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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初期港澳政策的历史考察

2009-06-21刘芳彬

中国校外教育(下旬) 2009年11期
关键词:维持现状充分利用

刘芳彬

[摘要] 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香港和澳门的历史和现状,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大局出发,在处理香港和澳门问题时,采取了务实的、灵活的且不失原则性的特殊政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一战略决策不仅促进了香港和澳门的稳定繁荣,而且加强了港澳与内地的联系,为以“一国两制”和平解决港澳门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暂不收回 维持现状 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

香港和澳门是被英、葡殖民者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届政府除黎元洪、袁世凯外都不承认英国占领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并试图收复香港和澳门。比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都曾提出提案,要求收回租借地;1924年3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和租借地的奋斗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也曾试图通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奉劝英国归还香港并有两次大规模的具体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无力与外国帝国主义相抗衡,使得这些活动都告失败。解决港澳问题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从大局出发,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采取了特殊的策略和政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但促进了港澳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而且加深了其与内地的联系,为港澳的顺利回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政治胆识和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

一、暂不收回,维持现状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而葡萄牙殖民者在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于是追随西方列强,加紧侵略扩张,并于1849年强行占领了澳门。其中,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英国租借“新界”的租期是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正是这个租期,为新中国灵活的处理港、澳问题提供了非常大的弹性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用毛泽东主席非常形象化的语言表示,就是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其中,当然包括港澳问题。但在具体实施步骤上,中央政府采取了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以“对我有利为主”,根据问题的性质及实际情况分别处理。具体到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和港澳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台主张“一定要解放台湾”;对港澳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经过和平谈判解决”。根据这一精神,中央对港澳做出了“暂不收回 维持现状”的特殊决定。同时宣布,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主张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也就是说,建国初期中央对港澳的特殊政策是以“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为根本前提的。因此,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推进到深圳与香港边界时停了下来,没有跨过罗湖桥。这并非军事和外交上的软弱,而是审时度势做出的明智的历史抉择。

事实上,早在中国内战刚刚爆发的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过“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的战略思考。当英国记者哈默问到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就香港问题对外做出的一次表态。1949年2月,苏联代表米高扬向毛泽东询问新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也曾表达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由此可见,建国前后中央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态度非常冷静、慎重,采用了与内陆不同的灵活策略和手法,“暂不收回、维持现状”正是这种灵活策略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国内,经济上,由于长期的战乱,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大肆叫嚣“反攻大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尚未巩固;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三管齐下”——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港澳政策,不但有利于香港、澳门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为新中国保留了一条同外界联系的“国际通道”,有利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

首先,从政治上分化敌人,打破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红色政权的全面封锁。二战后,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发动了内战。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全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企图消灭中国红色政权。而英国考虑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拥有不能舍弃的、巨大的利益,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出现分歧。此时,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有利于中英之间保持对话,维护香港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分化敌人。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对分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认新中国,成为西方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在同年召开的第5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1954年6月,中英建立起代办级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红色政权的全面封锁。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曾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因为,“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她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的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的矛盾。”

其次,保留了一条“国际通道”,可以充分利用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香港是一个传统的“国际通道”。新中国成立前,香港就是中国同西方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海外华人华侨与内地联系的主要窗口。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几次针对清政府的革命,大部分是在香港策划的,而且为革命所筹集的经费都是通过香港送到内地的;抗日战争期间,大批的物资、外援也是通过香港运往内地;等等。鉴于香港的特殊地位,“暂时不动香港”、维持香港的现状,就等于为新中国保留了一条传统的“国际通道”,有利于开展与西方世界、海外华人华侨的贸易、联系,为新中国的建设吸收必要的外部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输送成功的管理经验和优秀的管理人才。解放初期,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曾明确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同时,东南亚也是华人华侨相对集中的地方,暂时维持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现状,有利于我们开展侨务工作,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对北京的支持,并通过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各国政府之间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历史告诉我们:香港作为大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大量的物资和外汇源源不断地从香港和澳门运往内地,不但有助于抗美战争的胜利,而且有力的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

最后,可以预防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威慑。新中国成立之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但是,“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以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原则为前提的。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有高度共识。而苏联领导人对我党“独立自主”的立场始终抱有偏见;对于苏联在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以及苏联一贯的“大国”、“大党”之“霸权主义”作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是心存芥蒂:二战结束之后,由于中国的国共两党从共同抗日的盟友转变为争夺江山的对手,苏联根据其远东地区的战略需要,在国家关系上仍与国民党打交道,与共产党的交往并没有超出党际关系的范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后者的需要服从于前者。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因素并没有起主导作用。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后,苏联奉行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另一方面,又劝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建立联合政府。直到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苏联的对华政策才做出重大的调整。也正是这一调整促成立“一边倒”政策的形成。但在整个转变过程中,苏联对华政策始终存在着消极因素,其根源在于苏联领导人对我党独立自主立场的偏见和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因此,保留香港和澳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向苏联表示:新中国还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帮助恢复中国经济,借此警惕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威慑。实践证明,我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交恶,苏联撕毁援助合同,并向中国政府逼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通过香港从西方进口了大量粮食和其它物质,为中国人民渡过困难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新中国对香港和澳门的“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是可行的、必要的,也是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战略决策。它不仅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最大限度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布局。周恩来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曾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成功实践,为后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铺平了道路。

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新中国暂不收回香港和澳门,维持香港和澳门的现状,是为了利用港澳特殊的历史位置,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局。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开展进出口贸易、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作用更加突出。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也很广,购买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总结过去十年来对港澳工作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这一方针体现了中央把香港和澳门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机的结合起来。

为了保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从政治上稳定港澳,把对港澳的特殊政策与内地区分开来,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同时,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文革”动乱一开始,中央就采取坚决措施,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发展到香港和澳门,以免对香港、澳门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并严格控制内地居民移居香港,防止给港英当局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和压力。对于发生在香港牵涉中英两国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政府也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的精神,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予香港和澳门极大的帮助,以低廉的价格向香港大量供应食品、淡水、日用品、燃料、工业原料和半成品等。从1962年起,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每日三趟往返于香港和内地的快车,以保证香港的副食品和蔬菜供应;1964年中央拨专款修建了一条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石马河再到香港九龙的供水工程,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饮用水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是一项政治任务。”据统计,在20世纪60~70年代,香港每年进口食品中有40%是由内地提供的,1975年来自内地的粮食达到香港粮食总进口的52%。在价格上,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低50%,钢筋等原料约低30%,衣服等消费品则便宜25%。这一切对于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有远见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是因为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对港政策,使得香港在20世纪50~6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也就是说在“香港奇迹”的背后,中国因素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1年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年,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制约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前途也日益明朗化。1972年3月8日,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强调:“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获得第三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支持。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海伦时,首次披露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后期限”:“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同年11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美、英、法、葡萄牙和南非)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和澳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这个决议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排除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预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最终通过中英、中葡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创造了条件。

1974年5月,毛泽东同志会见英国当时的首相希思,在论及香港问题时,双方都同意“香港在1997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里,事实上已经勾勒出了香港回归的光明前景,基本确定了实现香港回归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方式,为香港回归定下了基调。邓小平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见,这也是邓小平首次公开介入香港问题,为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而提出的处理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方针政策,体现出灵活、务实的态度,但又不失原则性,是一项原则的坚定性和斗争艺术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在坚持香港、澳门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保持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瞭望台、气象站、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阻力为助力、变被动为主动的明智选择。从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末的30年时间里,我国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对于我们“有用”、“有利”的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战略决策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正是中央政府采取的正确的港澳政策,促进了港澳的稳定繁荣及其与内地的联系,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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