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雪琳

[摘要]源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必然产物。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带有很强政治倾向，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属于一种立场、一个群体和一个目标，不可能成为“独立”阶级，应辩证应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概念

[中图分类号]D6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063-02

一、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

迄今对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则使本来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从而也超越了本阶级的局限，成为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利益的漂浮群体。根据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张，就是要把知识分子视为超阶级的，是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

吉方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意见领袖，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朱苏力将公共知识分子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予以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的界定。孙立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理想，批判，分析。马立诚则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维系着社会的主要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杨曾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超越专业而关注“公共事务”的人。正像世界上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一样，同一“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也可被注入不同价值内涵。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他还认为，正因为今天某些以“公共知识分子”面貌出现的人，或为“某些利益集团”张目、或企图掌控“话语霸权”、或作秀于媒体显眼于大众，我们才需要真正以广大人民利益、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站出来，进行揭露或批判，才需要有更多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驱逐那些滥竽充数的学术明星。以中国庞大的人文、社科队伍而言，今天，真正关心公共事务、献身公众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着眼于中国改革发展大局，理应大力倡导才是，怎能因一个概念的出处，因几个人的独断言论就将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给扼杀呢!

笔者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指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经常在公共媒体和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二、“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缘起与发展

“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概念到基本观点，都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1894年法国发生了躁动一时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事件。为伸张正义，法国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在报上刊登抗议书，要求对这一事件复审。这份抗议书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宣言”，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1899年，美国作家维廉，詹姆斯在论及此事件时，提出美国知识分子应保持自身独立性。保持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品格的观点。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掌握文化成果并领导某一文化共同体的群体。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业化，知识分子被一一吸纳进现代知识的分工体制和资本主义文化商业体制，公共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消亡了。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之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系统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和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从而形成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思潮。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出现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按照西方一些文化学者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第三个阶段多国化公司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后期资本主义、后工业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对社会的渗透更深刻，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的真正目的的日益加剧的疏离，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危机、科学技术的危机、文化危机、价值危机、道德信仰和伦理价值体系的缺失，人的精神世界和人创造的物质世界处于尖锐的矛盾中，文化成为反文化。针对西方社会这种异化现象，“处在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为反抗现实推出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和国外局势的变化，知识界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缺失现象在中国开始重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死亡了。但是，知识分子凭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批判反思精神，重构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可能。

三、理性应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一)“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必然产物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运动主要涉及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转变，重视公民参与管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必然会带来政府职能的缩小和公共领域的扩大，必然会激发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关注社会，针砭时弊，促进社会改良的公共知识分子声音应运而生。于是就有了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越来越多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必然会带来公共领域的扩大及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公共知识分子会借助显性的和潜在的公共领域，适时地用普世性价值标准来衡量执政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从而以批判的方式间接甚至直接地对社会现实施加影响。因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开放和民主的治理理念，必然会带来公共领域的增多和扩大。伴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最适合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的

出现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二)“公共知识分子”并非“独立”的阶层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则使本来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从而也超越了本阶级的局限，成为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利益的漂浮群体。显然，这种观点是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漂浮群体”，“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

其实，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人格精神方面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从个体生存方面考虑。“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群体，因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是鲜活的人，他们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人性中必然有世俗的一面。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理想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德行与现实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着一些差距。很少，能在知识分子个体身上实现完全重叠。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一个社会阶层。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属于一种立场、一个群体和一个目标。这是由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上依附性所决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而只能依附于别的阶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必然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例如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应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依附于无产阶级。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应依附于无产阶级，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辩证应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从以上分析可知，“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必然产物，是被现代国家普遍论定为检查现实统治是否民主的一个标准。同时，公共知识分子的偏激性、批判性、独立性、必然会与当下人们的社会实践产生一定的摩擦和碰撞，有时甚至会因为执政机构的处置不当而使其走向对立面，从而最终变为国家发展的阻力。对于作为追求先进性的执政主体来说，应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要切实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始终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以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从更实际的层面把追求公平、正义、公正作为最崇高的社会责任，追求真、善、美。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应不再仅仅局限于以意识形态立场作是非判断，而要关注于追求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及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从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把2007年定为“民生年”的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已越来越明确地强化和突出人类一些普遍追求的价值准则，如公平、正义、和谐、友善、稳定、和平、安康，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已和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因此，公共知识分子不但要“以放大镜看社会”，而且要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坚持凡是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国家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一定要坚持，反之，一定要抵制。

责任编辑：李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