渊看来，朱子及其门人在浩如烟海的书堆里摸爬滚打，不仅不得要领，而且迷失了方向，就连小人、常人都不如，实在可悲可怜，对朱子的惋惜哀怜溢于言表。既然朱子为俗，自不能担当正统，那么传承道统，复兴儒学的大任就自然落在陆学肩上了。陆九渊毫不掩饰地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17]意指他才是真正从孟子那里直接继承了道统。

随着朱子思想的逐渐成熟及声望的不断高涨，朱子夺取儒学道统继承人的愿望可以说是越来越强、“为往圣继绝学”的决心越来越大，他本人不仅具有极强的道统意识，而且视自己为道统的传承者、光大者。至于如何继承儒学道统，朱子自有一套说法，他以伊洛诸公为道统正宗，认为在孟子之后二程兄弟继承儒家道统，得“千载不传之学”，成为道统继承人。然后，朱子又宣称：“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18]朱子又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19]朱子在此向世人表明他已得道统真传，是儒学的真正传人。1181年吕祖谦去世后，朱子在祭文中向世人发问：“道学将谁使之振？”，[20]此话一方面缅怀道学前辈，另一方面暗示自己将要担起振兴道学的重任。

朱陆之后，两家门人弟子对道统的争夺愈加激烈，陆九渊门人宣布：“孔孟既没，日以湮微。赖我先生，主盟正学。”[21]而朱子门人则宣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22]

四、朱陆之争的启示

首先，朱陆之争是儒学思想分野的逻辑表现。朱陆之争看似偶然，然而在朱陆见面之前，二人学术分歧已形成，此种分歧正是儒学思想内在逻辑发生分化的体现。宋明理学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自唐末以来，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急需恢复并强化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以稳定封建统治。在理论思维的内在发展及时代的呼唤下，宋明理学应运而生，并产生了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创始人陆九渊。理学家从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两个角度出发，对我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作了系统、完整的阐释，把儒家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①，可以说，理学与心学是对立统一于整个大的儒学体系之中的，在相互批判与借鉴中吸取彼此的积极因素而不断创新发展。统治阶级亦根据现世需要在理学与心学之间来回取舍，对理学与心学孰为儒学正统从未有过定论，也说明二学都没有脱离儒学入世的王道理想。

其次，朱陆之争繁荣了中国古代学术，推动了儒学的新发展。朱陆之时，学派之间互相争辩，客观上促进了学术交流与发展。朱陆两位儒学大师可以说是不辩不成交，在学术辩论上，二人是论敌，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其求理存真、弘扬王道的旷世情怀很让人敬佩。除了学术所见略异外，二人惺惺相惜之感、坦诚交往之佳话亦散见于诸多文献资料之中，可谓是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这对学术自由与发展大有裨益。事实上，朱陆二人学术血液里，始终带有佛老的气息，这正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融摄、和谐共生的结果，理学正是对多元文化进行吸收改造，创新发展的新儒学。朱熹早年出入佛老，后逐渐对佛教的虚无，道教的出世产生怀疑，进而走向对佛老的批判，为发扬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朱熹穷其一生，创立了体系宏大的理学。陆九渊不仅扬弃了佛老，还走向了理学的反动，批判了理学的繁琐，直教人“立乎其大”、“发明本心”，开创了心学体系。王阳明承继陆九渊的心学体系，提出“致良知”的心学独创，把陆九渊尊德性的道德理想发展成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的统一，其晚年四句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3]更是为其圆融精微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作了最好的注脚。

再次、朱陆之争，形异而质同。朱陆二学好比一藤两蔓，同植儒教纲常，同服务于王道弘扬，尽管学术思想不尽相同，但却不存在根本分歧，正如黄宗羲对朱熹与陆九渊关系的评价：“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24]所以争论的结局仍然是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无论是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之“理”，还是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之“心”，虽然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工夫论上的差异与纷争。但寻其学术使命，正诚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究其德性皈依，则是推行以宗法关系为基础、封建伦理道德与政治制度相统一的“三纲五常”。无论是圣人君子还是庶民百姓，都要在封建伦理政治的教化与制约下“知”“三纲”，“行”“三纲”；“知五常”，“行五常”。为发挥人的德性本质，朱、陆二人无不重视人格世界的开拓，特别是德性人格的开显，主张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主张完善人的道德智觉，开发生命的德性价值。因此，在事实上，理学家无不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论者，无不注重通过反省、慎独等修养身心的途径来提高自己的德性生命，实践“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因此，无论是朱子的“理本体”还是陆九渊的“心本体”，二者都是从本体论层次为儒家的伦理道德作论证，把儒家仁、义、礼、智抽象化、本体化，把社会道德规范、伦理意识及人的价值尊严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形上高度，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重建精神家园。因此，朱陆二学在此目的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并无本质差异。

注释：

① 多数学者认为，宋明理学家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完整而系统地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后完成。宋明理学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因此，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

参考文献：

[1][2][3][4][5][7][8][9][10][11][16][21][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3

[6][13][14][1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全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6年版

[12][24]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8][19]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 建宁府建阳书院, 宋(1127-1279)

[20][22] 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23]刘宗贤著.《陆王心学研究》[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