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士敏

摘要本文指出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具有现代性,民主性。既有传统侠义精神继承批判,又有对现代性的“侠义”精神的阐述,以“小义”和“大义”和谐统一为“侠义”精神的核心本质。

关键词侠义现代性民主性小义和大义

《天龙八部》作为金庸小说的扛鼎之作,一出世便为读者喜爱。金庸小说的魅力之一是对传统儒、释、道文化的阐释理解。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批判显示他的开放性与现代性,其中对侠义精神理性的继承和发展尤为突出。既有对“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儒家侠义思想的弘扬,也有对韦小宝式的市侩义气的批评。

《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是位义薄云天的大英雄,萧峰本是契丹人,汉人杀死他的母亲,又把他养育成人,并把他培养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主,随着因他是异族人而欲置之死地。从私义来说,萧峰为母亲报仇,本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当他经历了人生大痛苦,看清了民族间的相互仇杀的荒谬的本质。为了民众的安危,萧峰最后“叫单于折箭”,逼耶律洪基有生之年不得侵宋。弃个人的“小义”于不顾,成全为国为民的大义,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义。金庸这种侠义的精神在中国古代可以找到本源。例如,先秦诸家推崇“义”的,儒家的“义”是道德范畴之一,其以“道家顺应自然为基础,将“义”明确定义为合于天地,顺于民心,使民同利,万众赖之的行为。①

金庸笔下的“侠义”精神现代性上是摆脱了旧小说中的快意恩仇,体现了对生命和道德的尊重上。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通的观念就是快意恩仇。

金庸对侠义精神的理解,这里不得不提到墨家所推崇的“义”,把“义”放在极崇高的道德平台上,这样创造出来的人物既熟悉又陌生,吸引读者。墨家“义”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百姓的利益,并认为那些能够全身心投入“义”的事业当中的人,就一定能够成为“圣人”。相比儒家来说,墨家这种为救世解纷而超越个人的生死经历,表现一种彻底的重义轻生的献身精神,因此认为“侠观念中的核心部分主要来源于墨家”②

金庸笔下的英雄豪杰们,之所有被称为“侠士”,他们的言行必须尊重义的原则。金庸从正面歌颂如萧峰这样的英雄人物,也从侧面鞭挞和批判了另外一种所谓的“义”。《鹿鼎记》中韦小宝,我们才会在情感上接受这样的小无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义”的精神在民间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征之一。“义”在民间作为伦理道德的组成部分,对人心和人性是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塑造力。但是正是因为如此,金庸用慧眼看到其中的糟粕之处。他塑造的韦小宝不是去歌颂,而是部分的去批判。金庸对“义”这种文化精神,确实是一往情深的,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世最大的坏人”。我们注意到在金庸那里,“义”和“情”连在一起,是一种发于人心底的美好感情与理性的美好结合物。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他的笔下真正意义的坏人并不多,这不是“正邪不分”,而是他对人性的认识与把握比梁羽生更深刻的多。作品中被金庸完全否定,给予无情的批判与揭露的人,恰恰都是“不义”之人。如《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相貌俊雅,武功高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高手。他事业心很强,为了谋求恢复大燕国,习武刻苦,毅力坚韧,连恋爱也不谈,终年在江湖上奔走,只是为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江湖上称“北乔峰,南慕容”,与乔峰大侠齐名当世。但是,慕容复却是《天龙八部》中唯一一个被作者完全否定的人物,那就是因为他在小说的最后,做了一件大大违背“义”的原则的坏事,杀死了家将包不同及段正淳的情人们——包括慕容复的舅母王夫人。

“侠义精神”在中国文学中,在民间都有广泛的体现。尤其在民间,来源于血缘、亲情、伦理为核心的人际关怀。它既是下层社会以情感为特征的行为规范,也是凝聚人心,自我操守的基础。就后者而言,无论哪一个帮会,如果不以义气来制定规章制度,在行为上约束大众,在感情上联络大众,在利益上平衡大众,就会一天也不会存在。这一点在旧武侠小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三侠五义》这类的小说。然而,金庸先生继承传统侠义精神的同时,对于落后的、糟粕式的侠义精神进行批评。“在金庸小说中英雄侠士的义,是‘小义与‘大义的和谐统一,‘私义与‘公义的自然结合”。③积“小义”而成“大义”,“小义”是“大义”的基础,“大义”是“小义”的合理延伸,有“私义”而导向“公义”。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现代社会中,在商业化的今天,金庸先生对中国侠义精神的理解是有所超越的。一种崭新的侠义观念既有对传统侠义精神的继承,又体现其民主自由的侠义精神,既有对功利的韦小宝式的无原则,不择手段的侠义观批判;又有对慕容复式侠义精神的鞭挞;更有对小义与大义完美结合的萧峰式侠义精神的颂扬。这些都创造了一个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侠义精神观,让金庸的作品显示出巨大的审美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