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栩甲

摘要:当代诗歌进入到大众文化的包围圈中,其生存的空间受到挤压,诗人们纷纷探索突围的道路。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试图通过向大众化献媚而获得认可的策略,无疑注定要失败。小众化的书写就成为了一种可能,小众化的书写秉承了诗人独立的精神,固守了诗歌的审美品质,承载了崇高的价值取向,开辟了当代诗歌发展的另一条蹊径。

关键词:诗歌;小众化;可能性

以80年代的诗歌发展状况为评价基础,对90年代以来诗歌处境的探讨,“边缘化”理所当然成了最显著的标签。诗歌在社会文化空间上位置的变化引起了诗歌界的恐慌,大量的诗人、诗评家纷纷为探索突围的道路,在尝试了向大众化献媚的失败后, “小众化”写作成为一种可能。诗歌在小众化的书写中坚守,从诗人素养,诗歌语言,诗歌担当精神上保持着诗歌在大众文化包围下的地位,以一种沉潜的力量伺机突围。

一、小众化书写的客观可能性

当代诗歌进入大众文化的包围圈,它的生存空间就受到来至电视、电影、文化读物等带有娱乐性、消费性的文化的挤压,从主流文化中下降、减缩、滑落,沦落到了边缘化的地步。但许多诗人却不甘心偏离主流意识,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恭维和献媚,以求得诗歌本身的大众化而换回扩大的生存空间。诗歌对大众文化的亲近写作也就意味着它自觉地接受大众文化这种消费性、娱乐性的审美追求,其创作方式形成了一种大众化的创作机制。

这种所谓的大众化写作机制表现在语言上,是以一种“口语化”写作为先锋姿态出现的。这种口语诗在当代诗歌中滥觞于于坚、韩东,经“梨花体”的发展而后泛滥于诗坛。无疑口语诗,一开始是把诗歌从晦涩艰深中解救出来,让诗歌在“读懂”的层面上,进行着精神的洗礼。这样的口语诗是有意义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0档案》。但是当这种口语诗演变成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絮叨,一种口语的谩骂,一种粗俗的呈现时,虽然许诗歌在这里满足了大众,在通俗中获取了廉价的关注,但同时也造成了诗歌语言在审美上的缺席。如赵丽华的诗“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在这些诗句中根本看不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或精巧,质朴或空灵,有的只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无聊的叙述。

在当代诗歌的客观生存状态下,大众化的写作机制非但没有扩大诗歌的生存空间,诗歌也没有得到在殷情献媚后的任何好处,反而这些由大众化写作机制繁衍出来的闹剧使诗歌的存在和价值受到质疑。固小众化的写作策略也就提上日程,有学者认为“之所以提出‘小众化的概念,是因为不能实现‘大众化 ,而又不甘‘边缘化 或‘孤立化 。” [2] 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对诗歌营救的另一种可能策略。余光中早在《谈新诗的三个问题》一文中就谈到了诗歌的大众化行不通而应转向小众化。真正的诗歌或许只有在独立于大众文化之外的小众化写作中才能产生。由此证明了小众化的写作在客观上获得了可能性。

二、小众化书写的主观可能性

如果说大众化写作机制是诗歌向大众文化献媚的一种策略,那么小众化写作则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完全按照诗人自我精神的一种写作机制。要证明小众化书写作为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仅仅从客观上论证是不全面的,还需从诗歌内部反省,从诗人的自我精神及诗歌的审美追求上探索出小众化书写的主观可能性,从而论证出这是营救诗歌的一条蹊径。

首先,小众化书写要求构建诗人的自我精神。谢克强在《守护心灵的家园》一文中说:“面对诗歌倍受冷落的窘境,面对读者日益疏远的令人不安的局面,面对批评界的无能而又不负责任的态度,问题的症结便要归结诗人本身。”[3]当诗歌处在一个极端边缘化的境地,诗人难以成为文化明星式的公众人物,这是客观使然。所以诗人必须调整自身的心态,重新认识“现实”,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自我精神,不流俗,不取悦大众,努力“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王小妮语),努力将自己上升到一个伟大诗人的高度。

其次,小众化书写要求坚定诗歌的审美追求。小众化的诗歌写作必须坚持一种诗歌审美追求,才能使诗歌还原其本身的价值,维护其独立的特性,小众化才可能使诗歌得到救赎。诗歌审美追求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凝练上,诗歌要在小众化书写中获取“自由力量”,迫切需要改变的是语言的大众化,晦涩艰深固不可取,口语谩骂更不能入诗。小众化的诗歌语言没有必要纠结在口语化的表述中,它应该以一种凝练的、丰富的、含蓄的符号来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延长审美过程,带来真正的艺术享受。

在大众文化的包围下,对诗歌的救赎,不会在大众化的写作机制中获得,而只能从客观上以一种小众化书写来突围,并在小众化书写内部走坚持诗歌审美本质和建构诗人独立精神这一道路,才能坚守诗歌这一方净土。

参考文献:

[1]荣光启.一代人的诗歌“演义”——1996—2006:“70后”诗歌写作十年[J]人大复印资料.2008(1).

[2]陈龙.也谈当代诗歌的“小众化”[J].苏州大学学报,2006(3).

[3]谢克强.诗刊[J],2005(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