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劼

魏晋士人的心态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可以说是常谈而常新。对于这一问题，普遍认为，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时期，魏晋名士素来也以颠覆传统而著称于世。诚然，相较于前代士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而言，我们很难说魏晋士人是完全承袭了前人的生命意识和哲学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此种心态的形成并不是朝夕所致，亦非一两位士人所鲜有，它体现地是一个时代在社会心理层面的群体性和共通性。

回顾历史，自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和宦官无休止的循环斗争成为东汉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双方轮流把持政权，任人唯亲，致使当时的察举选士制度渐渐流于形式，以至于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街巷笑谈。面对风起云涌的政治洪流，魏晋士人夹于其中，以清流自命，而视宦官、外戚者皆为浊流，凭着一腔热血，用生命捍卫读书人胸中的道义与理想。但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血洒高台，士人阶层终于意识到汉室王朝的倾覆已成定局，在随之而来的巨大失落感面前，大多数文士不再以时局、政事为念，只求保全家小于乱世，不复做那指点江山的黄粱迷梦。正如《古诗十九首》所吟唱的那般，“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在当时士人的眼中，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感伤与无奈。既然“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那“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

应该说，虽然《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在人格上与前代士人相比略显萎缩，但这些诗词却真实地反映出了魏晋时人的生命观与哲学观。正如王符在《潜夫论》中慨言：

呜呼衰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处子虽躬颜、闵之行，性劳谦之质，秉伊、吕之才，怀救民之道，其不见资于斯世也，亦已明矣!

应该说，当时士人阶层已经普遍认识到了时局的变迁，因此他们迅速调整自我，意欲在动荡中谋求最稳妥的个人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徐干之所言“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实不虚矣!而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犹如风雨中摇曳之枯木的汉室王朝终于轰然倒塌，身处乱世，士人阶层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以及世事的无常。

有学者曾据《后汉书》进行过统计，据史书记载，仅东汉安帝至献帝时期先后发生地震50次，水灾23次，旱灾24次，虫灾20次，瘟疫11次，雨灾11次，雹灾10次，大饥荒9次，山崩8次。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境况，不论是儒家的忠义礼法还是道家的虚静无待，都已经无力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在经受肉体折磨的同时，士人们还要面对精神层面的种种痛苦，因此失望与恐惧也便成为了最为普遍的社会共通心态。

如今随手翻开一卷建安书卷，我们都能够很明显地从中感受到士人们那郁于胸腹的悲痛之意与伤感之情。这种伤感并非宋词式的凄凄惨惨、哀哀怨怨、悲悲切切，而是一种让人难以言表的切肤之痛。正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所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甘，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位高如子恒者尚存此念，普通文士的悲痛由此可想而知。面对朝不保夕的人生际遇，痛苦和感伤促使士人们开始更为频繁地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社会的前途等问题，但这种思考不仅不能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反而将走出痛苦的希望也一同毁灭掉了。诚如郭伯恭先生所言，魏晋士人往往“因为他们觉得人生根本是悲哀的，所以就有了偶然的欢聚或游览，不惟不能啬他们的快乐。却反而勾引起他们潜存的悲哀，以致逢欢愉的场合，没有不感慨系之的。”

而至建安以后，这种感伤化的人生观发展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群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士人们内心深处无以言表的痛感逐渐淡化，或者说，他们对于曾经的切肤之痛已经变得安之若素。对于这一趋势，今人已有颇多论述，如刘大杰先生在《魏晋思想论》一书中就曾写道：“人生既是这么无意义，人力又是这么微薄，那么我们生在世上，只有乐天安命的一条路了。魏晋人的乐天安命的思想，同东汉人所讲的不同。汉人所讲的天命，是一种有意识有判断的神灵，有耳能听，有目能看。人类的命运，可以用人类的行为修养去转变他，恶者因善得救，善者因恶得罚。这种天命观念，带了很浓厚的宗教意味，其结果，人力可以制胜天命。魏晋人所讲的却是自然法则的天命，基于当日流行的自然观的宇宙学说。这种天命是自然而然的，人类的智力，都不能改变。善恶的行为，贤愚贵贱的差异，丝毫没有感应。或生或死，或寿或天，无不受这种自然力的天命的支配。所以他们讲的天福天罚，只是自然的福罚，不是意识的福罚。”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建安士人已然从理性上认识到了人生苦短的必然性，但从内心来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他们还是心存恐惧的。如陆机在《大暮赋》中言：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旨，故乐莫甚焉，哀莫大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邪，又何生之足恋!故极言其衰，而终之以达，庶几开夫近俗云。

在死与生的态度问题上，陆机虽欲作旷达语，但观其文辞。却处处透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感，而这种心态在其《感时赋》、《思归赋》、《感丘赋》、《叹逝赋》等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再如刘琨在《答卢谌书》中也曾言道：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筋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譬由疾疫弥年，而欲以一丸销之，其可得乎?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睦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刘琨的这种生命体验可以说恰恰反映了魏晋士人的一个共通心态，即他们虽然在外在行为方式上一直力图表现出潇洒旷达的名士风度，但沉积在他们内心深

处的那份悲凉与萧索感却是始终无法彻底抹去的。他们并不是未去寻求消解内心伤感情绪的可行之法，而是不断地在尝试，却又不断地被否定，最后诸般痛苦叠加在一起，也便成就了建安文学的“慷慨悲凉”之音。

当然，在谈及魏晋士人心态这一问题时，我们也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这便是陶渊明。应该说，陶渊明在魏晋士人当中的确是个特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着实是为自己营造出了一个自足于怀的个体化生存境界，实现了同时代诸多士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但从其内心的角度来说。他又何尝不是承受了百倍于世人的孤独与萧索呢?正如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所言：“从他(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有一种深藏的孤独感，一种虽然不张扬但却隐约然而执著存在的孤独感。”对于生死问题，陶渊明似乎是很达观，虽然他自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元复独多虑”，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已然消除了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忧虑。在现存的陶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为自己所作的三首《挽歌诗》和一篇《自祭文》，如果他真的能够做到“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的超脱与旷达，那又何必拘此一题而大书特书呢?

故此笔者认为，陶渊明所秉持的“委任运化”的人生态度并不是一种彻底的“无待”状态，他虽然不似阮籍和嵇康那样苦闷彷徨，但他内心的孤独情绪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可以发现，在陶渊明的诗作中常离不开“失群”、“独飞”、“徘徊”、“无定”、“孤生”这类灰暗色的字眼，对他而言，“风”不是“寒风”就是“悲风”。“鸟”不是“失群鸟”就是“羁鸟”，都脱不开一种凄凉而孤哀的情调。想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评曰：“陶诗《归园田居》，‘桑麻日已长至‘零落同草莽四句，意其有滋兰树蕙之感欤?公旷达过人，忧患亦过人，识公心者。无如子朱子矣”，应该算是深得陶公之意。

应该说，无论是阮籍、嵇康的任诞，还是陶渊明的旷达。都只不过是其试图摆脱内心苦闷的一种尝试而已，对于自身行为的社会效果，他们自是了然于心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嵇康才会在《家诫》中作谆谆语教导其子嵇绍，其言：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则当谦言辞谢：其素不豫此辈事，当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所以然者，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政垒束修无累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若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当说宜易之理。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持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距之。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自不如些而为轻竭，不忍面言而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

观其文辞，皆是教导子女为人处世所应循之理，其言辞恳切，完全不复嵇康平日里“遇事便发”做派。而之所以会有如此之情状，并非是由于嵇康为人虚伪世故，应该说，恰是因为阮籍他深谙世事，所以他不愿意自己的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而宁愿他做个世俗中人，享有一般人能有的快乐。

应该说，魏晋时代的确是一个觉醒时期，在此期间，魏晋士人对外发现了自然，对内发现了自我。但在反视自身的过程中却又因为有了自我而难以摆脱诸般的烦恼与痛苦。正如殷浩所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在灵魂与身体的斗争中，他们绝大多数还是勇敢地选择了做回自我。

而自正始而下，无论是中朝名士，还是江左名士，在精神气度上似乎都萎靡了许多，或者说，他们学会了压抑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适应这个社会了。虽然面对山河巨变士人们常常不能自己。如《世说新语·言语》篇中就载有：“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但生命的痛感对他们而言却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命的常态，为了求取心灵的自主，正始时期的士人们试图以玄化情，用玄风化的生活方式稀释人生的悲痛与无奈，但生命的厚重又岂能是几句干瘪、枯燥的玄理就能轻松化解和稀释的呢?

面对“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的遗憾和感伤，正始文人甚至不能学魏晋士人那样长歌当哭，用痛快的涕泣一发胸中之愤懑，他们只能强自压抑，用丝竹陶写哀乐之情，在乏味的世俗化生活中偶得一二“欣乐之趣”。由此可知，魏晋时期士人阶层在内在心态层面所遭遇的困境已不是他们自己所能解决的问题，不管是“以礼节之”，还是“以玄化之”都不能帮助他们坦然去面对人生的厚重感，这种灵魂的无力与萧索感正是魏晋士人心态的最鲜明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