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众敏

受金融危机的拖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深陷困境，美国政府在救助三大汽车公司的同时，也强调不排除允许企业破产的可能，并明确提出，通用汽车应该在今年6月1日之前，做好破产的准备。奥巴马政府对于三大汽车公司忽冷忽热的态度，引起了外界对大型制造企业破产社会效应的关注。以美国汽车产业为例，根据美国汽车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美国的GDP中有4％是与汽车产业相关的，每10个就业机会中就有1个是与汽车产业相关的机构提供的。因此，美国汽车业联合会认为“没有一个健康的汽车产业，就无法保障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

大型制造企业破产固然会有许多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在就业、劳资关系等问题上处理起来会困难重重。但是，是不是依此就可以判断：大型制造企业不能破产?大型制造企业是否应该破产，这应该由当事企业、破产法庭、政府、投资者甚至是消费者来决定的事情，我们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是想揭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存在的几个似是而非的地方，或者说需要明确的地方：

第一，政府对大型制造企业破产态度的变化。众所周知，在大萧条之前，或者说在凯恩斯的理论成为决策的指导思想之前，自由市场是西方各国所奉行的主要治国之道。在大萧条之前，政府对于大型、小型制造企业破产并没有更多的措施或应对。即使是对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银行业，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危机时期主要是靠民间力量来整合，并实施救助。大萧条之后，政府对于企业破产的态度有所变化，但也仅仅限于规则制定、立法等制度建设上。在大萧条期间，美国修改了《破产法》，减轻了债权人的责任，以保护企业在破产过程资产免遭分解。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也出现了大中型制造企业破产的情况，尤其是兴入公司破产之后，许多关联企业受到拖累，导致通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联合出手，出台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等措施，避免出现新的破产潮。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走得最远的一次，直接出手救助大型的制造企业。

第二，大型制造企业不等于产业。这里面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大型制造企业破产不等于产业破产。如果通用公司破产，不可孤立地看它带来的影响。通用公司破产，不等于通用汽车占有的市场份额凭空消失，只是会被再分配。考虑到市场的竞争，它只会导致其他美国汽车公司或者外国汽车公司所占的份额提高，而不是市场的消失。因此，零部件供给商等相关产业所受到的冲击也只是暂时的，也就是说，企业消失不是就业就全部消失，也不是对GDP的贡献全部消失，因为消费没有消失，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消费。二是产业与企业的利益并不一致。还是那句话，消费才是最重要的。既然美国的汽车消费仍然存在(虽然受到负面影响)，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关键是如何保存一个有活力和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产业，而不是保存哪一个企业，实际上，后者也是无法实现的。打个比方，美国可能可以通过救助通用保住其相关的就业，但因为整个汽车产业竞争力下滑导致的就业流失会更多。从这一点看，美国汽车业联合会所谓“汽车产业对经济非常重要”的说法是成立的，但这不表示哪一个企业对经济非常重要，市场机制下不存在这样的企业，相反，一些没有效率、缺乏竞争力的业内企业，反而是产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应该交给市场来决定其去与留。

第三，产业政策不能衍生成企业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由市场的基本理念正在受到挑战，但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正是由于自由市场存在的种种缺陷，才出现了产业政策、救济政策等工具。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酷现实下，我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在产业政策与企业政策之间划定明确的界线。仍然以美国汽车产业为例。在美国政府救助汽车产业之初，我们就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会怎么样?美国汽车产业的问题并不是危机之后才出现的，也绝不是危机的直接产物，三大汽车公司的管理层薪水标准不合理、企业在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时缺乏创新力以及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才是导致美国汽车产业缺乏竞争力的关键，这些问题在三大汽车求助的过程中暴露无疑，大家也许还记得，三大的老总第一次到华盛顿求助时，坐的是私人飞机。奥巴马应该下力解决这些问题，重新认识实现承诺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