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纯

文学形象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殊表意功能，是解决文学活动中言意矛盾的重要媒介。“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形象不是几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把握的，读者只有充分地调动感受力，才能发掘其丰富的内涵。一般认为，文学形象是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但是它又必须包含着远远大于这种个别性和具体性的内涵，因此，它既有不脱离感性的形态，又能蕴含着某种理性的东西。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文学形象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

文学形象的特殊性往往能引起读者的重视，而普遍性则容易被忽略。如叙事类的文学作品，其中的人物往往凭借其鲜明的性格特点或特殊的身份，为人们所熟悉接受，最终成为了经典。以《红楼梦》为例，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薛宝钗的温柔敦厚，王熙凤的精明能干，等等，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这部作品得以不朽的重要因素。因此，只有抓住人物形象的特殊性，才能正确理解他们。然而仅此还不够，人物形象固然鲜明生动，但同时又是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是缺乏深度的，其普遍性还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叙事类作品的文学形象通常是典型人物。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一信中指出，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较大概括意义和普遍性的环境来反映社会的现实，再从现实生活中人们身上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人物，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阶级的人们的面貌和心理。概括的说，典型人物就是能够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并且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一方面，是以一个人代表一类人，另一方面，要带有这个人物独立的个性特点，总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是典型人物的本质特征。因此，不能片面地强调特殊性的作用。还要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分析人物、解读文本才能深入全面，这一思路理应贯穿到阅读鉴赏过程中去，而具有启蒙意义的中学语文教学更应如此。

粤教版必修四《宝玉挨打》一文，虽然只是片段节选，但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明，如贾政、王夫人、贾母等，分析人物形象是本课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以王夫人为例，课堂上一个不容回避且与理解人物形象息息相关的问题是：王夫人为什么要救宝玉?从特殊性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当时“母以子贵”的社会秩序，王夫人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在贾家的地位，她自己不是也亲口说了吗：“若有你(指贾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这样，王夫人自私残忍的一面表露无遗，同传统的观点也十分吻合。但如果仅作此理解，那么王夫人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概念化、平面化的符号。好在学生不这样看。他们宁可相信王夫人救宝玉是出于母亲善良的本性，甚至那句话也可以理解成是母亲一时的无奈、气愤之言。那么，学生的看法对不对，会不会跟一般的认识矛盾。我认为，学生的理解是正确的，二者也没有矛盾。二者的区别，只是学生道出了作为普天之下母亲的相同点，传统的观点只是强调了人物的特殊性。实际上，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于典型人物，只有全面地把握住人物形象两方面属性，方能得出全面深入的理解。同样，分析贾政以及其他人物也须运用这种方法。

又如必修五《雷雨(节选)》一剧中的周朴园。其中一个戏剧冲突是识别前他对侍萍的一往情深和识别后的冷漠无情，周朴园的态度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分析，周朴园是买办资本家的代表，虚伪狡诈，唯利是图，因此，他的感情是虚伪的，他的绝情冷漠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利益。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成立的，突出了周朴园作为大资本家的特殊性。但仅考虑这一点，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无论周朴园隶属于哪个阶级，他首先是一个人，他的身上就必然带有人性中共同的东西。正如曹禺所说：“一个人对初恋总是难以忘怀的，何况侍萍还为他生过两个孩子。”因此，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以及种种怀旧的举动也是人之常情。另外，我们还可以将这场戏剧冲突看成是周朴园理想的毁灭。那个年方二八、含苞待放、温柔体贴的梅姑娘是他心中一个美好的梦，失败的婚姻，窒息的家庭，又使他把这个梦编织地更加完美。然而，是梦终究会有梦醒时分。年老色衰的鲁侍萍的再次出现，让他的梦破碎了，这又是何等的悲哀啊!人生的痛苦莫过于理想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在张承志的《黑骏马》里，“我”从工作的地方一路寻来，梦中的那个天真质朴的女孩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懦弱却又善良的少妇，这心中的失落与痛楚，又有多少人能明白呢?电影《孔雀》中的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当姐姐看见自己当年崇拜的解放军已然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的时候，巨大的悲哀难以抑制，观者亦为之恻然。我想，这些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它们表现了人类的共同情感。

人物形象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光有普遍性，就不生动；光有特殊性。就不真实。因此在分析特殊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其普遍性。叙事类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需要我们用普遍的思路去观照，而抒情性的诗歌、散文同样如此。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成为经典，并不在于所表现的主题多么恢宏大气，也不在于表达技巧是多么的新颖别致，而在于这些作品能够给世世代代的读者一种常读常新的感受，而这种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的形成，正是因为它们传达了人的普遍情感，表现了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

《诗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至今依然传诵不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诗大序》所谓的“经夫妇，成忠孝，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教化功能，而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能在世代读者心中引起共鸣。如《关雎》，从《毛传》到朱子的《诗集传》都跳不出“后妃之德”的窠臼，究其原因，乃是敬畏于《关雎》“国风之始”的特殊地位或“孔子删《诗》”特殊背景。如果我们反复涵咏，就会发现这很像一首爱情诗。塑造了一位可爱的男青年的形象，表达了因恋爱而“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人之常情。正是因为如此，千百载以降，《诗经》仍然能够激起我们强烈的兴发感动。

又如现代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讲授时一般要提到这一背景。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作者在特殊时期的感受——“心里颇不宁静”，但过分强调这一点，反倒会削弱作品的感染力。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真正魅力在于他反映了人们普遍的生存困境，即生活中人性的压抑以及寻求解脱的挣扎，而“荷塘月色”暂时满足了人们这一需求。“荷塘月色”的魅力大概全在于此吧。打动读者的正是这一点。一名学生在学习了《荷塘月色》之后。也仿写了一篇习作，表达自己学习中的压力和无可奈何，“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自由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读后令人不胜感慨。显然，深深感动他的不是朱自清的爱国进步的觉悟，而是文章流露出了人的共同情感。

分析传统作品需采用普遍性的思路，解读现代主义更应如此。为什么说现代主义是一种进步，就是因为相对于传统文学而言，现代主义着力发掘的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人类贫乏而空虚的内心世界，至于情节、人物都退居到更次要的地位。换句话说，现代主义更加强调普遍性，传统的批评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