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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大开发十周年:回顾与思考

2009-07-03邹东涛

新西部下半月 2009年12期
关键词:回顾理性思考

[摘 要]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这块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10年的西部大开发,确实取得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我们要理性看待西部大开发的“亮点”,要具有忧患意识,要深入探索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新举措,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关键词] 西部大开发;回顾;思考;理性

我是陕南秦岭巴山贫困山区汉阴县人氏。作为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作为黄土地的儿子、秦巴山区的儿子,故乡情、赤子心使我从感情上十分关注西部经济的发展,工作无论是在汉阴、安康、西安还是北京,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

1993年3月31日,在西北大学工作的我,应邀在西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西安理论讲坛”上作了题为《西安,如何重振汉唐雄风》的首场报告,指出:“要重振汉唐雄风,必须重振思想观念”;“要使西安经济‘火起来,必须使思想观念‘火起来”;“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我,协助上级领导参与组织了由国务院7部委参加的“中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联合课题组的工作,到西部一些省市自治区作了调研,于1998年出版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一书。

十年前,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打心里十分拥护,可以说是激情澎湃,写下了《西部大开发礼赞》:

西部开发号令颁,江山翘首喜开颜。

离乡游子情何在?当为桑梓献华篇。

2000年春,我组织编撰了四大卷约1000万字的《中国西部大开发全书》[1]。这项工作得到首任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培炎同志的积极支持,由他担任该书总顾问,我担任总主编。随后,我出版了《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邹东涛西部开发文集》[2],收集了我从1970年以来关于西部经济发展的文稿。

我一直有着到第一线实地调研的嗜好,长期以来,跑遍了西部所有省市自治区,不断地加深着西部发展的思考。同时,西部美好的山山水水和人文情怀也不断地深深感动着我,激活我的诗情话意,先后写了近200首西部诗词。其中在一首百句长诗《中国西行放歌》写道:

长城黄河手牵手,挥手辞别老龙头。

策马扬鞭走西口,故乡游子情悠悠。

……

西部儿子西部走,山川热土烫心口。

万里江山游子泪,化作春雨润神州。

畅游万里追鹏翼,豪情激越亮歌喉。

张开西部腾飞翅,故乡游子壮志酬。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邓小平同志1988年提出的“两个大局”伟大战略构想已经21年了;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10年了。西部大开发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也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亮丽风景线,特别是激起了西部地区人民谋发展奔小康的极大信心,也在东部各省区掀起了支援西部大开发的极大热情。

我国改革开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推进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需要动力机制。人类的经济实践早已证明,物质利益的导向是常态社会提高效率的永动机。因此,我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非平衡发展战略,是通过“六五”(1980~1985)、“七五”(1986~1990)、“八五”(1991~1995)三个五年计划提出和实行的。“六五”开始提出“加快沿海地区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思路。“七五”正式提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划分,指出“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作好进一步开发西部的准备”。“八五”提出“要继续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也指出:“实行倾斜政策要适度,以避免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引起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本来,东部地区就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在海外商界的人际渊源关系,而非均衡战略的实施更使东部地区如虎添翼,率先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非平衡战略的实施,顾全了东部的率先发展,但必然结果便是东西部差距加速拉大,造成了西部地区人才和资金的“孔雀东南飞”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引起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关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强烈呼声。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正值我国“九五”尾和“十五”头,很自然在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民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得到充分反映。《建议》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西部大开发要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十五”纲要》也明确写道:“国家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并在对外开放、税收、土地、资源、人才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2000年1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这么强的声音,这么大的力度,使得西部大开发起初必然“雷声大,雨也大”,必然开局良好。

毫无疑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仅是西部之幸,也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之幸,更是民族和国家之幸。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这块少数民族聚集、与14个国家为邻的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走过了10年的西部大开发,确实取得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成就:

其一,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建设、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等,安排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得多的巨额资金。

其二,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表现在铁路、高速公路、柏油公路、机场和航班增加等等,这是西部大开发成就的最大亮点之一。

其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免除农业税对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地区的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而全国的贫困人口的大多数都集中在西部农村,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西部农业税在西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东部,所以,全国免除农业税,西部地区获益的权重大于东部。

其四,巩固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成果,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逐步深入。

其五,大力发展西部教育事业,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明显,人才开发领域不断拓展。

然而,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西部大开发确实出现了被“稀释”的现象。进一步“盘点”10年西部大开发所取得的成就,不难发现这些成就大多是在“十五”期间实现的,或者说,是“十五”开启,“十一五”前期完成的;“盘点”10年来西部大开发的研究文献,发现关于西部大开发的研究成果也多数是在“十五”期间完成和发表的,而近几年的研究则大幅度减少。因此,一个鲜明的感受是:近几年似乎出现了“西部大开发疲软症”!而疲软症则来自近几年西部大开发逐步被稀释化、边缘化、虚拟化和口号化。这使得十分关心和关注西部大开发的我感到十分忧虑。

西安石油大学教授曾昭宁在《西部论坛》2006年第5期发表了《“十一五”期间西部大开发面临严峻的战略挑战》一文,也道出了我的心声: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是,一些西部地区政府,对“十一五”期间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战略挑战估计不足,认为和“十五”一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在确立规划目标时充满跨越式发展的非理性冲动。而实际情况是,“十一五”期间西部大开发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实际上是挑战大于机遇。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遍地开花”,使西部大开发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东北老工业基地遇到严重困难,需要振兴;东部地区为国家作了重大贡献,要上新台阶;中部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抱怨中要“崛起”;继珠三角、长三角特别是浦东起飞后,环渤海特别是京津冀的大文章又紧锣密鼓做起来。中央政府“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因西部大开发不顾其它。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首先需要整体实力的提升,到处需要花钱,不能把一国大部分财力倾注在经济效率较低和实力还较弱的西部地区。

其次,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使西部经济项目“紧运行”。自“九五”以来,由于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国家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银根放松,利率下调,各地上项目贷款比较容易。而从2003年起,宏观经济基本上走出紧缩而偏热,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央行银根收紧,利率上调,项目贷款不易,而且成本上升。同时,“十五”上项目的一些贷款现在到了付息期。这就给西部大开发造成了“紧运行”,开发再迈新步伐困难重重。

深化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具有忧患意识,而且要理性看待西部的“亮点”。西部大开发有两个公认的“亮点”:一是生态环境建设,二是基础设施建设。但客观上这两个“亮点”也有不亮之处。

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国内“环保风暴”和国际“减排风暴”的压力,对发展的质量和环境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由于西部是全国许多大江大河的上游,是全国牧业和矿产资源的聚集地,这一重大任务在较大程度和较大范围上落在西部的肩头,就必然承载着大面积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任务,虽然大量是由国家买单,但退耕、退牧者很难较快全部实现自我产业转移,还得国家配粮生活,而环境优化的社会正效应大部分外部化了,即并非西部自身获得全部好处,除了著名旅游景点可以把优化了的环境“卖出去”,其它普通景点只能默默无闻地作贡献。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水平,确实是西部地区引以自豪的亮点,但建成后的大部分基础设施使用率和收益率则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西部一些省份,人均高速公路的长度比东部还多,而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则远远小于东部。

把西部大开发的新困难新矛盾讲够析透,不是要给西部大开发泼凉水、拖后腿,更不是打退堂鼓,而是为了让我们用深度的忧患意识,理性应对一切新情况和新问题。忧患产生激励,激励产生智慧,智慧产生办法。

这两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突现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特别是GDP显示出比东部看高的势头。当然,这应该视为西部大开发10年的成就。但也不能全是这样。因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外向型企业比较发达,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首先冲击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国际市场。而西部地区由于外向型企业不发达,普遍受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小,因而在“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中得到市场基本稳定之福。但西部地区决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一旦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走出阴影,实现全球经济复苏,东部发达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就会起死回生。因此,在这个时期,西部地区绝不能因为眼前GDP比东部看高而沾沾自喜,而应该在这个关键时期进一步盯着国际市场把企业做实做大,成长一批外向型企业,迎接全球经济的复苏。

寻找西部大开发的新举措,必须根据当地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等,因地制宜寻找和打造产业成长点,主要是培植当地的支柱产业,从而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在这方面,西部各地还存在着很多缺口,还有很多好文章可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区域经济专家魏后凯在《西部大开发》2006年6月发表的《西部开发亟须产业支撑》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旦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改善了,有可能会产生缺乏产业支撑问题。”

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国家即中央政府的任务。国家始终不渝地推进和支援西部大开发,这是西部大开发不断发展进步的政治和经济前提。未来几年,国家还需在政策层面对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跟进:

一是产业支撑问题。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本身拥有多少生产要素方面的潜力,而在于是否具备吸引和整合生产要素并使其聚变为现实生产力的产业,这恰恰却是西部所缺乏的。西部是全国的资源富集区,但长期以来似乎并未突破“资源诅咒”的宿命,即: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地区),其政治经济体制容易失去变革、创新的动力,常常被锁定在某种不自由、不发达的状态。

资源产业依然以开采和输出为主,资源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很少,在产业分工中仍处于初级阶段。对于“特色产业”问题,虽然政策文件和学术讨论中不断地被提到,但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的特色产业并未真正成长起来。产业支撑是西部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产业配套能力、投资软环境都得到较大提升,才能有可能吸引资本和人才回流西进,西部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也才有可能得以形成。而在这方面,西部自身的自我雕琢和国家政策的惠泽同样重要。

二是生态环境补偿问题。鉴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全国共享性,国家应尽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加大投入,一方面补偿一部分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对农业或其它产业的替代,另一方面则是补偿一部分全国共享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本。

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西部与东部会继续存在差距,西部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必然与东部继续存在较大差距,这在短期内恐怕很难改变。但同作为全国国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应该均等。所以,国家应尽快帮助西部地区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前两年,我承担并完成了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课题”,就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现在,西部许多地方都在探索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寻找西部大开发的新亮点。比如,今年10月我应邀到四川遂宁市参加成渝经济区会议。在四川和重庆联手打造成渝经济区火爆火热之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又爆出了新思路:重庆、成都、西安大三角。这对陕西不仅是个机遇,更是挑战。如何利用好这个机遇,应对这个挑战,并非简单。

陕西省在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都居于中国西部地区的领袖地位。然而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其传统的领袖地位衰落了。自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西部以及全国的相对地位变化并不显著。这就需要发展战略上出奇招、打险牌、大动作。一是着力打好教育和科技牌,努力建设教育科技大省和强省;二是要着力打好历史文化牌,努力建设历史文化大省和强省;三是要着力打好国际旅游牌,努力建设国际旅游大省和强省;四是要着力打好能源牌,努力建设能源大省和强省。

纪念西部大开发10周年,是整个国家的大事,是西部地区的大事,也是我个人十分关注的事业。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长期思考者,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我即将在北京出版两部著作:一是《张开西部腾飞的翅膀》,以与9年前西部大开发刚刚推出而出版的《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一书相呼应。二是《中国西行放歌》,这是我多年来行走于西部各地创作的诗词。届时敬请大家指正。

[注释]

[1] 曾培炎总顾问、邹东涛总主编.中国西部大开发全书.(4卷).人民出版社,2000.

[2] 邹东涛.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曾培炎序).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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