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8年汪曾祺研究综述

2009-06-13伍娜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12期

伍娜

摘要:回顾这十几年汪曾祺研究所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离世后更为寂寞了,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有关他的评论文字已不多见,而且这些文章中有突破性观点的更是少见。这当然与时代的审美趋向的转变有关,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网络的、感官的、通俗的。汪曾祺产生的一些影响,是人的心灵的选择,而非文学史的选择。可以说汪曾祺的寂寞就是中国文学的寂寞,就是我们心灵的寂寞。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研究散文研究比较研究

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有小说《邂逅集》问世,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也写过京剧剧本,60年代出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进入新时期,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淖记事》、《跑警报》、《泡茶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以后陆续出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几个小说集,散文结有《蒲桥集》、《旅食小品》和《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1994年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出版,确是晚翠花香。他于1997年5月去世,离开我们已近十二个年头了。

小说《受戒》令人耳目一新,由此人们开始注意汪曾祺,研究汪曾祺。1980—1989年可以看作是汪曾祺研究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着重于对汪曾祺小说从单篇赏析到对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的题材主旨及创作风格进行较为全面评析,并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90年代则可看作是深入发展阶段,研究面扩大,散文研究开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视;而在汪曾祺逝世之后对他的研究开始出现下坡趋势,小说研究依然是重点,但并没有重大突破,散文方面虽一度出现“散文热”,但犹如昙花一现。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其逝世至今这段时间之内的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

小说研究一直是汪曾祺研究的重点,在他去世之后这一重点也依然没有改变。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研究者们大多把汪曾祺小说当作美文多视角、多层次地进行考察,延续了上一阶段的思路,形成了这么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文体风格。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他的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孙会平指出汪曾祺的童年生活、求学历程以及创作思想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1]梁素芳认为汪曾祺作为20世纪的“乡土作家”,其创作也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润。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时时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之情,处处流露出与世无争、致虚守静的人生观。这些无疑都与道家贵自然、顺天命的思想一脉相承。[2]而陈丽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新时期的主要小说,庄禅文化意味在其中通过超脱世俗的市井众生、随缘任运的逍遥人士、清风明月的真情之人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体现了庄禅文化以平常心在不离世俗中超越世俗的生存方式、以随缘的人生态度追求自由无碍的人生境界以及重情惜缘的精神意旨。[3]但近些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刘明就是研究者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20世纪的宏观文化背景上考察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发现其文化意识与审美取向表现出极为突出的民间意识。正是由于汪曾祺的文人品格、传统精神和民间意识的有机统一,才使他的小说创作升华到一种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而民间意识在汪曾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民间精神的贯注,才使汪曾祺的创作独树一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继承和弘扬了传统文化精神,更在于他在庙堂和广场文化之外,焕发出了灿烂的民间性艺术光辉。他让我们切实地领略到民间这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所蕴含着的无比深厚的诗性价值和精神宝藏。[4]刘明进一步分析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达到了如此高超的艺术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实现了民族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双重继承与融合。如果缺少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支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当代性影响。[5]而在刘明的另外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汪曾祺在中西结合问题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摒弃了封建礼教所包含的等级观念,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对“仁”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现代性理解。他摒弃了道家退却个人的一切欲望,在虚幻中把人归于自然“真人”的想象,将“自然”作为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舍乎人性的存在形式,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6]而柯玲却进一步论证了汪曾祺创作当中的现代意识,她指出汪曾祺是一个传统文化色彩较浓的现代作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较强的作家。他的现代意识的萌发始于西南联大。他的创作无论在题材的探索、写法的革新方面,还是在语言观念、体裁特色方面都含有显著的现代性,并且对中国80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对新时期的寻根派、先锋派小说也起着一定程度的先导作用。[7]

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渊源,卢军和程悦明则认为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8]肖莉则指出汪曾祺作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文体家,以“小说是回忆”的诗意构成、“气氛即人物”的诗学意境的理论自觉,实践着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9]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自己的影响:“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我认为契诃夫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所以董建雄在他的论文中提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受到契诃夫较大的影响。与契诃夫小说比较,汪曾祺同样以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描述对象,并通过对他们平凡生活的展示,表达人道主义的关怀。艺术上,汪曾祺的小说也有淡化情节、结构自由的特点,重视“留白”处理和细节描写,具有和契诃夫小说类似的风格技巧。[10]马金起指出存在主义对汪曾祺小说影响是多层面的,它的本体论和自由选择等命题影响到了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同时存在主义美学精神也制约了小说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使一些作品染上了荒诞的美学风格。[11]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已成为汪曾祺研究的重心。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耿红岩指出:汪曾祺小说在结构和文体上最为突出的特色是散文化。在结构上,他苦心经营的不是结构的严谨,恰恰是结构的“随便”。他的散文化小说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树枝状结构、云朵式结构、画簿式结构。汪曾祺小说结构的随意、多元,突出表现在虚实相生、卒章显志、顾盼流转三方面;其显性结构的“松散随意”又造成了其文体特征的散文化。[12]

胡秦葆在他的论文中分析了汪曾棋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上的四个独特之处:“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13]他在自己的另外一篇论文当中谈到了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的文化意义,在文中他指出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多方面的影响,继而着重从文化学的层面探讨汪曾祺小说文体创新所折射出的文化意义。因为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范式,既受文化的制约,同时又表征着文化。[14]而肖莉进一步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语言特征。[15]熊修雨指出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促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更新;从文化学角度来看,汪曾祺小说文体破除了待统的审美认知模式,表征着特定的社套文化内涵。[16]在他的另外一篇论文当中则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文体与其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文章分别从汪曾棋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多土文化氛围、童年般事、懦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17]

二

在先生去世以来的十多年,针对其研究的最大亮点即是“散文热”。沈秀英和王青在他们的论文当中对汪曾祺散文热现象进行了透视,阐述了汪曾祺散文热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指出由于散文自身发展的要求,使汪曾祺的散文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汪曾祺独特的散文创作观也迎合了新时期读者的消费观念;同时,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热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18]郭之瑷指出汪曾祺抒写“凡人小事”的散文是其平民意识的一种理性张扬;梳理昆明情结构成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大量文字;在其“滋润”散文观主导下选择的“闲语”话语方式实现了当代读者的“文化休闲”愿望。人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是汪曾祺散文不衰的艺术魅力。[19]而仕永波由散文的地位和价值、散文和传统的关系、散文与抒情的关系、散文与语言的关系以及散文和读者(接受者)的关系五个方面入手,对汪曾棋的散文观进行了系统性规整和浅要论述,从而梳理出了汪曾祺散文观的大致脉络。[20]王凤玲则对汪曾祺散文话语形式特点作出了概括,汪曾祺独特的语言把握方式,其散文话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魅力。摆脱主流语言束缚的审美自觉性,讲究气韵流动的朴实美,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的音乐美,富有多重变化的交响美。这些话语特点统合在汪曾祺散文的话语形式中,显示出其成熟的散文话语组织系统的厚度和张力。[21]季红真认为汪曾祺的散文属于丰富而驳杂的古典散文传统。他对散文情有独钟,并赋予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决定汪曾祺基本人格修养的是儒家思想,也熔铸了他文体意识的核心。他的散文以文体为纽带,连接起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脉。从这个文化的源头出发,他理顺了文章学中“文气说”的一脉潜流,开辟出自己的文章之道,由内在的气韵到外在的文体,然后进入散文风格的美学理想。

汪曾祺在散文文体方面的建树,从理论到实践,沟通了中国文章学的渊源,形成中国散文的重要传统。[22]而杨晖则从内在意蕴、情感和语言三个方面概括了汪曾祺散文的美学特色。[23]罗尚荣和王琪立足于传统文化、艺术继承的基础上,从写作思想、创作风格、感情表现以及作者的文人气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找出了其文化、艺术渊源。[24]黄科安指出汪的散文就是极好的承载了中国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济的精神特点,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创造。它们是空灵与充实的合一,是物与我,自然与人的交融贯通,这种贯通是深层的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与回应。[25]刘明则从民间角度阐释汪曾祺散文创作的独特性及其价值和意义。[26]而续静则进一步分析了汪曾祺的散文写作是一种真正文化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其文化关怀的内容和意义——融入民间,带给人们文化探索的新思路,揭示出汪曾祺写作的边缘化审美意义。汪曾祺散文通过写风俗,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和生命意识,其“民俗”散文有三要素:人物、意象、环境。[27]

三

对汪曾祺作综合研究,最重要的即比较研究。研究者们往往把它纳入京派系统来考察,无疑汪曾祺、沈从文仍是这一研究热点,如傅书华强调了汪曾祺的小说延续了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香火。[28]周龙则认为汪、沈都注重对于作为人类诗意栖居地的自然的讴歌,注重对于诗化之人的塑造,却又悖论性地包含了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诉求。[29]管粟认为汪曾祺是一位京派代表作家,可以说,汪曾祺是通过“旧梦重温”把一个久被冷落的文学传统——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面前。[30]而翟业军却是同中求异,他认为看似极相近的两位作家,其风貌其实迥异。他从汪曾祺的“沈从文论”的症候出发,层层论述他们一冷一热、一真一善、一楚一儒的差异。[31]对汪曾祺创作从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就是对汪曾祺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作了评定,汪曾祺对中国文学的延续与艺术接轨,这个价值已被充分认识。张华在其论文当中写到汪曾祺以自己的艺术观、创作论去挖掘故乡的风俗人情中别具特质曲形式美感和精神底蕴,形成其文化型乡土作品。其作品表现出特有的东方乡情是对时代和经验的感悟和超越——在乡土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中注入了人性的光辉力量。[32]柯玲指出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汪曾祺的特色,是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他文化个性在创作中的反映。“土性”(民间性)是他全部的审美基调;“水性”(机智性)是他鲜明的艺术风格;“中和性”(兼容与对抗)是他独具魅力的根本。

回顾这十几年汪曾祺研究所走过的路,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离世后更为寂寞了,一个显在的表现就是有关他的评论文字已不多见,而且这些文章中有突破性观点的更是少见。这当然与时代的审美趋向的转变有关,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是网络的、感官的、通俗的。汪曾祺产生的一些影响,是人的心灵的选择,而非文学史的选择,我们曾上过文学史的当,我们只应相信自己的心灵。而事实上我们见得最多的是汪曾祺这些记录20世纪中国人心灵的文字,却没有赢得应有的阅读热忱,这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汪曾祺的寂寞就是中国文学的寂寞,就是我们心灵的寂寞。[34]这种寂寞所带来的精神的清贫将使我们后顾时无家可归。

注释:

[1]孙会平:《从<大淖纪事>看汪曾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9卷,第3期,第119-121页。

[2]梁素芳:《与世无争致虚守静——略论道家思想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吉林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62-65页。

[3]陈丽:《庄禅文化意味在汪曾祺小说中的体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卷,第1期,第81-83页。

[4]刘明:《民间的自觉:汪曾祺的文化意识及其小说创作》,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50-57页。

[5]刘明:《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79-85页。

[6]刘明:《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性意文》,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67-70页。

[7]柯玲:《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盐城师专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第35-39页。

[8]卢军,程悦明:《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69-72页。

[9]肖莉:《回忆和氛围: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6年,第2期,第65-69页。

[10]董建雄:《论契诃夫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4年,第6期,第42-45页。

[11]马金起:《存在意义的艺术追问——试论存在主义与汪曾祺小说的艺术追求》,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07-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