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伶俐

摘要：受多种原因的影响，美国的媒体报道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有失偏颇，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偏见。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媒体的荒谬报道及其背后的文化定势机制，提示美国媒体必须抛弃偏见，彻底摒弃几百年来的文化定势，在理解和和谐中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文化定势；和谐

中图分类号：D693.0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8—0027—03

一、从偏见到荒谬

美国一贯标榜自己是自由的国度，追求民主，维护人权，是整个世界的救世主，似乎只有美国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与此同时，众多国家都成为野蛮的他者，那里的人们需要美国人去解放、去教化，这样一来，美国媒体对华报道失偏颇甚至荒谬之极也就不难理解。

奥克森伯格曾在《龙与鹰》一书中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做了时间段的划分：1784~1841为迁就时期；1841~1900为鄙视时期；1900~1950为恩宠时期；1950~1972为恐惧时期；1972~70年代末为尊重时期。[1]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峰，许多基本人权遭受严重践踏，而随行的大批记者对那些视而不见，在他们的笔下，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大熊猫、自行车、针灸、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制服）等；80年代的中国允许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和超短裙，此时的中国和苏联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使。

1989年以后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以负面为主，多数是揭露中国所谓的阴暗面，或反映中美关系之间的摩擦，多数媒体都是一边倒，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有失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和全面性。[2]在这个时期，敌视、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势力占据了美国主流传媒和舆论的主导地位，焦点多数集中在人权、台湾、西藏、武器出售、高科技出口等方面。美国媒体诉求于“中国向美国的敌人出售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中国盗窃美国的卫星技术”、“中国在西藏大屠杀”、“美国核武器实验室发现中国间谍”等等。[3]

近几年来，美国新闻工作者在选题、标语、图片乃至文字报道中流露出对中国的某种成见和情绪。如克林顿总统竞选的政治献金案、贩卖人体器官案、李文和间谍案、考克斯报告的出笼等。最近一次更是从偏见走向荒谬，CNN主持人卡弗蒂在直播中突然口出狂言，说什么中国人一个月只挣了几美元，甚至辱骂华人是“呆子和暴徒”，称“中国产品是垃圾”，未免荒谬之极。

似乎每隔一段时间美国媒体都会爆出一条有关中国的头条新闻并加以大肆炒作。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国内每次反华逆流的出现都与美国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媒体这一“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严重扭曲了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约束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阻碍了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文化定势。不同文化群体、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差异都是文化定势和偏见形成的根源。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学得文化定势。电视、录像、电影、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媒介传播手段常常提供过于简单化的概括，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文化定势是一种消极的、丑化了的定势。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偏见和荒谬关键原因在于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定势。

二、文化定势（cultural stereotype）

文化定势是由美国社会学家Lippmann 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1922）一书中首先采用的术语，它是人们对另一特定群体一种较复杂的归类方式，是对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或固定化的看法，即当人们在了解某个来自其他群体的人的特点后，简单地认为这个群体的所有人都具有这种特性。从心理学上讲，它是具有某种信念或者情感性质的态度，是对外界事物进行简单分类、感知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大概画面，它使人们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时具有一种倾向性。

由于人们处理和接受信息能力的有限，为了帮助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了解，就必须概括出某种文化差异，建立某种文化定型，某种意义上说，一定程度的文化定势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对这些定型差异过分概括或标签化，又可能人为地制造屏障，妨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因此，文化定势很容易以期待不同文化的形式影响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认识，人们不但容易对符合他们期望的东西产生兴趣，而且往往会对它们做出符合自己所期望的解释。文化定势将我们的认识局限在某个凸现的维度，从而妨碍我们对其他同等重要事物的观察，使我们忽视对客观存在的差异的察觉，从而导致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失败。无论对其它文化有无深入的接触或了解，人们对其他文化群体的认识都会有一种定型观念，其形成与社会传统和规范密不可分。

毋庸置疑，各群体之间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一方面，首先，本质上看，人类的能力是相同的，他们所创建的文化反映了这种共同能力，从而使各群体之间的文化具有同一性。其次，人类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界，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共性，从事着大致相同的生产劳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社会生产的共性。最后，相同的生理构造又使人们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共性，所有的共性正是不同文化间交流沟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的不同，不同文化又具有其鲜明独特的个性，而不同国家、民族观念的多元化使文化内容和形式又呈现出多样性，即文化的个性。由于文化个性的存在，文化交流从而成为必要。文化定势易于将不同文化局限在单个维度上比较，过分强调不同群体间的个性和同一群体间的共性，忽略不同群体间人的共性和同一群体间人的个性。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中即存在用定势区别中美文化的差异。这无形中在给人们造成误导，即：“我”(美国)和“他”(中国)是绝对不同的，而“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必定是相同的。这种定势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认识简单化和夸张化了。文化定势极容易将原来只属于某些个体的特征强加到了那些个体所属群体的所有成员身上，导致人们在认识中的非个人化倾向。文化定势在形成之前只是基于对某一文化的描述，但当类似的描述不断地被复制就形成了刻版或定势。人们一旦在文化定势中加入感情的成分，定势就开始发展成为偏见，表现在行为上即容易导致歧视。

文化定势本身可以导致偏见和歧视，不过，形成偏见和歧视既有认知本身的不自觉的错误走向，更有主体的刻意选择。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对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将东方他者化所形成东方奇异野蛮等等文化定势的控诉，这样的文化定势其实是为西方殖民扩张服务的，是殖民者的侵略工具。

1989年以来，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不断强化两大主题：侵犯人权和构成威胁，其对华报道总是与“专制”、“压制”、“侵略”、“盗窃”等字眼联系在一起。[4]旅美华人学者俞燕敏也认为，“如果美国记者能争取做到公正、客观，避免刻板印象，重实质而不是编故事，重内容而不是重形式，能更多地全面报道，能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么，美中两国人民之间定会有一个更好的相互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平静地多……”[5]美国媒体对外尤其是对华报道的偏见和荒谬，有出于文化定势本身的认知歧途，更有美国媒体的刻意选择，把他者妖魔化、野蛮化，从而有了征服他者谋求自己利益的借口。在侵略其他国家之前，美国媒体总是丑化侵略对象，为美国政府的侵略行径制造借口和理由，这样的文化定势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工具。

下面重点从他者化这样的二元对立角度出发理解美国媒体的偏见和荒谬。

三、美国媒体对华偏见荒谬报道的原因和目的

在美国媒体看待中国各种事务问题的报道中，人们总能发现至少三个“二元对立”。即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最常见的话语结构如“美国是民主的，中国是集权主义的”，“美国和西方是发达、文明的，中国是落后、缺少文明的”等；政府与个人的二元对立，美国媒体传播的理念是，他们是一对怨偶，是天然而又绝对地互相敌对和排斥，其间冲突是必然的。这是美国或西方在看待事物上具有的典型思维，也是从媒体刚出现时期就存在的概想；“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这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进行论理阐述的大前提之一，即“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美国媒体的任何操作一般在这三个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这样的二元对立仍然属于原始的殖民主义逻辑，目的在于树立自己“正义”的地位，为自己的各种侵略行为贴上“正义”的标签，最大程度上谋取自己的利益。

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之所以出现定势问题，决定性的因素是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媒体、政府、公众是三位一体关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可能相互背离。媒体从业人员即使主观上严格地按照新闻客观性原则工作，也会不自觉地在其新闻报道中刻上深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烙印。

美国的意识形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美国的意识形态植根于一种“自由”的个人权力观。这一核心理念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只有两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而美国的使命是要“捍卫自由世界”和“消灭邪恶势力”。加拿大学者伯科维奇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话中。它是一个由一致的意识形态连接在一起的、多元的、讲究实际的民族，它有数以百计彼此之间毫不相同的派别，却都在执行着同一使命”。[6]其次，美国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观念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和民族优越感。“天赋人权”中的“天”即上帝，上帝赋予美国一个特殊的使命，即把基督教文明的价值体系作为普遍真理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的社会模式是世界各国都应该效法的样板，美国价值观念是衡量其他国家民主程度的绝对标准，美国在道德上胜过其他国家。[7]再次，美国意识形态的突出特点是宣扬美国制度优越感，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等。“美利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重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8]

亨廷顿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文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内部的团结，西方唯有联合发展其在历史演变中积累起来的文明，才可能对抗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成为世界文明。”[9]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东方儒教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且不断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大中华圈”。这无疑是对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威胁。这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绝无融合的可能，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同时，中国又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的30 年间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是在一部分美国人看来，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强大本身就是对美国所持的民主自由理念的挑战。特别是冷战后，最大敌人苏联的解体更使某些美国人怅然若失，急切想找到下一个树敌目标，以满足他们冷战思维的需求，正如遏制政策的鼻祖乔治凯南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美国人真奇怪，时时刻刻都在想在我们的国境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把我们所有的麻烦都算在它身上。”[10]而现在，无疑中国是最合适攻击的目标以及“妖魔化”的对象。

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似乎顺理成章。不过，我们生活的世界早就不是简单的二元格局，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世界发展的主潮流都是多极化、多元化，美国媒体偏见和荒谬背后文化定势的原始二元对立逻辑早已应该入土为安了。

四、多元世界 呼唤和谐

19世纪末以来，人类一方面享受着自己所创造的巨大文化成就，一方面又对这些成就感到困惑。似乎人类的文化越是发展，人们面临的困惑就越多，这就迫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人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上。面对不同的文化，人们并非只有在自己的文化和异己文化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同的文化地域、民族和社会有着自己的合理性标准；评价异己文化的关键在于获得比较适合其本身特点的理解，而非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流行观点强加别人之上；理解异己文化应是自身文化传统与另一文化传统双方对话的过程。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有其独特的精髓，涉及到人类的历史与文明以及人类存在的基本哲学命题。”[11]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看，对话是一种交往和互动、沟通和合作的过程，是以民主、平等和宽容为前提的。

当今世界，全球化空前拉近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距离，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的互动引发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近距离接触，每一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人们对本己文化和异己文化的异同之处不断加深着理解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彼此间一方面在寻找共同话语，放弃或改变原有的一些观念和行为方式，以达到求同存异；一方面又在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求民族文化有存在的根基。文化和谐的本质应是对所属文化和他文化产生认同。文化的认同不应仅是对本群体、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它应超越于本土文化之外，将视角扩展至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中，重视多样文化的理解和相互尊重，以豁达的胸怀寻求多元的问题解决方式。

我国传统文化观中强调“和”字，其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这种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坚持以多元文化观为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其目的正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享有应有的文化尊重，并在认同本族文化的基础上，树立平等地包容、理解、尊重和珍惜其他民族的文化，从中吸取精华部分，以便获得参与未来多元文化社会所必须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认知与技能，有和平共处及维护文化平等和社会公平的意识和信念。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突出外国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这不仅仅是一种呼吁，更是对存在偏见和歧视的美国媒体敲响了一个警钟。我们中国一直强调和谐发展，谋求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富强，这是切实可行的，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而美国一方面鼓吹自己的“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在错误文化定势指引下，戴有色眼镜看待其他国家，停留于腐朽丑陋的殖民主义逻辑，美国的媒体更是对此推波助澜，这样必然是违背世界人民的意愿，对华偏见和歧视极大伤害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阻碍了世界的发展。

五、结束语：去偏求和，共同发展

“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人民的渴求，美国应该放弃“霸主”角色，学会尊重其他国家，学习向其他国家学习，而不是一味通过丑化他国提升自己地位和形象。美国媒体应该放弃几百年来的文化偏见和歧视，公正详实报道事实，正确引导舆论，让美国人民能接触真实的他国文化，从而对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世界和谐发展的绊脚石。

参考文献：

[1]刘继南主编.大众传媒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26.

[2]俞燕敏等著.无冕之王与金钱——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5.

[3]参见李希光、刘康“美国媒体为什么消极报道中国”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2/18/20001016/273338.html

[4]刘继南等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332～334.

[5]Yanmin Yu, “Projecting the China Image: News Making and News Repor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ongshan Li and Zhaohui Hong, eds., Image, Percep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43-72.

[6]转引自西摩·马丁·李普赛特著，张华青等译,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

[7]王缉思.美国丢不下意识形态[N].中国日报，2003-8-11.

[8]杰里尔·A.罗赛蒂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97：354.

[9]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Nov/ Dec，1996：34.

[10]乔治·凯南.美国外交[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01.

[11][英]戴维·伯姆著，李·尼科编，王松涛译.论对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4.

Beyond Prejudice, Toward Harmony: On American Medias Reports about China

in Recent Years

Abstract: We are now living in a world permeated by all kinds of media——television, magazine, radio, internet, and books etc., which provide a wide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us to learn things around and meanwhile affect the public attitudes and opinions.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ertain factors, America media often deviate from what the truth really is in their news reports, especially those about China.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ose absurd news reports and the disclosing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cultural stereotype underneath，its argued that the American media should discard the prejudice brought about by cultural stereotype accumulated over centuries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mutu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merican media; cultural stereotype; harmony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