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雷

摘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许多弊端。中国建设道路对苏联模式进行批判性借鉴,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今年5·12地震中我国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各自表现再次表明,苏联模式的优越性与局限性并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根据国情改进和完善之。

关键词苏联模式优越性政府民间力量

中图分类号:D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167-02

一、苏联模式的涵义、特征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又称苏联模式。广义的苏联模式泛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狭义的“苏联模式”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的总称”豍,因此也称斯大林模式,其形成的标志是1936年在斯大林领导下制定的《苏联宪法(根本法)》的颁布和实施。本文主要使用苏联模式的狭义概念。其主要特征是联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行高度集中管理, 以党代政, 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舆论高度一致等。我国学界将其主要特征概括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豎

近年来,学界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基本达成一致,即认为此模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过重要影响和作用;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僵化。但与众多专家、学者对苏联模式的评价不同,本文所要讨论的苏联模式之利弊,主要不是指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对苏联本身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而是指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的苏联模式之因素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讨。由于此一模式历时甚久,所涉甚广,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内容,因此本文仅拟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方面着眼,作评价苏联模式的新尝试。

二、中国建设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借鉴和超越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深受苏联革命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现状促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做出与苏联趋同的道路选择,即采用强大的中央集权来控制国内环境,采用计划经济制造目标全力发展重工业。同时,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也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此外苏联模式在当时的成功,以及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姿态给中方提供大量宝贵的援助,也都促使中国大规模借鉴苏联模式。

近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依然可见大量的苏联模式要素。苏联确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国家政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一直被我国借鉴和坚持,部分内容甚至被纳入“四项基本原则”,订立为我国的立国之本,指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实证明,坚持这些原则就能确保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健康发展,偏离之则会造成动荡和混乱,会走弯路。

但同时,苏联的失误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苏联模式的失败之处在于僵化,在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权,强行推进经济建设和靠强力压制人们正常思考”豏。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探索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探寻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较之苏联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是经济方面,我国逐渐改变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管理原则,转而实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三十年来,经济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是政治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且在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前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八九之后却异常缓慢,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瓶颈。豐这主要体现在全能型政党、以党代政、政府职能转变缓慢、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过多等方面。

三、苏联模式中的有利因素

“尽管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但有着70 多年历史的苏联模式,还将会长久地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豑。建立在对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借鉴和大胆突破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仍以其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诠释着苏联模式不容忽视的巨大优势。

苏联模式的最显著特征和最大优势,就在于国家能将全国视为一盘棋,宏观调度,统一部署,在最大程度上形成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以5·12大地震为例。此次地震为千年罕见之强震,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波及面广。因此也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和挑战。而此时,我国一贯的体制优势得以充分显现:政府统筹全局,宏观调度;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踊跃参与,积极奉献。仅以抗震指挥部门为例。地震发生后两小时内,就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涉及民政、交通、教育、卫生、外事等多个部门,并迅速形成了以军队为主体的救助队伍,众多非政府组织、临时组建的志愿者团队和个人志愿者都迅速加入其中并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

事实证明,我国一贯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国模式和体制仍有着巨大优势,也取得了显著效果,赢得了国人的拥护和世界的称赞。用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话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制度,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确保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把13亿中国人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了全国一盘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工作效率。”

四、苏联模式的弊端

但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暴露无遗。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主要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管得过多、过宽、过死,强化了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固有架构,严重禁锢和制约了社会肌体的生长发育,导致社会力量发展缓慢、滞后和畸形。

仍以此次地震为例。地震中,我国民间力量表现异常踊跃,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豓。总的说来,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民间力量的表现呈现出以下特点:人数多,规模大,人员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贡献方式多种多样。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弊端,比如人员组织随机、松散,相关单位或部门之间信息不畅,协调乏力等等。

以成都市内志愿者活动情况为例。截至五月十五日下午,在成都市团委报名参加志愿者的人数已达四万。但同时,红十字会物资仓库所在地大慈寺却苦于人手不够;四川省民政厅、慈善总会作为此次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和协调部门之一,急需大量志愿者,但最初却很少有人问津,而且也无人向拥有大量志愿者资源的成都市团委沟通、求助。一面是很多人焦心地等待任务,一面是相关部门资源匮乏,超负荷运转。其次,志愿者素质参差不齐,不少人满怀热心而来,却缺乏专门技能,也缺乏必要的准备。第三,志愿者队伍管理机制欠科学。部分志愿者团队到了灾区却不知所措,无人管理,无人指挥、协调。当地方部门在引导志愿者开展工作时志愿者来源单位——如学校、企业、厂矿等——却突因工作需要而“召回”志愿者的情况屡见不鲜。第四,志愿者活动长效机制欠缺,志愿者(团队)法律地位不明确,食宿等基本要求无法保障,致使不少志愿者最终反成被救助者;管理不善导致效率低下,事故发生率上升;当志愿者热情渐减、大量撤离时,政府对与志愿者工作的交接明显准备不足。

此外,此次地震中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问题和现象:捐款捐物者急于查询自己所捐钱物的具体去向;境外志愿者拒绝与政府部门合作,要求直接前往灾区,由自己的团队组织救灾赈灾活动;一些富人,如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车队开赴灾区一线的企业家陈光标,选择自己拿着现金前往灾区发放。这些看似奇怪的做法都释放出一个相同的信号:民间组织对我国政府的信任度不高。

可见,特殊历史时期的先进产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长久以来也给我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脱离”现象,事实上既降低了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与统筹全局、宏观调度的初衷不符,也不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构建,明显背离了现代社会的进步要求。

五、苏联模式在中国建设实践中显现种种弊端之原因及其对策

(一)原因

以上问题绝非一朝一夕所致,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长期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的全能性贯穿着整个帝制时代的发展,并在封建社会末期达到顶峰。民主主义革命后,共和之花昙花一现,很快又被蒋介石的独夫统治所取代,以党代政和党天下局面形成,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中的“运动式”元素和集权体制影响甚深。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各种民间力量都泛化为了“政治力量”,在“阶级”的显微镜下只被分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和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两类。独立的民间力量连生存都非常艰难,更遑论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公民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生态的相对正常化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社会结构出现巨大变化豖。国家对社会的管制有所放宽,但总的说来还是十分严格。主要体现在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控制和人事影响。例如现今我国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共青团、妇联和工会,其活动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人事任命由政府决定,使它们成为了“政府的非政府组织”。 许多非政府组织只能挂靠在某一政府允许的单位或部门之下,以便有一“恰当的”政治责任承担主体。比如各省慈善总会作为民间团体,却要求挂靠在民政系统内方能发挥作用。部分草根非政府组织(即资金来自民间,领导人来自民间的非政府组织)甚至连法律地位也依然模糊,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些做法都极大地挤压了民间力量的活动空间,严重地削弱了其独立性,制约了其活动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一直维持着“强政府弱社会,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社会肌体生长呈现侏儒现象,发展缓慢、畸形,也很不成熟。在特定时候会痉挛式地爆发,释放出巨大能量,却因缺乏长效机制而难以持久。

(二)对策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利益多元化的世界。苏联模式中,政府高度集权、强力控制、舆论高度一致的体制,既缺乏合法性,也缺乏可行性。因此,国家和政府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应从理念上具有全球视野和时代品质,树立政府的开放心态和服务意识,找准政府位置,转换政府职能,“社会的交由社会,公民的交由公民,国家的交由政府”,努力实现善治,构建“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豘

第二,在制度建设层面,政府应完善立法、司法等配套体制建设,明确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的法律地位,简化行政审批和登记程序,努力营造适合其发展的政治、行政、法律和制度环境,改“控制、监督、防备”思维为“鼓励、引导、归制、整合、服务和监督”模式。

第三,在执政和行政技术层面,政府应当利用一切科技手段,如电视、电台、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方式,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如此则既可增加人们的意见表达渠道和情绪发泄渠道,缓解政府舆论压力,又能集思广益,增加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六、结语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借鉴是历史的选择和要求。事实证明,苏联模式对中国度过特殊的艰难时期作用重大,对我国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仍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但是,在经济和科技一日千里、社会利益日益多元的时代,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暴露无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苏联模式中的经济政策之改造成就斐然,但政治体制发展滞后,制约了中国向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迈进。此次地震中民间力量的痉挛式爆发和混乱局面表明,政府必须尽快转变治理方式,从理念上、制度上、技术手段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双强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