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瑞娜

[摘要]“君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中国知识阶层的人格以及国家的政治发展。运用布厄迪的“符号权力”理论，认为“君子”实际是一种符号资本。在传统社会中依托其强大的道德意识攻占权力场的制高点，并且实现了符号资本向符号权力的转化，但是由于其仅仅强调道德力量，所以在取得符号权力的保证之后反而因为权力的腐蚀而丧失了其安身立命的符号资本，最终造成了“君子”人格的异化和扭曲。

[关键词]符号资本；符号权力；君子人格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052-0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各类典籍如《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论语》等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君子最初是由“君”的意思演变而来“君者，尹也，正也。”(《系传通论》)。从释义上说可以大略可以将其分为两类：(1)君子指地位很高的统治阶层。如在“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国语·楚语上》)，“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君”指统治者。另外，君子一词还用来指代贵族，如《诗经》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2)君子可以指代道德高尚的人。“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诗经·曹风》)，“君子尊德行而道学问”(《中庸》)。本文主要通过考察带有道德人格的君子定义，以期揭示在权力场的历时变迁中具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君子”在获得政治资本的不自觉过程中异化的原因。本文通过运用布厄迪的符号权力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认为“君子”作为一种符号资本，通过获得道德力量承载了合法性而具有符号权力，但是由于在获得的表面上的符号权力与其本身的符号资本中间存在张力，所以使得承载道德人格的“君子”产生异变，最终在控制权力竞争中发生偏离。

符号资本——“君子”的道德自觉与教化承载

在传统社会中，布厄迪所谓的诸场是没有独立的自律性以及合法性，因此社会空间与权力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契合度。君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概念中是具有很高的道德人格的。如在《论语》中，关于“君子”的论述就有一百多处，虽然貌似脱离原来位高权重的身份印记，但是却以重利轻义、安贫乐道、自强不息的高尚品格攻占了社会空间的道德制高点。其后的文人儒士在设计渲染“君子”这一形象时，均强调用伟岸的道德自我超越世间境遇与本能，以期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什么君子能凌驾道德最高点，因为君子是天地的代言，君子应当效法天地无私，与道义融入一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坤·象》)，“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易·坤·文言》)。组成君子理想人格元素的是基于“仁”；“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为内在的“义、礼、智、信、勇”和“孝、梯、忠、信、恭、宽、惠”的行为方式。君子具有完美的品德特征：以道自任，重义轻利；仁慈宽厚，忠信坦诚；博学多才，讷言敏行。站在如此的道德高度之上，君子在一出生，便具有无穷尽的合法性力量。

正是因为有着无人企及的“德行修养”，使得君子可以用这一自身优势去参与管理社会事务。“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易·同人·彖》)儒家的“君子”能“明人伦”、通“君臣父子”之道，知晓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次序与道理，依“忠孝信义”的人伦原则行事，并且在以这样的身姿出现时裹胁着周遭的人们开始向这一道德人格顶礼膜拜。君子在开始用自己无以伦比的道德力量展开教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符号资本的累积。

符号资本向政治资本的转化——“君子”由“学”入“仕”

具有完美道德人格的君子不是仅仅只知道“内省修己”，在追求了“内圣”的同时，君子也开始以“志于天下”的姿态踏上寻求“外王”的旅程。“君子务治”(《国语·鲁语》)，“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当君子开始以“忧世”的姿态出现时候。就已经无意识的凌驾与权力场之上，以绝对道德标准来衡量着一切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追求符号政治资本的过程。“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尽心上》)因为德才兼备的君子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人才，所以要改变“天下无道”，实现“老安”、“少怀”、“友信”的社会，必须要借助君子这样的“仁人”。“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闾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捶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荀子·儒效》)由此可见，君子是安国定邦的不二人选。

君子是“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匡正济世姿态出现，不论是“内省修己”还是“志于天下”，都是将向上流社会发展作为理想和目标。但是，这并不代表君子这样的符号资本能完全转化为符号权力，君子虽然入世，但是却是以出世的心态进入的，君子这样的符号资本本身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权力的张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却是因为将“仁”作为首要修行，所以具有特殊的个性。“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殊于也!”(《荀子·不苟》)君子，何以如此特殊?“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君子虽然从“学”入“仕”，但是却是以高尚的道德为开路先锋，所以在“仕”的道路上，也总是以高尚道德作为护身符，因为高尚道德是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这便注定了君子入“仕”时，对“有道”之邦与“无道”之邦的意识区分，然而就是这种无意识区分，使得君子这样的符号资本所获得的符号权力仅仅只会停留在形式上，因此也注定了君子身份符号在转化为符号利润是产生的撕裂和扭曲。

符号权力下的资本流失——“君子”与“仕”之间的张力

“君子”这种符号资本是以取得符号权力为终极目的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学的是君子之道，但是学成之后却是以向社会上流进军为主，也就是入“仕途”。科举制推行以来也是以“君子之道”来考核的。于是具有完美道德修养的知识阶层带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与报复就这样依托自身无以伦比的道德风范进入政治权利场。以先秦儒家为例，儒学认

为修身是起码标准，修身然后可入仕，入仕则可宏道，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加之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由诸子之学转变为官学，具有“君子”风范的儒生逐渐进入政治高层，成为皇权政治机器中的主体构件。因为，君子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均有强烈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阶层。所以，政治参与的时候也是以忠君报国这样的道德姿态为主要生存目的。但是，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权力场中，又不能不言“利”与“势”。现实的残酷与伟大的理想终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对立的。“君子”在用道德合法性取得符号权力的时候依靠的符号资本是个体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但是一旦获得符号权力时，就意味着要将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放置在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之下，在出现这种矛盾的时候，“君子”的道德人格便开始在权力场中被扭曲而发生异化。

孔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还有孟子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都给出了一条面对矛盾时候的出路。即就是在政治环境恶化或者是不得志的时候走向“归隐”之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士”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现象的原因。但是，“归隐”却是一种逃避的姿态。虽然能避开政治权力场中不符合道德的部分，虽然使得“君子”的人格在“归隐”中得到意识觉醒和个性张扬，但是这种主动避开政治的行为却不能对政治风气的扭转和社会前进带来真正的帮助。并且，隐居的孤独、寂寞还有冷清以及不得志的抑郁只能加深精神压抑而在这种压抑中看似个性张扬的“君子”人格回归其实已经是一种变相的扭曲。

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君子”这一符号资本在攻占权力场的符号权力时候仅仅依靠的是道德力量，而权力场的符号权力不仅仅具有道德力量，还有意志力量和智慧力量的相辅相成。于是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产生张力的时候，“君子”这样的符号所获得的符号权力也仅仅是表面的权力。并没能抓住权力场的真谛，表现在现实中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缘何会有如此多的“隐士”、如此多的“批判家”、如此多“才华横溢”的“不得志”的“仁人志士”却不见中国传统政治在千年的发展中有高跨度的进化。

责任编辑：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