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蕾

摘要: 中国社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传统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国文化的转变,是在吸取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打破中国人思想枷锁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是自明朝而开始的“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争论的焦点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通过读《中西体用之间》一书有感: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结果,不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而是中国文化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后,逐渐转变成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新型的文化。

关键词: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学西学

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灿烂文明的古国。自古以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无论是在物质文明上,还是在精神文明上,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整个世界还没有真正地连接在一起,虽然东西方的交流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在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不像新航路开辟以后那样深刻。在明清以前,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科学文化上,在世界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元代,中国的疆域无比广阔,将中国的科技迅速向四方传递,对其他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尤其对欧洲的崛起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

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表现的综合国力带有明显的不同的时代特征,总的趋势是向前迈进,但这也只是从中国本身发展来说,如果就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中国在明清以后,发展的步伐就落后于西欧,结果导致近代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屈辱。

近代中国经历了重大的转型时期,即由过去的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转型。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在近代转型中,表现出的不是落后,而是一种进化。虽然这种进化的道路并不平坦,存在着诸多阻碍,但是,中国文化前进的步伐是无可阻挡的。而中国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于世界文明之门外,一味闭门造车,或者是孤芳自赏得来的,也不是摒弃中国几千年来创造出的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文化而来的。“文化的创造不能简单地依傍与袭取他种文化,但是文化的创造也不能离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而孤立进行”,“一切优秀的、含蕴丰富、影响巨大的传统文化,无不包容性很强,汲取和消融外来文化能力很强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正是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这种能力早在古代就表现出来,如古代印度佛学的传入,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外来新的学说战胜中国本土的主导文化,而是被中国本土文化加以吸收、改造,变成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体,成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这种学习和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在中国近代表现得更加惊人,也使中国的文化在近代的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

中国的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经历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这是由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人面对着一个重大问题——中西问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国家,而且它的发展史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中国文化的积累是无比丰富的,数千年来不曾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中国人视野所及的其他民族,其文化发展程度都不同程度地低于中国。所以中国人在中国面临巨大变动之前,从未想到过在中国之外会有其他高等的文化,还有可与中国人相比肩、具有高等文化的民族存在。这种心理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每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都会把他们自己作为观察他们群体之外一切事物的尺度。所以在中国人固有的观念里,自己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蛮夷。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弱势开始暴露。战争失败,割地赔款,主权丧失,虽然给处在大国迷梦中的中国人以巨大的震动,但绝大部分士大夫仍不承认中国落后的现实,固守“夷夏之防”,认为侵略中国的英国不过是蛮夷,并无高过我国有可取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固有的观念,他们在对待外来事物时,所持的是一种民族的虚骄、盲目排外的思想,因此还有人顽固地坚持实行“严断茶黄”的对策,力主用“封关禁海”的办法断绝中外贸易,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外国“制伏其命”。从这里看出,鸦片战争虽然标志着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中国要想适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摆脱贫弱的局面,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坎坷历程。而当时人们面对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中学与西学上。

中国人在看待中学和西学所产生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时代发展中呈现出不断冲突与磨合,正是中西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碰撞以后交织在一起的,从而给中国旧的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促成了中国文化转型。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这与那些能够放弃中国固有的旧传统文化的羁绊,放弃“夷夏之防”,认为西学值得中国人去学习,并且可以成为中国摆脱贫弱受他国欺凌,以达到富国强兵之效的仁人志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而人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使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转折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之后,林则徐等敢于面对现实,注重对真实情况的考察,在实践中逐步改变了观念。林则徐是“师夷长技”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将这种思想发挥得更加充分。在书中魏源进一步把它概括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并形成了“制夷—悉夷—师夷”的思路,在中国知识界迅即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带来了处理中外关系上的新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表明现实需求迫使那些以经世救国为职志的仁人志士们,把腐儒们所固守的“夷夏大防”信条弃置一边。虽然“师夷长技”之说没有正面提出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但是事实上已经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推上了论坛,拉开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讨论的序幕,并对以后出现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丁伟志、陈崧两位先生的评价:“‘师夷长技之说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史上是划时代的第一枪,是具有行为标准意义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初创,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过渡的首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但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该说,不可避免地遭到当时顽固守旧派的攻击。鸦片战争的结果已经向中国人昭示了中国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西洋的事实,但顽固守旧派在“严夷夏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双重束缚下,极力反对学习外国,或者说它是“奇技淫巧”不可学,或者说它是技艺之末不必学。一时间,林则徐、魏源之说成为众矢之的。无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迈出得如何艰辛,但是它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它揭开了中国人挣脱旧思想的束缚,开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路的序幕。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基础上,使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向前又迈进了一步。对于洋务运动,过去人们的评价往往不高,近年来史学界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它的评价愈发公允。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向西方学习的号召阶段,那么洋务运动可以称为向西方学习的实践阶段。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至90年代夭亡,这三十多年里,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中国兴办洋务,以自强为目的,将“师夷长技”之说由观念变成实践。在文化观念上的变动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引发的中学西学之争上。洋务运动不仅是一场谋求国家自强的运动,而且是一次思潮的兴起。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一月(1861年1月)议复“俄法助战”之议的奏折中,顺带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力”的主张。[2]这可以看作为洋务派开始时推重林、魏“师长”说,并准备付诸实施的信号。要在中国造炮制船,就得按西方资本主义的办法办工厂,就得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和文化的近代化那以此为开端,因此,洋务运动实际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一股以重新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为特色的新文化思潮从此兴起。这场思潮的兴起,冯桂芬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是这场思潮的最早代表作,该书对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冯桂芬对于列强与中国间存在的强弱悬殊之势,不仅敢于重视,而且苦苦探索造成“第一大国受制于小夷”的局面的原因。他大胆地回答道:“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接着他又说道:“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3]在这里,他很清楚地指明,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是天然条件不如,而是“人自不如”,中国人没有奋发起来励精图治,没有尽人事,总之,是中国人的主观努力不如人。因此,解决国家落后局面的办法是知耻而自强。冯桂芬的议论深入到了文化观念冲突的层次,并且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五年的围绕着“应不应该办洋务求自强”这个中心议题的文化争论。洋务派在同顽固派的争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后来成为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一次是同治五年(1866年)冬至六年(1867年)春,关于同文馆应否以“正途人员”学习“西学天文算学”的争议;一次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至光绪元年(1875年)春夏间,关于“筹议海防”的争论。以这两次争论为中心,联系到洋务派与顽固派长达三十五年的一连串争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学西学之争”的概貌与实质。目前,史学界对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模式褒贬不一,但是比较起来,他们的思想确实要比同时期顽固派的思想要进步,他们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且以自强为目的,想要找到一条解决中国落后被动受制局面的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对西学的认识上,显然要高出以前的林、魏等人。正如丁伟志、陈崧的评价:“‘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综观它在洋务运动的全程中所起的作用,‘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的是标新领导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对于中国贫弱的症结和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洋务派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论点的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在人们要求全面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在中国实行变法改制的思潮萌动的时候,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论式渐渐变成了妨碍中国人从根本上去学习西方的羁绊。

第三阶段,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更加强烈,更迫切地想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洋务运动所尝试的道路已经失败,中国将何去何从呢?一个新兴起的学派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曙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派。早期的维新派是从洋务派的阵营分化出来的。甲午战争后,从洋务派分化出来并公然另树一帜的维新派迅速登上了历史的前台。以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后期的先进分子,虽然在政治上、职分上仍是洋务营垒中人,但在思想简介上已经明白洋务派的做法不可取,开始探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方案。他们的言论事实上已成为维新思想的先驱。维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他们的思想带动下,走上了维新变法之路。维新派与以往的派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西方国家形成的新认识,直接成为主张援引西方资本主义成法为模式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鲜明旗帜。维新派的思想家们,以革新者的勇气和自信,奋力破除成见,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有别于“旧学”的“新学”。“新学”一经提出,就在当时朝野知识阶层中引起巨大的轰动。那么,“新学”有何新颖之处呢?就当时及后人的评议而论,主要有三点:(一)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国;(二)兴起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三)复活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精神,改革治学宗旨,整顿学风流弊。可见,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从学理构成上看,“新学”都是一个文化复合体。一方面,作为维新变法学理依据的“新学”,主要是19世纪80年代学习西学的成果。无论就其关于现实的变法改制的政见而言,还是就其对理想社会提出的构想而言,都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康有为的未刊著作《实理公法全书》[4]即体现了他的学说与西学的关系。在这部书稿中,他套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推断出人类存在着固有的“实理”,并断言只有符合这种“实理”的“公法”才是有益于人道之法。康有为构筑了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他认为“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人人都有“自主之权”,因而“天赋人权”的平等观理所应当是社会立法的唯一准则。他又设计了一套符合“实理”和“公法”的社会制度,从议会制、民主制,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到官僚、宗教、法律、礼仪、民事等等。另一方面,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维新派提倡“新学”,力图在中国进行变法,也像前两个阶段中两大派别一样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在康、梁等人宣传“新学”的时候,国内传统文化仍然以绝对的优势统治着论坛的舆情。而且,虽然康有为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但在个人情感上他还是割舍不掉对中国圣贤遗教深厚的信念。因而他借助在中国振兴今文学派来达到宣传“新学”的目的,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时被公认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同中国旧学对比中展开的关于对西学的先进性的论述,其深度远远超过康梁。严复是维新思潮中最激进、最能反映新思潮时代精神的人。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教化学术之非也”,所以他“力主西学,未及其他”。他更断言,中国当前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学:“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除此之外,其道莫由”[5]。总体而论,维新派提倡的“新学”事实上是具有“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

维新派崛起和维新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极端的守旧派在打着“卫圣教”、“避异端”的旗帜下,对维新派进行了凌厉的围攻。当时就全国情况来看,以湖南表现得最为激烈。原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原吏部侍郎叶德辉为首的湖南守旧人士,以“雷霆斧钺,所不敢避”的豁出去的态度,反对“新学”,保卫纲常名教。湖南的新旧之争的重心表现在学术上、文化观念上的对垒。守旧派攻击维新派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有的说康、梁提倡的是假西学;有的说康、梁提倡的西学不合中国的国情;有的说康、梁提倡的西学是弃长取短;有的说康、梁是要把中学化为西学。无论哪一种观点,其核心打击的目标都是康、梁“新学”根据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民权、平等学说构建的改变中国君主专制的宗法制度的变法改制的主张。新旧两大派别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大论战,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通过新旧之学的论争,维新思想也得到大大的传播,不少知识分子接受了“新学”,而且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也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但是,历经两千多年形成的旧文化、旧思想对当时的人们的控制并不是那么轻易打破的,而且康、梁等维新派本身还存在诸多缺陷,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分析得不够准确,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的守旧派又开始对维新思想算秋帐,致使守旧势力出现了短暂的得势,文化的复旧盛极一时。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守旧势力用复旧文化能够解决的,而且维新派推动的中国文化观念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人的进一步的觉醒,可以说,维新运动不仅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而且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更是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

第四阶段,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核心舞台,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向近代化的进一步转型。这个阶段是中国文化近代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戊戌维新的失败,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国事的深深的担忧和思考,从而也引发了一场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浪潮。这场思潮勃兴于海外,表现在民权思想的兴起。民权思想主要是革命派宣传民主观念,与维新派宣传的民主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宣扬中国应该效仿欧美走民主共和之路,所以在文化观念上,他们对待中国的旧文化观念的批判比维新派更为激进。他们继承了维新思潮中激进一翼的启蒙精神,倡导从文化上进行自我解剖,以寻求中国衰败的思想深层的原因。1901年5月创办于日本的《国民报》第一期发表了《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对这种走欧美民主共和道路的革命思想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文中说道:“今日固竞争之世界,不日进化,则日退化,无天可怨,无人可尤,我中国自取也。”“自取”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受专制主义之害,使得“中国两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均为“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这种文化反省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切中要害,达到了对中西文化本质认识的最高水平。民权之说,固在梁启超、汪康年、严复等人于戊戌前的言论中早有涉及,但他们那时的认识肤浅,所遇阻力又大,并没有能够列入维新派变法活动的宗旨中。而辛亥革命期间,流亡于海外、思想跟得上时代进步的志士仁人们,逐步认识到民权之有无乃是列强与中国形成强弱富贫殊别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当世界迈入20世纪的时候,国际大势已经表明中国近代以来争论不已的中西文化问题,其实质并不在于历史经历的不同和民族特色的差异,而在于现实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当时两种文化冲突的焦点,不在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区域的不同传统特色,而在于现实中存在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关键,又在于政治上的施民权与行专制之别。可见,正确看待中西文化问题的实质、向西方学习的实质,在20世纪的开端,在流亡海外的向往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的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那里,已达到利用资本主义的民权政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层次,已达到用自由平等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观念取代封建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文化观念的层次。

这种新文化思潮的兴起对于旧文化营垒震撼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1900年夏,康有为对于梁启超日益趋向民主革命的言论大为不满,师生之间发生了分歧。梁启超敢于直接顶撞师尊,对康有为反唇相讥。他对康有为的批评,表明了梁启超此时此刻已决然地摆脱那种“体用”“本末”之类的文化观的羁绊,于是乃敢痛斥中国学界死守“一先生之言”,政界死守“一王之制”,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于是他认定自由对中国为“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以提倡民权为主要旗帜的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先进人士倍加关注的热点;为兴民权而开民智,成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抨击固有文化落后面的基本内容。换句话说,身居海外的爱国志士们,已经把在国民思想上进行民主主义观念的建树作为文化战线上的首要任务来看待,所以,在短短两三年中,在海外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所进行的大量翻译、研讨和著述,以及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初步检讨反省,事实上都已成为20世纪在中国兴起新文化风潮的重要准备。

三

上述所说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迈进过程中有不容否定的作用,而且当时的进步人士大都接受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的观念,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他们救国重要途径。但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是不是像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呢?事实证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包含丰富的优秀成分,虽然被当时人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所掩盖,但是迟早它会被中国人意识到并把它发扬下去。正如古代一样,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在近代也必将继续发挥出来,汲取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将以近代化的中国文化面貌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继辛亥革命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它最突出的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战的爆发对我国文化界带来的巨大震撼。一战成为成为历史发展转变点,包含着两大特征:一是世界文化走向对话,二是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由于中国人对此感悟不同,一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面临着新的变动。当时,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在一战后,强权主义有增无减的现实,尤其是俄国革命的感召,使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开始向俄国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首先在中国树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面地介绍给国人。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对一战后世界潮流的变动,却无动于衷。他们信仰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主张“好人政府”和由一点一滴做起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俄国式的“过激革命”。1919年夏出现“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论争后,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派最终分道扬镳了。东方文化派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关注。所谓东方文化派,并无明确的界定,它被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贬斥为文化反动派,泛指反思西化并以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一派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玄学派)、梁漱溟(后来的农村建设派的代表)、章士钊(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又称“甲寅派”代表)、吴宓、胡先骕、梅光迪(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又为“学衡派”代表)等。虽然东方文化派内部派别林立,但他们对于世界潮流变动的感悟理路相类:一战是西方文化过于趋重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破绽百出,相形之下,东方文化趋重精神文明是其优长,自有它独立的价值。东方文化派的兴起,是以192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为标志,胡适强调梁启超这书发表以后,如同放了一把“野火”,使西方文明的权威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1920年底梁漱溟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因为一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对话,久受压抑和冷落的东方文化在东西方引人关注,甚至一时形成全球的“东方文化热”,是合乎逻辑的事情。首先,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国中人反省一战,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对话潮流的产物。其次,新文化运动以西学反对中学,以新学反对旧学,于其时思想解放运动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对复杂的文化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一味颂扬西方文化和否定固有文化,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弊端,所以东方文化派的出现又是反省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最后,一战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要求民族自决的呼声日高,东方文化派高扬了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东方文化派强调复兴民族文化,进而复兴中国,这说明它的出现是中国民族进一步觉醒的产物。

由上可知,一战后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发生了新的变动,即由新文化运动的一枝独秀,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东方文化派三派各领风骚的格局和呈现出多远演进的态势。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取向是:调和中西,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复兴;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西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在争取民族革命斗争中,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三者比较起来可以说各有优劣,在中国文化转型中都有积极的一面,但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互相冲突在所难免。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要数“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及以“十教授宣言”为发端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等。论争的实际是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继续。东方文化派提出要重视科学但反对“科学万能论”的科学主义,进而重视审视中国文化趋重精神文明的价值优长,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前瞻性。

综上所述,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中西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差异比较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重要的是从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中认识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而发生深刻的文化自觉。在文化接触、交流中,如果不加以外部的强制,一切优秀的东西绝无丧失之虞。文化是包括文字记载、口头传说、实物实迹、个人和群体行为、风俗习惯等内容。这些东西在特殊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有巨大外部强制力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暂时地局部地被扭曲淹没,但决不可能完全丧失或被完全取代的。”[6]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结果,并不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而是中国文化在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后,逐渐转变成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被中国人接受的新型的文化。

参考文献:

[1]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清]贾帧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第71卷:2669.

[3]冯桂芬.制洋器议.

[4]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第一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5]王栻.救亡决论.《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第一册:54.

[6]耿云志.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广东社会科学,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