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巨川　杨亚清　高　毅　周荣耀　车　耳

对法国，我们了解多少

4月1日。有人半真半假地特意注明：这一天是西方民俗里的“愚人节”。

伦敦。G20领导人金融峰会，次日就要在这里召开。胡锦涛主席已经抵达伦敦，他在峰会期间将有一系列重要会见。

本来，他的会见名单里没有萨科齐，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就在这一天，中国与法国出人意料地共同发表了一份只有400多字的《中法新闻公报》。公报表示，“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由戴高乐将军做出的决定没有也不会改变。”

当晚近11时，中法两国元首在紧张约定的时间里会晤40分钟。双方都为“两国关系得以恢复感到高兴”。萨科齐信誓旦旦地表示“无论法中关系如何变化，我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看来萨科齐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当然这回是转向了正确的方向，但鉴于他一贯摇摆的幅度和频率，人们有理由存疑：日后他会不会又摆回去。愚人节嘛，真假难辨。

的确，这次会晤只是给双方僵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转圜的机会，在高兴的背后，双方的政府和民众都难以掩饰复杂的心态。据说，法国不少人对两国领导人在G20伦敦峰会前没有会晤安排而深感失望，可听到公报内容后又难以平静。中国人也没有安下心来。因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被“忽悠”了多次，因此担心法国人会故伎重演。更使中国人难以释怀的是，中国并没有侵犯到法国的任何利益，为什么一向关系不错的法国，如今竞这样与中国过不去。

一年多来，西藏、人权、火炬、奥运，每当从法国传来刺耳的声音，中国人都会疑惑：法国人怎么了?他们了解中国吗?

经历了这么多次的事件后，也许我们应该这样问：我们了解法国吗?或者说，我们对法国有多少了解?

几年前，中国和法国曾大张旗鼓地互办“文化年”。埃菲尔铁塔为此也被装饰成象征中国的红色。当时的法国总统是希拉克，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据说几达专业水平，早在儿童时代他就逃学去看中国瓷器展览，在总统任上甚至说过退休后要到中国从事考古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在谈到中法“文化年”时说，这种看上去“华而不实”的国际交往行为，实际上也只有中国人和法国人才能想出来，当然这种事情也只有在中法关系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才会发生。而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周荣耀指出，在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中美关系历来处于风口浪尖上，摩擦与冲突居多，中法关系则一直被看成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备受赞赏。

4月1日的《中法新闻公报》特意提到了戴高乐将军。正是在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期间，中法于1964年1月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而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法国就表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那时冷战正酣，美国正纠集盟友全力遏制中国。

这些事使中国民众对法国一直颇有好感，何况法国是个具有灿烂文化和民主传统的国家，前者使同样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感到心意相通，而后者让正在建设现代文明的中国心向往之。

所以，这些年来萨科齐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屡次恶意挑衅，令人颇感不解。而不久前的“兽首拍卖事件”中，兽首拥有人也轻浮地牵扯上“西藏问题”，与萨科齐对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出的条件如出一辙，更将中国民众的愤怒引向了法国民间。

法国人不停地拿“西藏问题”来说事，但是他们对西藏又了解多少?

面对中国的崛起，法国又有怎样的心态?

萨科齐曾从中国拿到包括160架空客、两座核反应堆在内的价值达200亿欧元的大额订单。这位希望与中国扩大贸易的领导人为何甘愿为一个“分裂分子”而损害中法关系甚至中欧关系……

法国人，这样亲近中国文化

17、18世纪的“中国热”——意象中的中国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法国巴黎的宫廷里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这一天，国王路易十四和众大臣正围绕一本名为《马可·波罗游记》的书，谈论遥远的中国。这时突然闯进一个女子。她用笨拙的法语说自己是中国的公主，而且是康熙皇帝的女儿。女子的到来轰动朝野。随即宫廷的贵族和贵妇们都争着收养这位中国女子，并极力善待她。直到有一天这个女子的身份被识破——她其实是法国人。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冒充中国女人，这个女子给出了一个十分哀切的回答：如果是法国人，没有一个人会关心她，可一旦变成了中国人，她的命运就不一样了……这个女子就生活在法国掀起“中国热”的时代。

在当时的法国，上至君主廷臣，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对中国怀有浓厚兴趣，中国文化也格外受青睐。

比如，法国人对《马可·波罗游记》描述的“使人希望拥有的最美丽的瓷器盆子”就情有独钟。在当时，任何一个别墅或宫殿若无中国瓷器点缀，便不可能被看做完美。中国的丝绸不断运往法国的里昂。有一年，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在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一场盛大舞会，路易十四身着中国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的轿子里来到会场，博得全场喝彩。法国人那个时候对中国的认识，主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精美的瓷器、色彩飘逸的丝绸和美轮美奂的漆器这些美的载体，带给法国人一种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图景。

那个年代，法国人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对孔子推崇备至，甚至在自己的小教堂里挂起孔子的画像。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也是中国迷，他几乎言必称孔子，因写有一部极力赞美中国文化的巨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而赢得“欧洲孔子”的雅号。

一位汉学家说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并激起那么多的赞誉之辞。中国似乎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受欢迎。”

不仅如此，法国上流社会对中国瓷器、丝绸的喜爱，还产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后果。法国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瓷器和漆器制造业。法国的“景德镇”里摩日成了法国名瓷的代名词。中国制作的丝绸、刺绣、壁纸等产品的工艺及美术风格，也在法国得到了广泛的学习和模仿。整个家居奢侈品的生产在当时的法国曾经促成一股十分强劲的经济浪潮，甚至对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法国人喜爱中国古瓷等文物，希拉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19世纪的“中国热”——过去的中国

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珍宝文物被抢劫一空。侵略者将这些文物带回法国后，“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风气一时大盛，原先分散在私人收藏所里的东西渐渐辗转进了公共博物馆。法国枫丹白露宫就成了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最多最好的博物馆，宫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