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雄传奇小说中英雄悲剧往往呈现出二重性，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悲剧意识的不平衡性是一脉相通的，其内在文化动因是中国儒学“中和”思维。

[关键词]英雄传奇小说 悲剧意识 二重性

作者简介：李宏波（1979-），男，沈阳人，中国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现任教于沈阳工程学院基础教学部文学艺术教研室。

车氏的悲剧美学思想确立了一种基本的思维形态：审美者的崇高情感产生于悲剧品格在冲突中的毁灭，而不是悲剧人格自身走向和谐。显然，近现代西方悲剧思维倾斜于个体人格政治对立的悲剧的悲剧冲突中走向精神的危机和肉体的毁灭，并非是中国悲剧思维所强调的那种人格与社会群体的趋同以及自我的精神平衡。中国小说的悲剧思维构成与西方不同，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倾斜性，严格来讲，中国小说尤其是英雄传奇小说中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悲剧形态，而是一种准悲剧形态，这种准悲剧形态的文化构同就是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

一、“中和”传统文化意识下的小说悲剧思维

儒学以伦理为本位和文化建构奠定了中国小说注重道德文化的主体思维图式，由此促成了中国小说对文学功利的热衷与偏执，若对小说思维的历史形态做一深层剖析，可以发现，其思维的内核贯注着“中和”传统文化意识，以及“和为美”的审美思想，它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小说思维显示了强大的制约力，特别是悲剧小说思维。“和”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均衡，和谐，个体趋向与社会及躯体的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自“一分为二”的转向“合二为一”的哲学意识。因此，以“和”的文化意识为基础的思想形态也就表现了一种圆周复合的思维运动，它的运动轨迹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对立为思维起点，又以事物的均衡、和谐的统一为思维终点的，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化朴素世界观和思维形态。据古籍载，最初提出“和”的哲学概念的是郑国史伯（前9世纪左右），史氏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氏在哲学范畴内提出了“同”与 “和”的概念，“和”承认物质世界的差别和对立；而“和”的内在本质（《国语。郑语》）和思维运动则是“以他平他”的统一。史伯之后，晏婴提出了“相成”、“相济”的补充说，他讲“五味相调之为美味，五色相采之为文采，五声谐和之为善乐”，就是强调了“同”不是“美”，唯“和为美”的文化思想。至此，晏婴不仅在哲学认识论及思维方式上升了“合二为一”说，而且还将“和”的哲学意识引申到美学与伦理道德范畴。儒学的出现，以及道教文化的补充，又将“和”的哲学意识与文化精神进一步系统化了。儒家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审节而不和不成礼”于是将“和”的意识延伸为个体人格在“礼”的节制下，以持中，不偏（《论语。学而》 、《荀子。大略》）不倚的行为与情感，达到心理与伦理，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的文化精神。儒学的中庸之道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文化意识：一是审美将以政治上推行的德政为前提，二是审美须以伦理上相互仁爱为指向；“和"意识已将伦理转化和审美功能融贯一体了。

道家的“无为而为"的非功利主义与儒家的“礼之用”是相抵触的，但在“和”这一文化层次上则相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和合”视作“道”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儒道互补与合流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构成，而中和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本精神”，它经过历史的积淀，延伸，和定型，已逐渐凝结成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

这种中和文化意识在所难免的对作家的思维创造产生了制约和渗透，反映到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上，表现为悲剧上便呈现一种明显的死亡定势：从个体毁灭或苦难的悲剧中导向人格社会化与道德理性的复归或趋同。

儒家的“诗可以怨”揭开了悲剧性的美好生成奥秘，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憨厚”的审美原则又将其拉回到中和意识上来，由此，产生了悲剧思维的不平衡性，要求悲剧的“度”，要达到对“真”的适度的理性认识，这种要求就将绝对意识上的悲剧思维解构了。显然，这一思维意向冲淡“真”与“善”的悲剧冲突，而图求有节制，有限度悲剧性情感。

二、悲剧思维的不平衡性下的英雄悲剧

这种审美与立美的二重性，导致了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英雄悲剧的二重性。作品在展现英雄的悲剧命运的过程中，往往要补充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也是接受主体中国民众热切盼望的，因此，在几乎每一部英雄传奇小说中，都会留下作家中和思维意识渗透下的悲剧思维倾斜性的痕迹。

《水浒传》梁山一百零八好汉，聚义是社会悲剧，招安是性格悲剧，最后被个个谋害更是使梁山英雄悲剧达到了极致，轰轰烈烈的梁山起义以极度悲剧色彩结局，但宋江等人的生前封官，死后封妻荫子，甚至个别人的封神显圣又极大冲淡了这种悲剧的感染力，至于梁山忠义精神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宋江等人受到民间香火的崇拜，则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社会趋同。梁山英雄在血与火的反抗后，肉体已被消灭，却又在精神层次上复归社会认定的道德轨迹。

杨家将，一门英烈，五代英男均捐躯沙场，最后竟是满门寡妇，这可以说是一个英雄悲剧家族，但不仅作者极力颂扬杨家的忠义，朝廷的世代封浩已让杨家名垂千载，就是杨家人也自认为这是家族的荣耀。将家族的不幸看成是家族的光荣，这也许是中国人功利性的思维体现，往往出现在结尾的杨门子弟受赏，似乎是团圆的结局，冲淡了其先辈浴血沙场，家中女人泪尽的悲剧氛围，让读者也会在伤悲之余得到暂时的心理安慰，毕竟杨家后继有人，毕竟皇上圣明，毕竟明天依旧美好。我们在凯旋封赐的喜宴中忘却了血的悲剧，而明天依旧是又一轮的生命的搏杀与付出，我们并未完全感到这悲剧的存在。

在《说岳全传》中，岳飞是个悲剧英雄，对君主的执着的忠诚不仅毁了个人的肉体与家庭的幸福，更错失了千载难逢的制敌良机，单从这一点上，岳飞的功过有待商榷，而岳飞惨死后的封王，子孙的重振家声，岳雷的二次北征，最后迎取二圣，降服金人的皆大欢喜的结尾让岳飞的悲剧命运有了一个欢喜的余韵：人们会认为岳飞为忠义而死，死得其所。而小说的结尾似乎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愿意看到的，是作家有意而为，指导这种行为的，正是其小说思维构架中的悲剧思维的倾斜性。

在英雄传奇小说中关于忠奸斗争的描写，英雄们和奸臣的斗争往往付出巨大的代价：或蒙冤受屈，或是生命不保，杨家七郎死在潘仁美的万箭穿心之下，罗成又惨死于苏定方之手，而皇帝最后的贤明，使蒙冤昭雪，对忠的物质上的奖励和精神上标榜与颂扬，冲淡了血与泪抗争的悲剧意味，纵观英雄传奇小说，英雄不管有怎样的悲剧命运，在结尾处都有一个欢喜似的结局存在，这已成一种思维定势，也成为英雄传奇小说固有的故事情节模式。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2]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