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远

摘 要：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资源环境约束、企业成本上升、需求结构不合理、国际经济环境压力、产业安全冲突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等诸多矛盾；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既能够得到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增加、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和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的支撑，又面临着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以及环境资源等的制约；中国经济的走向取决于对经济发展中矛盾的化解、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

关键词：经济矛盾；增长因素；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4-0020-05

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和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走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期性的。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不是外部的环境因素，而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解决好经济发展过

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1资源环境约束与加快我国工业发展进程的矛盾

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索取自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20世纪的100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地球资源的消耗。2008年我国创造了4万多亿美元的GDP，但为此也消耗了约60多亿吨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消耗的资源还将继续增加。仅从能源消费来看，在充分考虑节约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到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但也面临现有勘查储量不足、生产能力不足、运输能力不足和环境容量不足等压力。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的国内保障程度将大幅度降低，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资源的高强度消耗，必然给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已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污染排放已经大大超出环境容量。化解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解决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尖锐矛盾，是我国经济面对的重大挑战［1］。

2企业成本上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矛盾

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尽管发展较快，但在经济主体中所占比重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继续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矛盾已经非常突出。除劳动力成本之外，企业生产成本普遍上涨。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过去30年所做的，主要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产品市场。而要素价格持续扭曲造成生产成本严重低估，这既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引发了要素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环境等要素的成本将明显增加，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2］。

3扩大国内需求与社会需求结构不合理的矛盾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注重了效率，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但再分配中注重公平不够，政府对收入分配调节不力，特权收入、非法收入、垄断经营的过高收入大量存在，拉大了收入差距，造成收入悬殊。我国目前45%的社会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拥有全国居民储蓄的80%，而占人口80%的中低收入阶层只占有全国居民储蓄的20%。由于分配结构不合理，造成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消费能力不大，而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明显，居民消费在社会总消费需求中的比重明显偏低，这一矛盾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

4扩大出口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矛盾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受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影响，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整体低迷。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需求增速持续走低，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经济全球化不是单向的，我们要走向世界，也必须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这将导致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和相当一部分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尚不具备与国际先进水平和大跨国公司较量的实力。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外向度的提高，来自国际社会的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反倾销调查等限制也日益增多。

5对外开放和维护本国产业安全的矛盾

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很高，当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经济持续增长的循环极易受到冲击。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装备制造业也有长足发展，但关键技术和主要设备仍未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我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大国，重要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过于依赖进口，不仅涉及全球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等经济、技术问题，还涉及如何打破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复杂的国际、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

6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将保持在千万左右的高位，满足其衣食住行的需要负担沉重。人口基数大、增长幅度高以及持续时间长，导致就业压力日渐加大。近年来，我国城乡、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于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区域集中化趋势等，遏制差距扩大趋势并到达缩小的拐点，进而逐步缩小差距，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由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反差很大。总之，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就业、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极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处理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

以上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的经济发展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面对各种矛盾凸现的局面，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中国经济具备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有利条件

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解分析可以发现，两种常规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对于近30年期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了贡献，其中“物质资本增长” 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了28%的贡献，“劳动力数量增长” 则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了24%的贡献；将“人力资本” 因素从“劳动力数量”或“物质资本” 中单独分离出来，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出的贡献也是24%；“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 为3%，可以看作是其他因素如体制改进等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3］。

可以看出，物质资本积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中国物质资本积累的潜力不会耗竭。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多种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一直很小，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的比重逐步加大，这两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都在迅速增长，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利用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在增长，但幅度不是很大，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西方国家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繁荣是靠外资支撑的，但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看，外资的重要程度并不是那么高。中国多样化的物质资本积累来源可以保障资本的供给。

劳动力数量是否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呢？从人口数量和结构预测看，202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还会持续提高。2020年以后，这一比例会下降，但降幅度很小，21世纪内，会基本保持在 55%上下。因此，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在长期内保持一个很大的绝对数量。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尽管一直在上升，但到21世纪末也刚刚超过20%，因此，老龄人口的负担也不是承受不起的。可见，今后10年中国仍然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

人力资本积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是巨大的。广义地看，人力资本包括多种形式的投资结果，最基本的如对卫生和营养的投资可以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对个人进行培训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技能；接受正规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并有助于学习能力的增强；而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则可以通过外部的效果来提高个人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引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很快，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逐年递增，而且在东中西三类地区都迅速增加，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后续力。

劳动力转移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虽然我国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一直都在降低，但农业产值比重一直大大低于就业比重。这意味着过多的农业劳动力生产较少的国内生产总值，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可以大幅度提高配置效率。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劳动力转移将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提供持续的源泉。目前，中国仍然有15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在分解出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这意味着仍然有巨大的提高潜力。经济活动中技术效率的提高，依靠两个动力：第一是非国有经济的扩大，以往的经验研究证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的生产率高得多。所以，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扩大就会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率。第二是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加强的压力下，国有企业为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本身也在改革，从而提高生产率。

（二）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1土地资源的制约

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也是城市化的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不仅人口要进城，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资金还比较充足，但土地极为稀缺。中国虽然国土辽阔，但平原只占12%。工厂、城市和道路主要都是建设在平原，而平原又是中国最宝贵的农业资源。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平均在1 000千克，亚洲国家膳食结构不同，消费粮食少一些，也要500千克。中国到2020年人口将超过14亿，人均500千克总量就是7亿多吨。中国目前的粮食产量是5亿多吨，如果由于工业化耕地不断减少，粮食总产量停滞不前，到2020年的供需缺口就可能达到15—2亿吨。长期以来，世界的粮食贸易量稳定在2亿吨上下，如果有3/4或全部让中国买走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土地以及粮食供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就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

2能源矿产资源的制约

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大量增加。以钢铁来说，2002年中国的产量已经是美、日的产量之和， 2008年达到5亿多吨，连续12年居世界第一位，比排名2—8位的7个国家的总和还多。但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人均消费都是1吨钢。中国对钢铁的需求可能还要高一些，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正在承接世界制造业的转移，消耗的钢铁还有满足世界其他国家需要的内容；二是中国的人均平原面积太少，为了减轻城市化与农业在土地资源上的矛盾，必然要走大城市化的道路，这就会使中国城市的“容积率” 水平比任何国家都要高。容积率高就是高楼大厦多，而高层建筑每平米所消耗的钢材比一般性建筑要多出1/3。人均1吨钢，2020年就需要14亿多吨，比目前全球每年钢铁的总产量高许多。石油资源的问题更加突出，目前世界石油的可贸易量只有16亿吨左右，而且产量增加的难度很大，后备资源也不多。发达国家人均消费的原油至少是1吨，美国是4吨，日本是2吨。中国到2020年如果人均消费1吨油，总量就要14亿多吨，国产能力可能只有2亿吨，就要进口12亿吨，等于要把全球3/4的贸易量买下来，而这是不可能的。［4］

3环境资源的制约

中国由于缺油，未来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煤，而煤的燃烧会排放大量有害气体污染大气。中国有限的平原面积90%集中在沿海，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主要会在这些地区展开，为了尽量减少占用耕地，工厂和城市都会在有限的地域上集中，也就会造成有害气体、液体和固体排放物的集中，其集中程度可能只有日本才能相比。但日本是岛国、国土呈狭长状，海洋大气环流的运动，使日本比较容易净化大气，工业和城市污水也可很快流入海洋。中国则不行，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受海洋季风的影响，大气主要是自东向西流动，例如每年刮的台风，运动方向都是从海洋向内陆吹，这就不容易净化大气。河流也比日本长得多，不利于污水的排放。

在未来1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将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有些问题如能源、矿产供给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就会显得极为尖锐，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制定好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政策。

三、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经济战略与政策

1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粗放型增长往往能够取得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同时却常常会忽视经济增长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因此增长的速度越快，投入的代价越大，增长的成本也越高。粗放型增长在短期内可以加快经济规模扩张，但是从长期看，由于要以大量的投入为代价，所以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必然会造成资源短缺的矛盾。这时经济增长不仅会大量地耗竭资源，造成资源供给紧张的矛盾，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经济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解决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集约型增长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集约型增长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益为特征，实现经济集约型增长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节约使用资源，克服资源短缺和资源约束的矛盾，而且还可以减少因粗放式经营而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有利于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条件。

当前，集约型增长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技术装备条件、人力资源条件、技术创新条件、科学的生产组织条件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条件为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不具备这些初始条件，那么就不可能实现集约型增长。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看，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都经历了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过程。当然，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具体转变的时间长短和过程各有差异，但是这一趋势是必然的。对于正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目前正处在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过程之中。在某些产业、行业和部门已经实现了集约型增长，但是在其他产业、行业和部门仍然属于粗放型增长。我们应当积极地创造条件全面地推动经济集约增长。

2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大量消耗资源来实现工业化，我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于全球的消费总量，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根本出路在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降低工业化进程中累计的资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