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汪曾祺是一位文体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他努力突破小说与其它文体的界限,兼容各文体之长,达到和谐的境界。他的小说《徙》就是这样一篇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

关键词:汪曾祺 《徙》 小说 诗化 散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写得美,美得令人心醉。汪曾祺的小说写得特别,看着不太像小说。他的小说的美,恰恰源于其特别:突破小说与其它文体的界限,兼容各文体之长,达到和谐的境界。《徙》就是这样一篇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

一、小说的诗化

《徙》中处处可见从古诗文中化出的语言。如写高家的居所,“天井里花木扶疏,苔痕上阶,草色入帘,很是幽静”,与《陋室铭》仿佛;写谈家的败落,“几乎变成一片瓦砾,旧池乔木,荡然无存……过路人走过,都有不胜今昔之感,觉得沧海桑田,人生如梦”,让人想起姜夔的《扬州慢》;写高雪的美丽,“丰姿楚楚,行步婀娜,态度安静,顾盼有光”,恍然若洛神;写高鹏及对高鹏的追念,“先生名鹏,字北溟,三十后,以字行”、“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俨然一则《挽歌辞》……这些语言整齐、凝练、典雅、丰茂,似乎漫不经心的它们点缀在小说里,为文章平添无限张力。

即使是非常平常的白话,汪曾祺写来也氤氲着诗的意境。 “进门是一条狭长的过道,砖缝里长着扫帚苗,苦艾,和一种名叫‘七里香其实闻不出什么气味,开着蓝色的碎花的野草,有两个黄蝴蝶寂寞地飞着。高先生就从这些野草丛中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去,走进里面一个小门,好像走进了一个深深的洞穴,高大的背影消失了。”这简直就是一首白话了的古诗,野草、蝴蝶的意象依次出现,荒凉的景物徐徐呈现,写景后紧跟着写人,一切景语皆情语,将高鹏芳洁的品质、深深的寂寞和被埋没的命运都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意境凄美,令人感到透入骨髓的忧伤和悲凉。“毕业生中有一些是乘风破浪,做了一番事业的;有的离校后就成为泯然众人,为衣食奔走了一生;有的,死掉了。”则是一首现代诗,是对各种人生高度的浓缩,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意境深远,令人感慨万千。这样的语言,在小说中还有很多。

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处处可见诗一般的语言和意境,还处处散发着诗一般浓郁的抒情味道。就文学体裁而论,“抒情诗是抒情性作品的最典型形态。”[1]至于小说则以叙事为主,抒情成分相对来说要少得多,然而汪曾祺的小说却独树一帜,充满着化不开的深情。他认为,“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他说他的小说,有的感情是忧伤。[2]《徙》是他忧伤感情的具体表现之一。 如“高雪考了苏州师范”,“高雪病了”,“高雪一直没有说话”,一句一段,勾勒出高雪的命运和心情,也传达出作家对高雪的深深惋惜和不忍之情。又如“高先生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五小的学生还在唱高先生写的校歌,高先生住过的老屋倒塌了,“板门上高先生写的春联还在。大红朱笺被风雨漂得几乎是白色了,墨写的字迹却还是很浓,很黑。辛夸高岭桂,未徙北溟鹏”,高鹏那怀才不遇、风吹雨打的一生,便在这沉重哀伤的气氛里,一次次被人怀想唏嘘。作家对高鹏的敬重、哀悼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可以说,小说中看似客观的叙述,实际上都浸透了作家浓郁的情思。有时作者似乎嫌这样的客观叙述还不够,便在小说中直抒胸臆了。“这帮学混子简直是在误人子弟。”“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可以说,小说《徙》就是一首起承转合、韵味无穷的抒情诗。小说以校歌始,为小说定下了哀惋的基调。校歌歌词是一首半文半白的诗,诗尾“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勿忘化雨功”是校歌立意所在,也是小说立意所在。高鹏的故事就承“乘风破浪”与“他日勿忘化雨功”而展开。然而,作为歌词的作者,作为谈老先生的高足,高鹏未能如愿乘风破浪,生活上极其困窘,精神上倍受打击;但他从未忘记“化雨功”,毕其一生报答老师,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当小说以五小学生唱校歌和高鹏生前自拟的春联终时,苍凉沉郁的意境和悲哀酸苦的感情汹涌而出,弥漫全书,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汪曾祺以小说著称,其实他的诗也写得非常好,古诗、现代诗都写得好。他说:“小说之离不开诗,更是昭然若揭的……人所要的,是诗。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3]小说的诗化,是汪曾祺刻意的追求。

二、小说的散文化

散文是写实的,是最接近生活真实的文学样式。[4]汪曾祺的小说,读来感觉非常真实,有的真实得几乎分不出这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散文。这份真实,源于他取材的真实,对他来说,“小说是回忆”[5],他往往是以心为地,就地取材,提炼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人物, “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干过”[2]。《徙》的取材即是一例。

《徙》中的主人公高鹏身上有沈从文的影子。将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与小说《徙》对照起来读,就会发现高鹏与沈从文在教书育人的理念和具体做法上惊人的相似。他们教学生,都非常认真负责,重视学生作业;都能了解学生,因材施教,对症下药;都尽力关心学生,时时为学生减轻负担;都不拘一格教书,大胆改革创新……汪曾祺深情地说沈从文先生:“仁者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所以,他关心学生的生活,不厌其烦地批阅学生习作,推荐发表优秀篇什。他那谦益诚恳的授课更让学生受益匪浅,终生受用。”[6]这段话几乎可以完全套在高鹏身上。虽然不能武断地结论汪曾祺是有意识地以沈从文先生为蓝本创作,但沈先生影响他太深,以致他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先生的行为方式打并到创作中去,则是勿庸置疑的。

高鹏身上还有汪曾祺本人的影子。高鹏“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而归有光恰恰是古人中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作家。高鹏“选的文章看起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穿性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记得那些选文,“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而“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不仅是汪曾祺喜爱的创作风格,还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创作风格的写照。人道主义则是汪曾祺一以贯之的思想,他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7],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8]。两者共同的趣味和共同的思想,当不是偶然的巧合。汪曾祺曾说:“对于我所写的人,会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2],显然,他将自己的主体意识融入到了对高鹏的塑造中。

高鹏身上当然还有其他人的影子。至于谈甓渔、高雪、高冰这些人物的塑造,当也有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影子,只不过没有主人公高鹏的明显突出罢了。

刻画高鹏这些人物时,汪曾祺也是散文化的笔法,没有小说应有的那种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为人物刻画服务的完整复杂的情节和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他的人物刻画都是如散文般片段式的、横截面的。谈老先生的名士风流、高鹏的孤傲高洁、高雪的理想追求、高冰的务实勤劳,都是通过一两件事情反映出来。至于人物立体丰满的性格特征,则并不是小说的追求。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也并不追求完整。如高鹏在五小的遭遇后来如何、高冰的婚姻和命运如何,汪厚基的疯病最终好了没有,都是读者所关心的,可是都没了下文。作家零零散散,信笔所至,完全是以写散文笔法来写小说。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为读者设置了巨大的空白,让读者猜测、填空,使读者欲罢不能。

《徙》还具有散文般散漫的结构。散文的散,突出体现在其结构上。“小说就像一座建筑,无论大小,它必须结构严密,配合紧凑,……至于散文,我以为它很像一条河流,它顺了壑谷,避了丘陵,凡可以流处它都流到,而流来流去却还是归入大海,就像一个人随意散步一样,散步完了,于是回到家里去。”[9]而《徙》恰恰是一条河流。小说起笔就写歌,由歌写到县立五小的校歌,校歌写得太好了,在校歌上流连了很久后,写到校歌的作者高鹏,由高鹏引出谈老先生,由谈老先生的死引出高鹏的谋生当教员,由当教员时的“绝户脾气”引出他的女儿:高冰、高雪,由高雪引出爱慕高雪的汪厚基……真如闲庭信步,走到哪看到哪,写到哪算哪。这样的结构,给人一种自然、舒缓、闲适、优雅之感,能使人静心细细品味小说中的意境和气氛。尽管小说的情节被汪曾祺刻意淡化了,却更引人入胜,美不胜收。这正是汪曾祺理想中的“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5]的小说。

可见,小说《徙》的诗化与散文化,是形成该文美质的元素,也是汪曾祺刻意追求的结果。他说“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5],又说“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甚至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3]。汪曾祺的尝试成功了,他的小说是诗美、文美的荟萃,但又是真正纯粹的小说。

注释:

[1][4][9]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第203页,第202页。

[2][5][6]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桂林:漓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天津:益世报,1947年5月31日。

[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熊文斌 湖北襄樊学院 44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