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贝妮

摘要: 翻译界一直呼吁“翻译科学”或者 “翻译学”的建立。然而,关于建立这一学科的重要问题——翻译的本质问题,学界却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本文通过梳理翻译本质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一步讨论了翻译的本质问题,说明了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使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翻译的趋势,归纳认为翻译并非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翻译研究或可视为一门科学,但翻译活动却是一种语言技能。

关键词: 翻译翻译学翻译的本质西方翻译理论

要研究翻译,必须明白“翻译是什么”。传统理论认为,翻译学是一种封闭型的学科,形成这种翻译观的主要原因是历史的局限性。其实,翻译学并不是封闭型的,而是一门开放型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钱钟书先生是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突出成就的大家。在他的《管锥编》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翻译”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即“把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雨果说:“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叔本华说:“翻译如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伏尔泰说:“倘欲从译本中识原作面目,犹欲从版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傅雷从翻译的效果角度来论翻译,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些比喻或从某一个侧面道出了翻译的性质,但要作为翻译的较为准确且全面的定义,皆不能胜任。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但是,尽管人们一直从事这项活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却远远没有跟上实践的需要。有学者说翻译是“一个被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的领域”,意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根据陈福康的考证与研究,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鲜有关于翻译的议论。他只在孔子的议论中找到两处文字是有关翻译的,且反映了孔子对其的轻视态度。中国的译论史一般都从三国时代说起。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说明中国宗教经书的译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玄奘提出“五不翻”,主要是有关宗教翻译。至明清之际,学者开始突破宗教领域,出现了大译论家,如严复等,讨论的问题开始涉及翻译的文体、语言、译名问题等。民国时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如周氏兄弟、胡适等,往往也是翻译名家,他们大多对翻译理论作出了贡献。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史,可以按“文革”前后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取得了初步繁荣,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重新起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译界正式提出了要建立一门“翻译学”的问题。

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已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论,在翻译的实质、原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谭载喜在这方面发表了较多的见解。他在1987年《中国翻译》第三期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又在1988年《外国语》第三期发表了《试论翻译学》。在这一时期发行的学术刊物、出版的学术专著及开展的学术会议规模是空前的。但实际情况是,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甚至有学者对建立“翻译学”持否定态度,劳陇先生就发表过题为《丢掉幻想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的论文。对建立翻译学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而持“翻译学是迷梦”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翻译这一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活动中,由于各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规律,两语之间的转换无法实现对等,因而无转换规律可循,翻译只是将原语思想转化为译语思想的思想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及主体调节机制,因而翻译不受客观规律支配,便不能成为科学。那么,翻译既已不是科学,那是不是艺术呢?又或者走折中的路,称之为“艺术与科学的统一”?在《“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一文中,劳陇明确表示他是反对这种提法的。他认为:“在现阶段,翻译实践是艺术,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们对翻译的争持不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澄清概念。早在《试论翻译学》中谭载喜就提出了必须区分“翻译学”和“翻译”两个概念,他说:“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王克非在《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一文中用“翻译研究”代替了“翻译学”这个较有争议的说法,但仍强调了澄清概念的必要性。他的这一段议论令人较为信服,引说如下:“事物现象和本身不是科学,对其进行的观察和认识才是科学,任何事物都有其运动的条件和规律,这些条件和规律本身也不是科学,揭示和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才是科学。人说话,即人的言语活动,是对语言的运用,而任何语言都有其语音、句法、逻辑等规则,对语言的运用要遵循这些规则,但这不是科学,只有研究语言的各种结构、规则的工作才是科学,这也是语言(language)和语言学(linguistics)的区别。”他说:“必须严格区分翻译与翻译研究。翻译(translating)指的是翻译行为或过程,翻译研究则是探讨翻译行为或过程的种种问题。”看来人们争论的实质是“翻译”。那么翻译是什么呢?

“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里面含义丰富,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指翻译的活动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者和译文容易理解,难以定义的是翻译活动,即在本质上它是怎样性质的活动:翻译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交际形式,翻译有其社会功能。在周代,负责南方各地的翻译称为“象胥”,负责北方的翻译称为“译”。孔颖达对“译”的肯定注解是:“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贾公彦的解释是:“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钱钟书先生在论述“林纾的翻译”时有这么一段话:“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可见在词源意义上说,翻译本质上是语言问题。翻译活动本身是一种技巧、一种技能。高玉在《翻译本质“二层次”论》中认为:“中国古代翻译思想的深层基础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工具观,语言只是形式,是实在,即内容的外壳,而形式和内容是可以分离的。”这种观点在中国近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根据这样一种观点,翻译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即“形而下”的技术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量介绍和吸收外国的译学研究,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翻译活动本质问题上有了更深化的认识。“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上世纪50年代,非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木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翻译其实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定义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翻译的科学性比它的艺术性要强一些。这自然又受到质疑。如中国的许衍冲、王佐良等都强调翻译的艺术性。翻译,不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确实是有艺术性的成分在其中,但这并不是它的根本属性,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质很少有人质疑,这是因为文学本身的艺术属性。翻译明显区别于艺术首先在于翻译不是像艺术那样有充分的创造性,所谓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舞蹈。其次,翻译的出发点和艺术不同。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个人情感和意识的表达,而翻译的目的无疑是借鉴,是化无为有。由全部人类历史上看,较大规模较有计划的翻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介绍新的思想。如果翻译也和文学一样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意识,那么它就和文学没有区别,因而也就没有必要独立于其外了。至于相同的原作产生不同的译作,那是不足为奇的,不同的读者读出的当然是不同的哈姆雷特,即使他们不去翻译原作也是这种情形。所以,翻译始终是语言的问题,这是它的本质所在。

同中国一样,西方翻译也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此后,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也是由文学翻译和语言学翻译两条线构成的:前一线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技巧,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作;后一线则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谈论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谭载喜认为从发展的趋势看,语言学翻译理论是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兴起译学研究高潮,不少学者纷纷对50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主要成果有加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和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发表的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书中把当代国际上的译学流派分成五个,分别是美国翻译培训班派(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of Translation)、翻译学派(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多元体系说(Polysystem Theory)和结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中国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在共同编著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指出:“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透过那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

诚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对翻译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一样,开始也许是经验体会式的片面的了解,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翻译研究者的集思广益,翻译的本质必定会越来越明晰。目前,又一次翻译高潮出现了,这是全球信息时代来临的结果。在人类高奏的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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