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

2009年3月11日，缅甸境内的果敢第一特区举行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前缅甸共产党人士的家属、子女，以及一些加入过缅共的中国知青参加了庆祝活动。4月17日，另一场庆祝佤帮特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也在缅甸举行。

20年前的1989年，缅句共产党在遭遇政变后解体。原先的缅共控制范围纷纷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帮等4个特区。缅共剩余部分则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位于泰国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筹备相应的纪念活动。同样是在20年前，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共同签订了《合艾协议》，正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出丛林，回归正常生活。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也结束了政治活动。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于北京的育英小学举行60周年校庆，曾经在该校就读，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泰共、马共后代参加了校庆活动。他们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普通人，他们的一部分东南亚兄弟共产党同学则已经战死沙场。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先后出现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至少9个共产党。

1955年9月，头戴镰刀斧头标志的印尼共产党人。

它们中，除了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仍在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斗争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纪80年代前，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被派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学习或受训。革命失败后，他们成了东南亚共产党遗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些则继续流亡在中国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

1950年，两岁的丘瑞良随父母一起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丘的父亲是马共成员，到中国学习。丘瑞良姐弟3人则进入中共中央直属的育英小学读书。

育英小学因为曾经就读大批中共高层后代而被认为是一所特殊的红色学校。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后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读。

50年之后，丘依然怀念他在育英小学的日子，并称之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来，育英小学在50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全面的素质教育，她不明白为什么大陆其他学校至今还在为此呼吁。

学习压力并不大，各种室内外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主要被用来玩耍。学校里还为学生们组织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组，舞蹈、钢琴、体育等兴趣小组。丘参加了学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咏小组。即使学校进行的是红色教育，大多也通过看电影的方式，所以并不枯燥。

学生们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听。但在等车的时候，丘还是认识了泰共等其他东南亚共产党后代的同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缅共高层回忆，曾经至少有4名缅共子女曾就读该校，其中两人后来死于战场。

自育英小学毕业后，丘瑞良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以及解放军301医院护士学校。另一马共子弟，后来成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强，则受到了更加专业的教育。

1955年9月，印度尼西亚，印尼共产党领袖Dipa Nusantara Aidit（艾地）在一次党内集会中演讲。

1948年，英国当局在马来西亚实行《紧急状态法案》。约2.4万名华人，包括部分马共成员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间被遣送回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强的父亲是一名马共成员，受伤被俘后辗转来到海南。

李居强出生在海南，并在海南读完了中学。1967年，李和其他3名马共后代，在北京高层的特批下，进入沈阳的解放军高级通讯学院学习。两年后，李回到北京，再从北京来到湖南，负责位于湖南益阳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这座当时中国最大功率之一的广播电台用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海南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多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覆盖整个东南亚，远及澳洲和欧洲。

李居强对他在中国期间获得的国宾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联部安排，当时马共高级干部每月伙食费高达100～120元人民币。

一篇来自中联部名为《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目标与宗旨》的文章称，20世纪60年代，中共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

文章称，中共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8年，17岁的李居强以马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宴会。李和其他东南亚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宴会厅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并禁止记者拍照。李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女儿伊芭鲁丽和妹妹伊利亚从苏联来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伦·艾地长期居住在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印尼语高级讲师。他的女儿也出生在中国。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印尼共产党遭到苏哈托政权镇压，包括艾地在内的数万人遇难。此后，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苏联、东欧诸国、中国的印尼共成员及其子女侥幸逃脱启此开始流亡生活。

根据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伊芭鲁丽姐妹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伊芭鲁丽姐妹又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伊芭鲁丽把脸靠在毛泽东的肩膀上哭了。

随后，毛泽东走出厢房走到楼台。伊芭鲁丽听见广场上的人群喊声震天：“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此后，伊芭鲁丽姐妹在中国游览了韶山、井冈山等地，并在五七干校、江西医学院等地学习。曾经的兄弟党

1974年，李居强应召从中国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两年后，丘瑞良也从中国来到这里。

1982年初，在机关总部工作的李居强被告知，中共即将停止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电台也将在半年后关闭。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制造舆论，宣传中共不再支持马共。此后，一批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南的马共根据地，与李居强一起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来自中联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则称：“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对此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共运内部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

1980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一位前东南亚共产党人士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上述人士称。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称，卡多·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

伊芭鲁丽姐妹离开中国的历程则显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后，伊芭鲁丽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这批年轻人给缅共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与伊芭鲁丽姐妹熟悉的前缅共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回忆，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识分子喜欢弹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们谈吐不凡，聪明高贵，很多人还有明显的欧洲血统。

“这些印尼人应该去搞和平建设，或者去大学教书，在丛林里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缅共干部说。

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称，1979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上述前缅共干部回忆，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55年9月，印度尼西亚，印尼共产党集会中的欢呼场面。

1985年，从马共分离出来的马西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黄还向媒体回忆了一些细节。在中国期间，黄等人参加了官方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上，革命歌剧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而给予流行音乐的掌声和欢呼声却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这些革命者的情绪降到了“冰点”。

黄因此感慨万千：“一个我们一直敬仰和视为榜样的国家，竟变成这样。”

离开革命的日子

1989年12月2日，陈平为首的马共中央派在泰国合艾与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协议》，马共结束长达41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此前两年，从马共分裂出去的黄一江等人领导的马西共也已经和平走出丛林，放下了武器。同样是在1989年，缅共根据地内的果敢彭家声部、佤帮鲍友祥部，以及101军区等武装力量相继宣布脱离缅共。缅共主席德钦巴登带领失去了全部根据地的缅共中央残余力量退入中国。

根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的资料，这一年，泰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基本被扑灭。此前的1987年4月，泰共遭到巨大破坏，领导人陆续被捕，游击区也已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资料称，1990年11月，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也与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放弃武装斗争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一些东南亚共产党人对此时中国停止支持颇有怨言。李居强也感觉到那时候与中共有些“不愉快”。但李白认为想得比较开“毕竟我们是客，中国是主人，客人不能要求主人太多。之后还是要靠自己”。

《合艾协议》签订后，泰南大约1188名马共成员中的约4002，回到马来西亚，700多人留在泰南的4个和平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此前放下武器的马西共成员则住在了泰南的5个友谊村里。

遗留在中国的马共成员，此后大多回到泰南和平村、曼谷等地，其中少数人退出了马共，成为普通的中国人。李居强因为出生在中国，无法回到马来西亚，于是留在了和平村。

进入森林之前，李生活在1970年代的中国，走出丛林后，已经是1989年的泰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令李一度感到迷茫。李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建立新的生活信念。

但结束武装斗争对他来说依然是个好消息，至少他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此前，因为部队游击战的纪律规定，李虽然结婚11年，却无法生育子女。

时至今日，李居强夫妇依然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即便身边4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谁信仰共产主义的了但李还是会研究马恩的著作。不过，他不会再有武装斗争的想法。李安慰自己说，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_比如学习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与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这些都算斗争。

好在他在中国学到的技术如今依然不落后，李居强如今在吉隆坡从事技术工作，并主持一座实验室，而丘瑞良则成为了一名教师。

1983年前后，滞留中国的印尼共产党人也陆续移居欧洲，包括梭布伦·艾地。梭布伦·艾地在巴黎开了家印尼餐馆，餐厅里聚集着一批印尼共成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印尼语小说《以餐厅来抗争》。书中记述了这批印尼共成员在法国艰难地学习语言，尝试各种不同工作等经历。

伊芭鲁丽也在巴黎拿到了法国护照。尽管需要同时在礼品店、养老院等地打工，但因为不再需要不断更换姓名或是受人照顾，伊芭鲁丽反而觉得更加自由。曾经栖身缅共的其他印尼共成员大多也移居欧洲，他们中的一些带着曾经是缅共成员的妻子如今定居在了瑞典、荷兰等国。

2007年2月，梭布伦·艾地在法国去世，葬在巴黎。《国际日报》的报道称，梭布伦·艾地很想回到印尼定居，但始终不被印尼政府允许。由于妻子的骨灰在北京，梭布伦·艾地还曾经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北京和妻子葬在一起，但同样未能如愿。

如今梭布伦·艾地的支持者为其设立了一个印尼语纪念网站。网站上载有他的遗像，以及他所有的小说、诗词等著作。网站上写着：“梭布伦·艾地同志一路走好！您的著作将永远温暖我们的心！”

在缅甸，脱离了缅共的果敢、佤帮等各支势力，在与缅甸政府谈判后成立了高度自治的4个特区。如今一些地区致力于发展经济，另一些地区，则仍在从事毒品的种植和贸易。

而被“礼送出境”到中国的前缅共中央，则成为唯一至今仍被中共大批收留的前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缅共楼”里的遗族

进入中国后，缅共剩余的力量再一次面临瓦解。

1950年前后，曾有一批缅甸军人和一批代表团进入中国，并在贵州、四川两地接受训练和生活，后再重返缅甸战场。他们被称为“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1989年重新退入中国后，缅共剩余力量中的中国籍军人（主要是知青）被同意退伍，“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则因为早年大多与贵州、四川当地女子结婚，被安排重新回到贵州和四川生活。

少数不愿意去中国的老兵，以及梦想继续革命的缅共成员，坚持留在了中缅边境的瑞丽、腾冲等地。

300多名“贵州老兵”来到了贵州凯里。如今他们被安排在凯里市郊的几栋楼中。这些楼被称为“缅共楼”。“贵州老兵”的子女最终成为了中国公民，尽管普遍黝黑的皮肤令其与当地人看起来差别很大。

有关方面为老兵发放退休工资，甚至为他们报销医药费。但政府同时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不要对外界提起往事，并在2009年多次开会强诟了这一点。

“四川老兵”被安置在成都、内江等地后，同样获得了退休工资和不同级别的福利。而滞留在中缅边境的老兵，一些人回到了缅甸，另一些则一度成为令中国“头疼”的对象。

北京坚决反对缅共遗族在中国境内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多次抗议。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依然有境外的前缅共人员收到来自中国境内的政治传单。缅共高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军区领导，则被分散安置在了全国各地。

德钦巴登被安置在长沙市。另一些人则被安排在成都、南昌、昆明等城市。与贵州一样，昆明也有一栋“缅共楼”：位于市区一片巨大的住宅小区里一栋普通的住宅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与周围的无数个单元并无区别。一些前缅共高层在这个普通的单元里成为上下楼的邻居。

中国方面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总机电话，并为每个人编制了代号。如果不是亲友打来的电话，总机将不会转接。其中，郑生，前缅共中央委员，他的代号为2332;古方，前缅共副主席，代号2337，王仁，前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代号2339。

政府为他们每月发放1000多元的工资，每人130平米左右的住房。几位老人还集体出资，由外事部门出面，为自己雇佣了保姆，以照顾卫生和饮食。

北京同样给予了他们子女的中国公民身份，但他们本人却不能拥有中国护照。这导致他们无法离开中国。

古方就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流露出去走走的想法。除了在苏联留学，古方大半生都在丛林和农村作战。他告诉身在海外的老部下很想去香港、东南亚的大城市看看，无奈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他经常在昆明走动，或是去曾经参加缅共的知青家里串门。2005年，古方还曾访问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与研究者们讨论缅共问题，

2006年，古方去世。时至今日，昆明“缅共楼”中依然健在的前缅共高层仅剩2人。成都也仅存4人。

古方去世时，一些缅共遗族和曾经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同时出现在追悼会上的还有大陆外事部门的人员。他们坚决制止了花圈和挽联上有关古方身份和职务的表述。最终，花圈上只写了“古方叔叔”，或是“古方同志”。

“政府希望我们彻底忘记那些事情，永远不要再提。”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遗族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市区里的那栋“缅共楼”。

编辑 陈磊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