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都艾尼.吾守尔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富于社会讽刺意义的一部。剧中强烈的讽刺既能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和思考,又能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概括起来,《威尼斯商人》中的讽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讥讽了社会的假恶丑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以丰富而逗人发笑的喜剧场景,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各种丑恶的现象,如嘲笑沽名钓誉、是非颠倒、虚假虚伪、金钱至上等。葛莱西安诺嘲笑了沽名钓誉者:“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气,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声智慧深沉、思想渊博;他们的神气之间,好像说,‘我的说话都是纶音天语,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不许有一头狗乱叫!啊,我的安东尼奥,我看透这一种人,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博得了智慧的名声;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莎士比亚对这类人持无情的批判态度。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已暴露出许多令人文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弊端,借剧中人物之口,莎士比亚对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第二幕第九场中阿拉贡亲王在挑选匣子说:“尊荣显贵,原来不是无德之人所可以忝窃的。唉!要是世间的爵禄官职,都能够因功授赏,不藉钻营,那么多少脱帽侍立的人将会高冠盛服,多少发号施令的人将会唯唯听命,多少卑劣鄙贱的渣滓可以从高贵的种子中间筛分出来,多少隐闇不彰的贤才异能,可以从世俗的糠粃中间剔选出来,大放它们的光泽!”这段台词讥讽了当时社会中的丑恶:无德者窃据高位,贤德之人埋没不显;钻营者处处得意,本分之人事事失意;以渣滓为高贵,把香稻视作糠粃。

巴萨尼奥在挑选匣子说:“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在法律上,哪一件卑鄙邪恶的陈诉不可以用娓娓动听的言词掩饰它的罪状?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可以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它的确上合天心?任何彰明昭著的罪恶,都可以在外表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莎士比亚借巴萨尼奥之口,既表明了自己对“名”与“实”的态度,又揭露了人们的愚蠢和丑陋;既嘲讽了当时社会庄严法律的伪饰,又讥笑了神圣宗教的虚假。第四幕中,鲍西娅对“契约”的曲解更加证实了法律和社会的虚假。

莎士比亚对于金钱的态度是很鲜明的。《雅典的泰门》中有一段台词:“咦,这是什么?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1]在本剧中,大师再次以如椽巨笔,刻画了贪吝者的形象,揭示和嘲笑金钱至上的社会。夏洛克是剧中的吝啬鬼,作者虽没有具体写夏洛克的贪吝行为,但在作品中却通过一个场面活脱脱地写出了夏洛克这个贪吝者的形象,使之成为一个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带着一部分钱财和意中人逃走了,他“在街上一路乱叫乱跳乱喊,‘我的女儿!啊,我的银钱!啊,我的女儿!跟一个基督徒逃走啦!啊,我的基督徒的银钱!公道啊!法律啊!我的银钱,我的女儿!一袋封好的、两袋封好的银钱,给我的女儿偷去了!还有珠宝!两颗宝石,两颗珍贵的宝石,都给我的女儿偷去了!公道啊!把那女孩子找出来!她身边带着宝石,还有银钱。”“那一颗金刚钻就是两千块钱,还有别的贵重的珠宝。我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的脚下,那些珠宝都挂在她的耳朵上;我希望她就在我的脚下入土安葬,那些银钱都放在她的棺材里!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吗?哼,我不知道为了寻访他们,又花去了多少钱。你这你这——损失上再加损失!”这段颠三倒四的台词,让人读后忍俊不禁。正如英国艺术史家洛斯金所说:“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她所失去的爱情,但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他所失去的钱财”[2],但在笑过之后又给人理性的思考:夏洛克在女儿和金钱面前,他既不担心女儿的安全,也不考虑她的幸福。而是首选金钱,想到女儿是为了金钱,想找到女儿也是为了找到金钱;他疏远了亲人,没有了朋友。他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使他异化了。在这里,莎士比亚借夏洛克形象的刻画表达了他对于社会上追逐金钱丧失人性的丑恶现象的不满和忧患。

丑在《威尼斯商人》中被揭露,被嘲笑,被讥讽。《威尼斯商人》是“以笑为其外在特征和艺术手段的,通过人们的笑来……否定各种不合理的、落后的社会现象和假丑恶的事物的”。[3]

二.嘲讽了人文主义者的猥琐

莎士比亚塑造了一批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他(她)们以珍惜友谊、追求爱情、推崇美好的人性为标榜;借助这类形象莎士比亚表达了他对人文主义的理想。但是,随着人文主义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莎士比亚敏锐地发现了人文主义的弊端,发现了英国人文主义者的种种丑态。因此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通过喜剧性的冲突讽刺了当时英国人文主义的虚伪和丑陋。

巴萨尼奥说:“安东尼奥,您知道得很清楚,我怎样为了维持我外强中干的体面,把一份微薄的资产都挥霍光了;现在我对于家道中落、生活紧缩,倒也不怎么在乎了;我最大的烦恼是怎样可以解脱我背上这一重重由于挥霍而积欠下来的债务。无论在钱财方面或是友谊方面,安东尼奥,我欠您的债都是顶多的;因为你我交情深厚,我才敢大胆把我心里所打算的怎样了清这一切债务的计划全部告诉您。”——作为人文主义者,巴萨尼奥的行为竟是如此不堪,秘密拜访鲍西娅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还清旧债。人文主义者所追求的美好爱情被巴萨尼奥蒙上了一重欺骗的阴影。而友谊在戏剧的开场也受到了“试探”。“您是知道我的为人的,现在您用这种譬喻的话来试探我的友谊,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安东尼奥)”;理想中浪漫的爱情带上了欺骗的目的,纯洁的友谊受到最亲密朋友的怀疑。

我们知道,人文主义者反对神权,反对封建教会的统治,但并不反对人类信仰,所以莎士比亚笔下的正义群体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虔诚的基督徒。夏洛克在“虔诚的”基督徒面前是什么样的境遇呢?“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夏洛克是威尼斯城的巨富,尽管“嗜钱如命”,对待基督徒还是比较尊重和有礼貌的。人文主义者竭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但其行为与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或者可以认为,思想与行为上存在着巨大反差。“我恨不得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安东尼奥激烈的回应无异于肯定了这种行为,使其面目更加丑陋。“无论怎样,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能无视共同的人性而如此地蔑视和侮辱一个人”。[4]在整部戏剧,尤其是在夏洛克与人文主义者群体的较量中,现实一步步加深了思想与行为的鸿沟。葛莱西安诺极尽辱骂之能事:“狠心的犹太人,你不是在鞋口上磨刀,你这把刀是放在你的心口上磨;无论哪种铁器,就连刽子手的钢刀,都赶不上你这刻毒的心肠一半的锋利。难道什么恳求都不能打动你吗?”“万恶不赦的狗,看你死后不下地狱!让你这种东西活在世上,真是公道不生眼睛。你简直使我的信仰发生摇动,相信起毕达哥拉斯所说畜生的灵魂可以转生人体的议论来了;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因为吃了人给人捉住吊死,它那凶恶的灵魂就从绞架上逃了出来,钻进了你那老娘的腌臜的胎里,因为你的性情正像豺狼一样残暴贪婪。”女神一般完美的鲍西娅对最真诚的求婚者摩洛哥亲王的态度也是如此:“但愿像他一样肤色的人,都像他一样选不中。”对异教徒的歧视与侮辱实质上是否认了人性的平等,剧中还反映出的种族歧视就更加加深了这种否定,反犹太人的情绪贯穿作品的始终,排犹思想几乎写在剧中所有基督徒的信条里。正是这种对异教徒、异族人的偏见和无情使得平等互爱观念在不同种族人们之间似乎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剧中还有男女间的不平等,也使平等互爱观念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人文主义者不过呈“口舌之快”,行为越来越猥琐,形象越来越不堪。

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在最初反封建、反神权的斗争中的确具有极大的优势和进步性,但在其不断的发展中,它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那就是由缺乏道德限制的个性解放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社会道德沦丧,人欲横流;人的真诚、善良、尊严和仁爱受到私欲、野心、狡诈和残忍的腐蚀与践踏。作为一个对生活非常敏感的大作家,莎士比亚以犀利的目光捕捉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此进行了揭露和嘲讽。这种讽刺使得莎士比亚的创作超越他那个时代而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威尼斯商人》实现了喜剧的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并在世界戏剧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独立而崇高的地位。《威尼斯商人》中的强烈的讽刺是其产生巨大艺术价值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作品的讽刺自始至终地渗透着强烈的感情,往往表面讽刺而骨子里却沉痛深刻,直入人心深处,能打动人的感情,使人在发笑之后感发兴起,深入思考。因此,《威尼斯商人》决不是纯粹的讥讽或冷嘲;它在讽刺中又阐明了客观真理,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因而它富有深刻的讽刺性。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10月版 北京。

[2]转引自童庆炳 文学审美特征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

[3]刘家思 鲁迅喜剧定义的内涵 [J].戏剧文学,2005,(10)。

[4]梁晓辉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威尼斯商人》简析[J] 衡水师专学报2003(6)。其他均见莎士比亚全集[M]朱生豪 译 方平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4月北京第一版。

阿布都艾尼·吾守尔,新疆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教师。本文编校:祁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