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光

摘要:文明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日益成为民族、区域、国家的竞争焦点,因此,由“文明”的发展所引致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而今我们的关注焦点是文明的“共赢”何以可能?即通过挖掘文明“冲突”下的深层原因,探讨文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通过比对发现,只有找到隐藏在文明“冲突”中的影响因素,并调整这些导致冲突的关键点,才有可能推动一种由“冲突”走向“共识”的文明体系,即发展以文明的“共识”为目标的“文明的经济”。

关键词:文明;冲突;共识;价值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13-03

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了各国学者的热烈讨论。为此,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里系统地阐述了其“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对话”——“文明的共识”——“文明的重构”的观点。但“文明的对话”何以产生?什么是“文明的共识”?如果“文明的对话”和“文明的共识”都这样难以琢磨,那么“文明的重构”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所以,有必要检视一下亨氏的分析链条,以求发现解决以上问题的突破口。首先,“文明的冲突“从何而来?如果来自于追求“个别优势论”基础上的“冲突的文明”,那么冲突的文明又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这是在文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这种竞争文化(价值观)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竞争源于人类为维护生存而追求利益的本能,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达成“文明共识”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一、文明的“冲突”透视出冲突的“文明”

(一)“个别优势论”——“文明冲突”的凸显

在本书中亨氏用详实的资料论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明结构秩序的变动、冲突和可能的未来。在书后附了两篇学者述评,一篇指出用单因素的“文明”变量考察世界政治格局有失公允,一篇指出了在文中所透露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以及其他正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对于第一种观点,文明固然不是形成世界政治格局唯一的因素,但它作为达成这种格局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因素,显然有必要加强从这种角度考察、分析世界政治格局。对于第二种观点,可谓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作者隐藏在文字下面的内心忧虑,但亨氏作为一名美国政治学学者,又是一名研究美国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专家,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自然更侧重于维护本国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实现“文明的共识”的理想,首先要求人类克服追求“个

别优势论”的局限。

全书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并不处于同一个层级,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即使不是绝对,也是占有极大优势的文明。如亨氏认为,当今世界的文明结构表现出,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则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亨氏还进一步强调:“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可见,亨氏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都受到,或潜在受到了那些文明的挑战和威胁。本书的目的在于,教导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如何在“文明的冲突(挑战)”中,利用“文明的对话”,构建以西方文明为主的世界文明。在这种暗含深刻“个别优势论”的前提下,“文明共识”的平台将何以搭建?

(二)“文明冲突”的起源——“冲突的文明”

亨氏这种既主张达成“文明的共识”,又主张区别对待各种文明的态度,使其观点常常自相矛盾。首先,亨氏引用奎格利的话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如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摊入建设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了各国学者的热烈讨论。为此,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里系统地阐述了其“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对话”——“文明的共识”——“文明的重构”的观点。但“文明的对话”何以产生?什么是“文明的共识”?如果“文明的对话”和“文明的共识”都这样难以琢磨,那么“文明的重构”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所以,有必要检视一下亨氏的分析链条,以求发现解决以上问题的突破口。首先,“文明的冲突“从何而来?如果来自于追求“个别优势论”基础上的“冲突的文明”,那么冲突的文明又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这是在文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这种竞争文化(价值观)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竞争源于人类为维护生存而追求利益的本能,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达成“文明共识”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一、文明的“冲突”透视出冲突的“文明”

(一)“个别优势论”——“文明冲突”的凸显

在本书中亨氏用详实的资料论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明结构秩序的变动、冲突和可能的未来。在书后附了两篇学者述评,一篇指出用单因素的“文明”变量考察世界政治格局有失公允,一篇指出了在文中所透露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以及其他正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对于第一种观点,文明固然不是形成世界政治格局唯一的因素,但它作为达成这种格局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因素,显然有必要加强从这种角度考察、分析世界政治格局。对于第二种观点,可谓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作者隐藏在文字下面的内心忧虑,但亨氏作为一名美国政治学学者,又是一名研究美国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专家,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自然更侧重于维护本国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实现“文明的共识”的理想,首先要求人类克服追求“个别优势论”的局限。

全书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并不处于同一个层级,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即使不是绝对,也是占有极大优势的文明。如亨氏认为,当今世界的文明结构表现出,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则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亨氏还进一步强调:“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可见,亨氏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都受到,或潜在受到了那些文明的挑战和威胁。本书的目的在于,教导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如何在“文明的冲突(挑战)”中,利用“文明的对话”,构建以西方文明为主的世界文明。在这种暗含深刻“个别优势论”的前提下,“文明共识”的平台将何以搭建?

(二)“文明冲突”的起源——“冲突的文明”

亨氏这种既主张达成“文明的共识”,又主张区别对待各种文明的态度,使其观点常常自相矛盾。首先,亨氏引用奎格利的话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如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摊入建设性的创新”。又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1.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2.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3.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作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显然,作者既认为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明的膨胀和扩张,又认为多元文明的发展正是造成“文明冲突”的根源。看来,亨氏很难在鼓励多元文明的发展,以打破原有的文明秩序和结构;和抑制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以维持原有的国际政治结构之间作出选择。而亨氏这种矛盾心态则凸显出“文明冲突”的深层根源——生存于竞争背景下的“冲突的文明”。

其次,亨氏认为,为了解决“文明的冲突”要寻求于“文明的对话”。而文明的对话必然要求发展一种多元的文明,但亨氏指出,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不会有立足之地。即多元的文明就一个国家来说,因缺少一个文化核心而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依此推理,在一个国家都不能发展多元文明的时代,又谈何构建一个“文明对话”的世界文明。可见,在多元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所谓“避免、共同调解、求同原则等”,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文明”的世界是难以实现的。

也就是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发展中的矛盾现象,均源于追求产生于相竞争基础上的,以“优势文明”为主的普世文明;还是寻求在相互合作基础上的,以“多种文明”共存为主的普世文明?即以区域、国家、种族为单位的“特殊利益”,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世界“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是共同的价值观,那么文中所提供的价值观预设是否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正是我们第二部分所要分析的主题。

二、“文明冲突”下的价值观

亨氏开篇即借用一部小说中的话,表达了自己在这本书中的基本世界观:“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在这样一个以“竞争、敌视”为基础的价值观指引下,难道我们能走向“文明的共识”吗?

亨氏在文中强调,当今时代独立的公民个体、民族、国家、文明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感,这源于:1.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2.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3.基于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因而,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包括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西方、拉丁美洲、东正教、非洲文明等)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当然,亨氏在此准确地把握了,“文明”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民族长期发展的支柱性力量,但由超级大国的竞争脱颖而出的“文明的冲突”,又何以产生有助于达成“文明共识”的人类“普世”价值观?正因如此,亨氏提醒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要认识到,现代化加强了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为此,美国首先要认识到存在或可能存在着一些“文明共同体”;继而要更关注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优势;同时,接近、融合以至于同化相近的文明类型;孤立或制衡一些差异较大的文明;最终,追求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之争中的绝对性胜利。可见,如果人类不能打破原有世界政治框架下所形成的价值观体系,人们就无法走出“冲突的文明”的桎梏。

而亨氏在全书中对世界文明结构现状的描述和分析,明显地表现出代表各区域、国家和种族的各种“特殊利益”,经常战胜从世界整体角度考虑的“共同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家、种族发展基础、进程不同所导致的“文明断层线”的加剧。由于缺少共同的文化平台,自然难以达成对世界“共同利益”的共识,因而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当然,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文明对话”的协助下,世界各国逐渐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利益的共识,达成了一些相处的原则。但这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经常反复的过程,因为,文明的发展、融合和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程,更何况当今世界的几大文明大都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较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就当今世界价值观林立,多元文明“欣欣向荣”,而有关“文明的共识”的标准不断受到来自各方挑战的情况下,我们显然应该由对所谓体现“文明的共识”的原则性探讨,更多地转向关注“文明共识”的基础是什么?“文明共识”的生命力和“维系”手段是什么?前者将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文明共识”的物质(经济)平台,后者则关注探索促进“文明共识”、发展“文明经济”的关键点,这两个关键点是“文明共识”的生命力——有效性,和“文明共识”的维系手段——协商性。而只有从这两个点着手,进一步探讨“文明共识”的物质(经济)基础,也许才能使人们的行为由“利益的竞争”转向追求“合作的利益”,从而使“文明的对话”和“文明的共识”成为可能。

三、发展“文明的经济”:文明“冲突”经济探源

文明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涉及一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经济作为这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可以说,在文明发展中享有优先的地位。但在“文明共识”目标下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前者将经济发展作为实现“文明共识”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后者将经济发展作为直接的目标。只有在前者那种“文明的经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础上,克服“冲突的文明”、打破“文明的冲突”,进行“文明的对话”,达成“文明的共识”才可能真正实现。

(一)“有效”的经济增长:文明共识的“有效性”基础

“文明共识”的生命力不是体现在静止的原则上,而是体现在动态的行为中,因此,只有符合实践条件,能被人们自觉应用的人类“共识”才是“有效的”共识,其来源于人类对长期生活实践的规律性认知。反映在经济领域,要求经济不能“无限”地增长,而应追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下的“有效”经济增长,这是避免经济发展突然出现中断和停滞的基础。根据经济学的逻辑推理:经济增长,则总供给增加、失业减少、人们的收入增加,从而使人们可支配的货币量不断增加;如人们拿这些货币去消费,则消费品价格上涨;如拿去储蓄或购买投资品则会使投资品价格上扬,从而全面推动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这将进一步推动供给的增加,并且其增速将逐渐高于人们的收入增速,进而拉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引发经济“滞胀”的危机。所以,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维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实现经济良性、有序发展的有效手段。

纵观世界各国及经济发展史,无非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类型,各自对应着相应的约束机制,这就是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资源约束指生产的进行只受生产能力的限制,即当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时才不得不停止下来,现实的资源数量构成产品生产的一种限制。需求约束则指当生产进行到制造出的产品无法销售,或无人购买时就会停止,市场的需求构成生产的一种限制。就对生产力的破坏来说,需求约束下经济浪费的只是已经被经济合理利用的资源,而资源约束下经济浪费的却是全部的可被利用的资源。但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难点经常在于“需求”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交换的市场是可以有效反映“需求”的,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我们看到了市场在反映“需求”上的局限性;罗斯福新政使凯恩斯主义——其认为“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在西方国家一度盛行,但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滞胀”危机,使我们发觉政府的宏观预算也不能准确反映“需求”。正是需求的如此难以把握,才使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常常代替“需求约束”,直到其造成经济总体失衡严重后果的大量显现,人们才会意味到这种“偷换”发展理念的现象已经存在很久了。

因此,追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下的有效经济增长,应该从考虑“需求”问题着手。那么,首先,也许应该将由创造“需求”的思路,转向引导合理的“需求”结构的方向。一些西方学者在多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人类现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在利用许多关键的资源并生产出垃圾;这些生产能力增长的高速并不是必需的,技术、分配和制度上的变化能显著降低这些速率,并维持、提高全世界人民的平均生活质量……”,可见,调整并培育人们的需求结构,在当今是比创造需求更有价值的一个主题。其次,可以将培育人们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作为调整人们“需求”结构的主要切入点。这是一种由“需求”到“有效需求”的过程,所谓“有效需求”是指由需求者本人选择而不是被创造的,是满足个体基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而不是过度享受所浪费的“需求”。即使如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国民的大量消费也只会造成国家的大量外债和赤字,并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将这种负面的外部效益大量输出到其它国家。

(二)协动的经济体制:文明共识的“协商性”保障

建立在“文明的对话”基础上的“文明的协商”行为,是人们达成“文明共识”的主要工具,反映在经济学领域,即要实现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对话”、“协作”,打破经济政策的独立性,进而建构全面协动的经济体制。各经济变量间联系的紧密性和其影响的广泛性,可以从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公式谈起:总储蓄-总投资=政府的支出+净出口。从上式的左边可以看出,一旦储蓄超过投资,即表明货币总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这就说明将要有更多的货币购买同样多的东西,这必然造成货币的贬值,带来通货膨胀的潜在可能。而上式的右边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取决于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的贸易差额。如中国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的激增,为修建基础项目而发行的大量国债,以及当前在对外贸易中的巨大顺差,再加上国外大量资本的投入和不明“游资”的拥入,都迫使其发行更多的人民币,从而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货币“流动性”陷阱。在继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房价和各种资源价格上涨之后,各种农副产品的价格也份份上涨,进而直接威胁到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

虽然人类很难准确地把握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关系,但由于人们可以选择用协动的机制,追求在各变量相互制衡条件下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故而将使“文明的经济”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经济。如为了预防由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假象,在美国主要通过监测当前实际增长率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差别,来把握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如果在一年内经济增长高出潜在水平1%,通货膨胀就会高出1.5%,这是几十年来在美国这种稳定的经济结构下得出的统计结果。因此,1994—1995年间,美联储多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联储设想的2.5%。正是在以上这些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美国90年代的经济复苏。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愈演愈烈的国际大背景下,作为个体的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那种由“文明的冲突”带来的压力,而人类为达成“文明共识”的努力,在“冲突的文明”相互竞争的实质下,在由这种竞争环境所形成的“竞争、敌视”的价值观下,似乎永远都不会将我们带向它预设的目的地——“文明的共识”。除非我们走向挖掘“冲突的文明”的根源,探索“文明的对话”何以可能的基础这条路,即在“文明共识”的指引下发展“文明的经济”;除非我们开始关注连接“文明共识”和“文明经济”的关键点,即文明共识“生命力”之所在的“有效性”对“有效”经济增长的追求,和文明共识“维系”手段的“协商性”对协动经济体制的追求,我们才可能开创一条通往“文明共识”之路——发展“文明的经济”。

性的创新”。又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1.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2.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3.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作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显然,作者既认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