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骞

2009年4月，从四川绵竹到什邡，一路上金黄的油菜花在阳光下异常灿烂，弯曲的乡间道路两旁，聚集着的小群村民，敲敲打打着尚未完工的新居。屋前堆积的沙土砖料，模糊了道路的边界。风扬起的尘土里，夹杂着田间蒜蒜薹熟的气味。

麻将的撞击声，从茶馆里传出很远，在四处散落着只剩半堵墙的废墟间回荡。新房站立起来之前，废墟暂时还顾不上清理。重建的忙碌、农田的劳作以及被麻将所填充的时间，让人们重新有了笑容。似乎只有废墟在不时提醒，2008年5月12日那场持续震动100秒的大灾难，给这里留下恐惧和痛苦。

但在灾区之外，在北京鸟巢体育场设计者之一、中国著名诗人艾青之子、大陆艺术家艾未未的互联网博客里，这个灾后余生的世界全无眼前的安宁。最初因为想制作一件以“生命”为题的作品，偶然间注意到当地政府从未公布过遇难学生名单的艾未未，自2009年3月12日起，开始通过互联网发起一项民间搜寻遇难学生名单的行动。

他呼吁公民参与调查，了解每个在汶川大地震中死难孩子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学籍、家属以及去世时的情况。

一时间，就学校倒塌问题继续追问政府的死难学生家长、搜寻学生名单时不断遭遇被驱离的志愿者、拒绝公开名单的政府工作人员、态度或粗暴或和气的警察，轮流成为艾未未博客中的主角，交织出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截至目前，艾未未和志愿者已经发表了超过150篇有关学生死亡名单的博客，而艾未未博客的访问量，已经超过了1100万次。

大陆南方一家报纸也在4月15日发表社论，敦促当地政府公布“5·12”大地震中的死亡学生名单。该报社论引述《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专门提及中央政府对汶川大地震的重建工作的承诺：“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2009年4月13日，艾未未博客中冲突的一角偶现绵竹市中心广场。数十名中年人在市政府门口静默肃立，他们的孩子都死于一年前地震中倒塌的学校。附近水果摊的小喇叭正一遍遍重复特价广告，商店飘出阵阵歌声。

这样的情景在震后的部分地区似乎从未中断过。据海外媒体报道，此前的3月17日，数百名北川县地震死难学生家长，聚集在县政府门前，手拿学校的施工图，要求政府调查可能的“豆腐渣”工程。但随着各地重建工作的进展，实地调查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低。

救助

东汽中学四层教学楼，从两侧倒塌成一堆巨型碎砖瓦的场面，黄大秋至今也无法淡忘。震后第三天，他亲眼看着昏迷中的女儿被救援队从废墟下面抬出，送上一辆来自四川南充的救护车。之后的整个夏天，黄大秋和妻子奔走在南充、绵竹附近的各救助点、医院和火葬场，但却再未见过女儿。

当他们寻找孩子下落的时候，那些亲手埋葬了孩子的家长们，已经开始集体走访学校、东汽中学曾经所属的东方汽轮机厂绵竹市政府，甚至德阳市政府。丧子之痛，让他们在天灾之外，开始追问期间那些似是而非、或隐或现的“人祸”。

震后数月，雷同的场景开始频繁出现在灾区各地。洛水中学、九龙中学，富新二小，红白镇中小学、湔底中学……成批倒塌的学校，成批向政府追问学校倒塌原因的父母。

原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跪在富新二小127名遇难学生的父母面前，劝说他们不要到德阳市政府上访的照片，被定格成为直面这种局面的官员典型。

是否为“人祸”的教室建筑质量问题调查，并未影响政府对受灾学生家庭的救助进程。一些写着将对地震伤残死亡学生家庭实行特殊救助政策的宣传单，在政府调查展开的同时，被发放给灾区遇难学生家长。

东汽中学家长手中，一份2008年5月30日出台的意见书上写着，市政府将对遇难学生家庭，父母双方每人每年补助1200元，而对伤残学生家庭的补助，也有960元；遇难学生父母还可获得一笔2160元的慰问金；政府同时鼓励子女伤残或死亡的家庭再生育一个子女。

但包括黄大秋在内的很多家长，当时还处于失去孩子的巨大悲痛之中，似乎根本没有在意过这些政策。

那时，富新二小的学校门口，家长用孩子的遗像、花圈、写满悼念辞的大幅白布，布置了一个灵堂，每天总有父母聚集在那里，说说自己孩子的往事，交换从各级政府部门官员那里听到的只言片语。

这样的祭奠在持续了两个月后，救助金陡然上涨。富新二小的废墟被运走的第二天，什邡市政府通知遇难学生家长填写一份《学生家庭社保扶持和特殊救助申请书》，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四川省儿童基金会、四川省教育基金会向每个家庭发放6万元“救助款”。

除了6万元的救助，政府还向遇难学生家长发放了5000元安葬费、1000元慰问金和1200元的独生子女费。部分在学校购买过保险的遇难学生，还获得了2万元的保险赔偿。东汽中学、九龙中学的家长，还得到了政府为双亲购买的每人3.8万元的养老保险。

但政府的好意似乎并未在一开始就获得所有家长的接纳。洛水中学遇难学生曹丽的母亲杨洁（化名）始终拒绝领取这笔补助。“我什么都不想要，就希望政府能答复我孩子是为什么死的。”政府劝说无效后，开始邀请她的亲戚出面进行劝说，最终说服她在申请书上签了字。

图1 洛水镇的遇难者姓名被刻在纪念碑上。

图2 集体照片里的学生，只有4个还活着。

始终未找到女儿的黄大秋，尽管死未见尸，但和其他家长同时获得了救助。按照大陆的法律规定，灾难中的失踪者要超过两年时间才能被宣告死亡。但乡镇里来的人只是让黄大秋在一张纸上签了字、画了押，几天之后，银行卡里就多了一笔钱。

冲突

6万元的银行卡，被杨洁放在了一旁：“这钱我不可能去碰它。”整个白天，她就只坐在铺着绿色绒布的麻将桌前，低着头，飞快地翻牌，一言不发，这是四川人排解苦难的独特方式。女儿被她安葬在老家的坟地里，此后的她“只有整天在麻将桌边，才不会想到女儿硬挺挺躺在那里的感觉”。

2008年9月17日，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她曾和十几名家长相聚，商讨此前因奥运会召开而被家长们主动暂停的话题：如何继续追究当地政府对学校建筑倒塌的责任。7天后，她被警察从麻将桌边带走，警方要求她写下“不再集体上访，不再参加无聊的聚会”承诺书，并以“非法聚会”对她处以3天治安拘留。走出拘留所后，她曾尝试着再通过电话联络其他家长，几通电话还未打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就找上门来，劝她不要离家。

东汽中学的家长则早在2008年6月就已经感受到政府的强硬态度。一位从事客运工作的家长称，当时200多名家长守候在绵竹市政府门前，要求政府接待。此后他们等来的并不是政府的工作人员，而是一批手持盾牌的警察，部分家长被抬入警车带至警局，每个人被谈话数小时后释放。

2009年4月14日，什邡市委大厅里，十几名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一字排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学生家长们现在还常在市委门口聚集”，他们为此不得不加强警戒。大批追究教室建筑质量问题的家长，在2008年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下跪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最让政府担心的影响稳定的危险因素之一。

曾经当过警察的蒋国华在下跪后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灾后几十万人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这时候一旦有人上街，很可能会成为导火索，引起大面积混乱。”

稳定

政府希望媒体关注灾区如火如荼的重建，但包括海外媒体在内的更多新闻机构喜欢以监督者的姿态注视他们的工作。

德阳市新闻办工作人员廖岫云的电脑里，存着新闻办公室给海外媒体提供的新闻采访建议路线图东汽厂的新厂房一援建省份带来的新企业——正在收获庄稼的乡间……

如果外媒来访，她会建议关注一下地震期间在罗汉寺出生的100多个“地震宝宝”，政府正打算和媒体合作，寻找这些孩子，希望他们能在罗汉寺再次相聚。政府认为，这些孩子的出生，对灾区具有新生的象征意义。

地震一周年，前往灾区做周年报道的媒体数量庞大，在什邡市委宣布部工作的王广一天上午就要接待4家媒体。“这些媒体，我和同事都要全程陪同采访”，王广说，预计这样的工作强度到6月才有望减轻。

2009年4月，国家提出恢复重建中“三年内全面恢复”的目标要两年内完成85%以上。王广坦言，对当地政府而言，“工作强度又加强了”。但一位基层官员对这一目标似乎显得有些悲观：“这是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重建工作如此繁重的同时，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显然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德阳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在私下交流时表示：灾区众多垮塌学校，均是1980年代在全国普及九年制教育（简称“普九”）政策时期修建的，当时地方政府即使没钱，也必须把学校造起来。

诸多既有的调查显示，这个阶段修建的部分学校，存在政府拖欠工款、建筑商偷工减料的情况。另据教育部统计，中国农村为实现普九，欠债高达500亿元。

“普九的责任，要追究到上级政府，学校修建的时间已久远，现在能追查谁去？”这位工作人员称，学校倒塌的真正根源就是地震，这就是政府内部讨论的结论。他称：“政府一直给遇难学生家长以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安抚，如果媒体总是关注这个话题，可能会继续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与政府作对”？

早几个月，四川省副省长魏宏已经在公开场合表达过类似言论。但和政府交涉的家长，只有少数人从政府工作人员口中听到过“学校倒塌就是地震造成的”这样的答复。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来不知道可以通过网络搜集这些信息。他们更不知道，有个北京的艺术家艾未未，正通过互联网来支援他们对政府的追问。

艾未未和几名工作人员，曾给四川各地民政、教育、公安部门打过150个电话，索要死难学生的名单，但却被告知，名单属于国家机密。这些电话记录，后来被全部公开在博客之中。

春节前一周，艾未未派出了一个3人的志愿者小组，带着摄像机，走访灾区各地，搜集到1700多个遇难学生名单。此后，他发起了更大范围的搜寻遇难学生名单的行动，呼吁以公民调查的形式，让政府了解民间的态度。

舆论不断的压力，包括志愿者在内的不断询问，似乎使地方政府逐渐失去耐心。这些总是关心死难人数，尤其是死难学生人数的人到底有何居心？于是，志愿者们在博客里谈到自己被抓经历时，都不约而同提到，警察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组织？”，“是否被反华势力操纵？”

一位志愿者向遇难学生家长解释他作为志愿者的动机：我们希望在悼念和纪念遇难者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这些陌生人的到来，让杨洁这样的母亲极为感激：“有人愿意为我们说点公道话。”他们尽力帮助志愿者寻找更详实的遇难学生名单。

也有遇难学生的家长对频繁出现的志愿者与媒体心存厌烦，一位东汽学校的家长说“我和媒体都说了好多次了，没用。”80岁的王奶奶是3人志愿者小组的成员之一，这样的家长至多让她失望，但部分和政府关系特殊的家长，会直接拨通警方电话。

王奶奶在3月曾遭警方询问，儿子接到警方通知后，当晚将她接走。在警察局里，儿子对王奶奶说：你搜集这些学生的名单，是被人利用了，这些名单可以给国外反华势力作为批评中国的证据，“这么大的地震，国家总是有失误，你抓着国家的失误不放，这是与国家作对！”

截至2009年4月18日，艾未未在博客上更新了他的死难学生统计志愿者们共搜集调查到遇难学生5625人，初步确认遇难学生名单总计4827人。但志愿者们最终能否搜寻到完整的遇难学生名单，对艾未未而言已不重要。震后一年，因为他的这个行动，站在绵竹市政府门前静默的遇难学生家长，或许可以不会因为他们的静默而被忽视。

洛水镇的“5·12”地震纪念碑上，刻上了347名地震遇难者名字。汉旺镇山上的“5·12”地震纪念碑，也计划在陵墓周围，竖立刻有每一个遇难者姓名的铭文碑。当一切该纪念的都被纪念之后，政府将如何面对基础设施重建之后民众的心理重建？而这些静默的家长又该如何继续他们的生活，继续平淡地生活，还是就此成为“上访大军”中的一员？

编辑 陈磊 美编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