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沸沸扬扬的“王帅诽谤政府案”终于落下帷幕，结果差强人意：公民王帅获得国家赔偿，河南副省长道歉，灵宝市委市政府认错，灵宝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被停职。与一年零两个月前发生的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上京抓记者案一样，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事件最终朝着好的方向演进，并且留下了清晰的信号：捍卫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

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宪法之所以赋予公民这种权利，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权力需要民众监督，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不会滥权。更重要的是，政府权力本来就是民众赋予的，政府是人民公仆，其惟一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批评政府”是公民的天赋人权，宪法只不过是确认了这种权利，以完善自身的合法性生而已。如果没有对这种权利的确认，宪法本身不具备合法性。

公民有权批评政府，意味着他们不但可以讲符合政府意愿的话，而且有权讲政府不高兴听的话。对此，政府只有保护之职责。而绝无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进行打击、压制的权利。公民个人不可能掌握与政府对等的信息，因此，公民对政府的批评可以是错误的，可以是不当的。对此，政府只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因批评不当或有错而加罪于民。民法上的名誉权是保护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动中的民事权益，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并不在此保护之列。政府没有名誉权，只能通过服务于民获得某种信誉和荣誉。因此，对政府也不存在“诽谤”之说。

但是，不少地方官员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视批评如寇雠，借“诽谤”之名打击、压制言论，屡见不鲜。从重庆“彭水诗案”到陕西“志丹短信案”，从辽宁西丰抓记者案到江苏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从此次“王帅诽谤政府案”到最近重庆发生的查扣反力口价T恤案，不少官员在对待民间批评和舆论监督时的反应之如出一辙，乃至前赴后继，不仅令人诧异，而且令人惊悸。

在正常的社会评价体系下政府执法机关代表了秩序和正义。受到执法机关传唤、拘揣的人，是一般公众眼中的“坏人”。社会的这种价值判断和认知，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而一些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力所破坏的，也正是这种基础。当政府官员一次次滥用公权为自己遮丑或遂其私欲时，当公权力一次次“越界”侵害公民正当权利时，社会的评价标准就会逐渐发生逆转。例如，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当局经常派人到学校抓捕进步学生，被捕者不但不是公众眼中的耻辱，反而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中国时下的民心与舆情，当然与那时相去甚远，但政府的公信力已因此类公权力滥用事件而伤痕累累，社会的相关评价体系也开始模糊不定。政府公信力是政权稳定的基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现行体制对民众满意度的需求更刚性。西方国家的民众若不满意，政府可以轮替，一般不会引发大的社会稳定危机；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如果政府的公信力流失过快，老百姓对政府不满加剧，在刚性结构支配下社会很易跌入恶性循环，直至“大局崩坏”。

因此，现行体制下的中国政府更有理由珍视自己的公信力，主动捍卫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而部分官员此起彼伏的背道而驰，恰恰说明这种行为在现行奖惩制度下不仅缺乏应有的制约，还符合“收益大、风险小”的理性预期。当民意（包括媒体监督）对官职的升降与进出没有硬性约束时，它只能赢得忽悠，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重——虽然前西丰县委书记遭问责被免职了，但他很快又悄无声息地“复出”了；虽然灵宝的“王帅诽谤案”在媒体舆论关注下得到昭雪，但同样是揭批政府大规模违规征地、同样遭到警方跨省追捕、罪名同样是“诽谤”的内蒙古吴保全案，当事人却已在牢狱中被羁押整整一年。4月17日，当灵宝市公安局长亲赴上海向王帅道歉时，吴保全等到的消息却是：鄂尔多斯市中院维持原判，他仍需坐满2年牢。看来，吴保全真的要成为“无保权”了，“自保之权”无从返还。

正是因为同类事件各方发出的信息混浊不一，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才得不到有力捍卫；正是因为对有责官员的处理流于形式，不足以改变官员面对的利害格局，才仍然有不少官员前赴后继地压制言论。当无法依靠官员的个人自觉时，体制本身必须设置足够有力的问责程序安排。就像云南开枪杀害无辜公民的警察被判死刑一样，违法官员必须受到严厉的追究和惩罚。这种惩罚的力度，应该足以警示其他人，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然而，人们至今并未看到这种有效的问责程序：“王帅诽谤案”中问责的对象仅仅指向明显只是奉命行事的灵宝市公安局，而真正的责任人是否早已金蝉脱壳无人得知。这样的“错案追究”，不但无法捍卫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反而有可能变相鼓励一些官员对言论的再压制，并最终导致政府公信力的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