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五四”一直是学界的敏感话题,追根溯源,可能是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于新文学草创时期的那些带有口号性质的文学建设纲领和理论勾勒中,存在许多缝隙和模糊之处,而这些缝隙和模糊,与其说是启蒙知识分子面对悠久而强大的文学传统,虽然手里握着西方文学的理论武器,喊着“打倒旧文学”却始终无法致传统文学以死地,还不如说他们借来的理论并没有全然触及到旧文学的命门和要害,并因此产生了一些(在今天看来)重新阐释的缝隙和空间。

就新诗而言,似乎一直未能在拥有千年辉煌的旧诗面前树立充分的自信。尽管学者对新诗多有褒扬,但诗国的悠久传统还是使得人们对新诗的总体评价不高。其中缘由之一可能如诗人郑敏先生所说:“今天的汉语新诗,由于只有八十多年的实践,尚未成熟到有一整套为国人、诗歌界所共同接受的具体诗学美学准则。”[1]同时,新诗没有诞生几个为广大民众所广泛认可和欣赏的新诗人,新诗也未能像传统诗歌一样广为传颂。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误会和隔膜:首先,古诗的权威是建立在诗选基础上的。不是每个诗人都好,也不是每位大诗人的每一首诗都好。《唐诗三百首》等诗选的盛行以及长久的影响(培养了千百年来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审美范型)便是力证。其次,古诗历史悠久,长期占据传统文学创作、阅读和赏鉴的主流。相形之下,新诗创作时间短。拿短短不足百年之新诗与坐拥两千年历史传承的旧诗一较高下,实在有失公平;加之现代传媒的发展,新诗也为其他文学类型挤压,创作及阅读空间缩小;诗歌在现代社会失去了以往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