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三

长期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包括笔者本人，常笼统地说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未经审慎思考的命题。相反，在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看来，日本文明是和中华文明（或儒教文明）并列的世界八大文明之一。亨氏明确指出：“日本文化性质极为独特，也未融入任何世界性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无法与其他社会建立任何文化的联系。”简而言之，亨氏认为：“日本是个孤独的国家，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

亨氏所言不谬。无论是645年向中国学习的大化革新（“和魂汉才”），还是1868年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和魂洋才”），日本文化的自主性和民族性一直非常强烈，或说所谓的“大和魂”，亦即“天皇万世一系论”、“天照大神眷顾论”、“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神道教”价值观，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不过是些工具性和技艺性等层面的东西而已。

事实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后，就皆为其“神道教”所过滤和利用，成为走了样甚至是变了质的“中国文化”。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会成功》一书中指出：中国儒教把仁慈、正义、礼仪、智识、诚信作为基本美德，并相信仁爱是人类美德的本质；日本儒教则把忠诚、礼仪、勇敢、诚信、节俭作为美德，并认为忠诚是人类美德的本质。亦即是说，中日两国各自儒教的基本价值观，重合处只有礼仪和诚信两点，不仅数量不多，而且不是核心的价值观。

特别是，日本儒教的“忠诚”，通常被视为无条件地效忠某个集团或某个人，比如效忠企业或天皇等，并结合日本的“神道教”传统发展出来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森岛通夫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平民儒教的国家，日本则是一个军事儒教的国家。”这种儒教国家，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征服欲望两大基本特征，无怪乎即使同情日本文化的戴季陶也不得不说：日本的儒教缺乏中国儒教的“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

何止是儒教传到日本后变了味。道教传入日本后，其祷告祭祀仪式等，充分为“神道教”所吸收和利用，变成了如今日本“神道教”通行的仪式。更不可思议的是，佛教传入日本后，“神道教”的诸神变成了佛教的诸神，反之亦如是，否则佛教就很难在日本立足。此外，原本主张和平与平等的佛教，在日本历次内外战争中，几乎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上面所谈，多就历史落笔，也不是刻意贬低日本文化，毋宁说日本文化的自我持守倒是令人称奇和羡慕的。但是，日本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气质，确乎大异于中国文化，则是个不争的事实。两者的差异，就其程度而言，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战后德国为战争罪行诚意忏悔，但战后的日本则态度迥异。如同中国虽然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但却不能说中国即属于“西方文化圈”或“基督教文化圈”一样，日本虽然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也不能说日本即属于“中华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

当然，自古及今，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从整体尤其是从价值观上来看，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至多是一种复杂微妙甚至是不太成功的师生关系，绝不是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所以今后不宜再笼统地提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

必须注意的是，笼统地提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还会带来一些不便：其一，容易使中国人产生施惠者心态，当面对受惠者日本的血腥侵华史和拒不认罪的态度时，只会加重自己的受害感，因为总觉得日本是在恩将仇报或以怨报德。其二，容易使中国人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预期日本人的反应，实际上日本人行事皆有“一定之规”，所以难免出现误判———电影《南京！南京！》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甚至是自作多情的典型例子。

还应看到，作为一个“孤独的国家”和“独立的文明”，几乎噬咬过所有周边国家的日本，如何赢得四邻的信任与尊重，是一个大问题，有待历史的检验。而对于中国来讲，必须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日本一向尊敬和服膺强者而鄙视和欺凌弱者，所以中日间种种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日本的悔改或善意，而是应立足建设强大的中国。闻言今年中国GDP总量或会超过日本，这是个好兆头，但还远远不够。▲（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