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梅

[摘要]以市场经济为原则，更新出版理念，打破地域界限，合力应对国际图书市场，合理培养使用创新人才，依法经营管理出版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关键词]出版产业；全球化竞争；跨地域重组；依法管理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30-02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是中国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战略思考，也是我们出版人今后工作的出发点和方向。

文化产业体现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软实力，提高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主动参与文化产业，对我们出版人来说即出版产业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增强其全球竞争力，不仅是必须的，更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如果想在全世界进一步增强重要影响力，经济的发展重要，军事科学的强大重要，文化的扩张更为重要。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出版产业在世界上的影响甚微、份额极小。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外贸长期顺差，但文化产业出口却一直是惊人的逆差。有数据显示，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贸易逆差达5～10倍以上，这与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其实，世界并非不需要中国文化，《三十六计》、《论语》、《三国演义》、老子思想、孔孟之道在日本韩国等地家喻户晓，全世界学习中文的人更是大有人在，是我们对我们的文化输出的方式方法存在不当。由于我们对国际市场研究不透彻，调查不深人细致，对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缺乏针对性的措施，国内文化企业又多是个自为政，规模较小，资金分散不足，再加上缺乏相应的政策扶持，我们的文化产品也就很难进入西方主流传播渠道。我们必须尽快扭转文化贸易逆差的处境，加大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比例，让中国尽快成为文化出口大国，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体现。因此，要全面深入地融入世界出版产业，适应未来全球竞争的需要，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中国出版业的状况。

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确立全新的出版理念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多年来我们一直将出版业定位为意识形态的阵地、宣传工具，主要强调它的政治性、教育性、文化性等社会属性，而忽略了它的根本属性——商业属性。但是，现如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范围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出版业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商业、服务、娱乐等方面，主要体现的是产业性、经济性的职能，而政治性、教育性和文化性职能是通过以上属性体现出来的。因而，相比之下，中国出版业缺乏长期的发展战略及规划，出版业走向全新的现代化的步伐也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观念的落后，眼见的狭窄，使我们的图书选题和内容只停留在为中国读者服务的较低水平上。较窄范围内，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出版物极少，更缺乏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题材。这种出版上的狭隘主义使中国原创的图书选题陈旧、雷同、自娱自乐、自我欣赏，无法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也缺少这样的雄心壮志。近些年来，在图书市场上畅销的书大多是引进的外版书，而我们的图书却很少输出国外，即使被输出了，也没有一本畅销国外图书市场。我们必须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比重，使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供应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还有更多的是文化创意产品及服务，将“中国制造”提升为“中国创造”。因此，我们要主动开放市场，积极竞争，努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今天，全球统一的大格局出版业已经形成，中国出版业应成为这一大棋盘上的一颗有分量的棋子，站在世界高度，确定目标，制订规划，加快发展，使中国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化遍布全球，远播世界。

二、改变出版社的条块分割状况，实行跨地域兼并重组。

目前，除个别外，中国出版社大多数是以行政区域来划分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陆续组建出版社。当时，基本上是一个省市区一个出版社，即各地方的“人民出版社”。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在“人民出版社”的一些专业性编辑室的基础上，又陆续独立出一些专业出版社，如少儿出版社，古籍出版社，教育出版社等。但原来的新独立的出版社，大多数仍以省市区地名冠名，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辽宁科技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等等，给人以地方性很强的印象，受地域限制很大，很不利于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树形象，开展竞争。一些有觉醒的出版社早已意识这一点，并已经有许多改换了冠名，如“天津少年儿童出版社”更名为“新蕾出版社”，“河南教育出版社”更名为“大象出版社”。文艺类出版社更名最多，如“春风文艺”、“时代文艺”、“大众文艺”、“太白文艺”等等，没有了省市区地名限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家“人民社”能够改变地名冠名的做法，而且由于其被国家赋予的特殊政治地位，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并不积极支持改变冠名方式，这必将使它们在未来的竞争中丧失许多空间。

“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应该在冠名上有大的改变，尽量不用省市区地名冠名，国际上的出版行业也大都如此。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在更名注册登记时，要打破地域界限，给予依法更名的支持。尤其在各地组建出版集团的时候，应该将出版集团的名称定得没有地域色彩。与以行政区域划分出版社这种典型计划经济的做法相同的，是专业分工上的计划经济的痕迹。我国的出版部门大多数是被行政管理部门强行规定了各自的专业分工。当然，从长远来看，出版业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但这种专业化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来规定，而应该通过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形成自己的特色、专业化特长、品牌，自己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化发展方向，而且这种专业化分工也不宜太细。

三、建立有效的培训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创新机制，实现出版业的繁荣发展。

出版产业所生产出的产品是文化产品，文化产品经过文化流通及文化消费，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民众的内心及其精神世界，真正能走进读者的内心世界并引领人的灵魂的文化产品都是富有创意、高屋建瓴、与众不同、独辟蹊径的人才创造出的。要想获得高晶质的文化产品，就要有高品质的创造队伍；要想有高品质的队伍。就要有能够统领甚至驾驭这支创造队伍的更高品质的出版人才。因此，如果把出版产业比作一个牌局的话。人才，优秀人才就是这个牌局中的王牌。优秀的人才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核心，人才缺乏是制约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出版产业人才主要包括行业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编辑策划人才、市场营销人才，甚至上市的出版单位还需要资本运作人才。

因此，要培养出以上符合市场需求的能力型创新型人

才，必须建立以学科考试为主的多元录取选拔体系、灵活选择人才的选拔制度，给学习者更多的机会，在人才培养制度上兼顾统一性与多样性，专业性与复合性。从教育环节入手，按市场和社会需求组织专业学习，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条件的话，将学校教育与出版企业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并建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企业用人奖励制度，使创造财富多贡献大的人个人收益也同样可观。

四、依法行政管理中国出版业

中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承担相应的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义务，而且必须是无条件的。但是，对照这些国际规则，中国现行出版管理方式不尽如人意，依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没有依法管理的法律依据，我们至今没有能与国际接轨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接轨的出版法，没有国家的出版大法，管理起来势必有无法可依的盲目性，随意感。这是与我国“依法治国”精神相背离的。

——出版行政管理的低层次政策、规定、通知过多过滥，朝令夕改，随意性强，缺少持续性。连贯性，使得出版单位在政策掌握上过于混乱，执行上一头雾水，不利于长期的操作经营。出版管理部门在批复‘更名专题报批等方面程序繁琐，时间跨度过长，降低了出版的工作效率，图书的时效性减弱，不能快速反映市场需求，快速体现社会动态及社会热点问题，不利于出版业在整个大的竞争环境中尤其是包括立体媒体的激烈竞争。当然，它的制作周期长也是原因之一。

——行业规定的审批事项在出版业中尤其多。《出版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规定的备案制，实际执行时仍然是审批制。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背离，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由此而来产生了有关系就能批，有人情就好批，有领导发话就快批的怪圈，限制了出版业的健康常态发展。

因此，我们要对现行出版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调整，建立起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宪法原则的法律法规。要改变过去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方式，彻底摈弃那些相互不协调、不适应的计划经济的规定。

综上所述，为改变以上现状及落后的机制，中国出版业应放眼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打破地域界限，条块分割状态，组建跨省市区的出版集团，出版子公司；引进人才，特别是引进高层次人才，依法经营管理出版产业。目前，绝大部分出版社都要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变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企业的模式，市场经济的规律，公司法、企业法的精神，来做强做大中国的文化产业，以不辱时代赋予我们出版人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

责任编辑：孙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