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社会发展中，在社会矛盾众多、思想冲突尖锐剧烈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思想迷惘彷徨，如何自处，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成了他们努力的方向，在努力和矛盾的难以调和中，形成了他们的零余人思想。

关键词：“零余人” 堂吉诃德 哈姆雷特 利扎文 林冲 贾宝玉

在世界和中国许多国家的文学发展史中，都出现了一系列“零余人”形象，背景不同，形象也多姿多彩。纵观这些“零余人”出现的时代，多是在社会矛盾冲突剧烈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矛盾中，一些社会精英左冲右突，想打开一条出路，但是或者是受时代所限，或者是性格原因，在现实的束缚中，矛盾痛苦，形成了特殊的零余人思想。本文从社会背景上来探析“零余人”出现的原因。

一、文艺复兴的风起云涌造就了西欧早期的“零余人”形象

早在16世纪的欧洲，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塞万提斯在代表作《堂吉诃德》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堂吉诃德的形象，这部作品作为西班牙古典艺术的高峰，其人物形象堂吉诃德的塑造给后世带来了极大震动和许多文学创作上的启示。紧随其后，在欧洲文艺复兴这个思想和政治都极为动荡的时期，伟大的戏剧艺术大师莎士比亚又创作了永恒与不朽的《哈姆雷特》。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文艺复兴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出现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是14世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欧洲的中世纪一直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黑暗的蒙昧时代，其中充满着灾难和迷信。在封建制度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地位日益得到提高和巩固。随着基督教的扩张，一切异教的文化都被消灭了。整个西欧社会都处在严酷的思想和愚昧的政策统治下。在当时，除了教会的《教义问答》外，不允许任何异端思想存在。这是一个基督教盛行和罗马天主教会主宰社会的时期。在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文学、艺术、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此时的意大利呼唤人的自由，陈腐的欧洲思想矛盾冲突激烈，欧洲需要一场新的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运动。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这些文学形象的塑造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杰出表现，也是当时欧洲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一面镜子。《哈姆雷特》一剧把古老的复仇放在具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新历史背景下，从中揭示出现实人性的善恶美丑和人的性格的复杂莫测，创造性地把古老的复仇故事点化成一个新型的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內容和复杂的人性内涵的性格悲剧。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新型的富有人文思想的人物，他的坚强和勇敢，在复杂矛盾面前的犹豫和延宕使他进入了早期的“零余人”系列。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的目的明确说“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但是其真正的意义和影响更为巨大。当时的西班牙，骑士小说相当流行，西班牙封建独裁统治和天主教会的势力相当强大，他们对内加强剥削和压迫，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对外不断扩张和掠夺。 骑士文学中宣扬的忠君、护教、建立荣誉的冒险精神，正适合他们的需要 ，同时统治阶级也企图借助骑士文学来抵制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两股势力的斗争造就了辉煌的《堂吉诃德》，它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作者的目的，它从更广阔的图景上展示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的现实生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腐败，深刻的反映了时代的矛盾，同时堂吉诃德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他的善良勇敢和与时代的格格不入成就了他“零余人”形象的又一个典型。

二、时代的波诡云谲造就了俄罗斯“多余人”

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出现的社会背景更复杂矛盾，冲突更为剧烈甚至血腥。19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俄罗斯，特别是1812年卫国战争和1813至1814年的俄军西征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贵族军官接受了欧洲的民主思想，又在西征中亲眼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民主的制度和发达的生产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族知识分子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团体，普遍对俄国社会的现状表示不满，并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恐怖使贵族知识分子社会变革的热情消退，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沙皇政府变本加厉地加强控制。在这一动荡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他们向来喜欢追问“谁之罪”和“怎么办”，因为他们“固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追求精神理想，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他们总是幻想用自己的知识和思考去解决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但结局往往是不幸和无可奈何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彩虹般美好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就是“多余人”之“多余”的根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的俄国人民一直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之后，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短暂的欣喜、彷徨、怀疑、失望与痛苦，最终选择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于是，新“多余人”出现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安·比托夫在《普希金之家》中成功塑造了廖瓦·奥多耶夫采夫的形象。耽于幻想的廖瓦尚可苟活在充满虚伪和假象的尘世，而学会了思考的廖瓦却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变得更加害怕思考，甚至不见容于整个社会。第一届俄语小说布克奖得主哈里托诺夫对“多余人”进行了新阐释。他的获奖作品《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的主人公之一——利扎文正直善良，而又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是一名教师，但他身上同时有着奥涅金、毕巧林和奥勃洛莫夫的影子。主人公利扎文生活在“专横暴虐地支配人的行为和良知”、用“超越人的良知所能容忍限度的经济和仕途的盘算乃至专业利益”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时代。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下，他们只能思考，却从不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变成铅字，也不与公众交流，甚至不再有固定的工作，是一个苏联体制下的多余人。

三、政治的腐败，时代的风云变幻造就了中国的“零余人”

在中国文学中，虽然直到20世纪才明确提出“零余人”这一词汇，但是早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就已经有“零余人”的形象了。

在水浒创作的艺术形象中，王进和林冲都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更是威名赫赫。但是在末世的北宋王朝，他们却空有一番超世的才艺，空怀一腔报国的热情。他们的上司高俅原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而后来官至太尉，位极人臣的原因就是因为颇会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又颇能诗书辞赋。他发迹的全过程是这样的：被告去京 →识柳大郎→遇赦回京荐至开药铺董将士处→荐送小苏学士→荐送王晋卿→入端王府。面对这样一位上司，他们的际遇可想而知。王进的父亲早年一棒将高俅打得卧病在床，这给王进埋下了祸端，他像陆谦富安那样效忠也未必能够见容，王进能选择的就是尽力自保，最后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国仇家恨下，壮士只能隐忍埋名的痛苦可想而知。相比王进，林冲的际遇则更加凄零。美丽妻子与高衙内的庙堂相遇是林冲悲剧的开始。高俅步步设局，逼得林冲家破妻死，八十万禁军教头沦落为寇，最后吐血而死。身怀才艺，身处末世，一展才艺而不得的矛盾痛苦造就了他们“零余人”的形象。

在《红楼梦》中，现实主义大师曹雪芹给我们描绘了又一位“零余人”形象贾宝玉。出身名门、天资聪颖的贾宝玉倍受世人羡慕，但是这些又是他痛苦的根源。出身名门让他看多了上流社会的种种罪恶，天资聪颖却使他倍感对社会腐败的无奈，对家族罪恶的无奈，对自己的无奈。面对一个又一个美好生灵的飘逝，他妄想构建的虚幻世界也不复存在。在精神极度的孤寂绝望中，贾宝玉走向了茫茫原野，放逐了自我，成就了他的“零余人”形象。

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在那样的年代，中国许多文学家拿起笔杆，奋笔疾书，表达对祖国强盛的渴望，对祖国贫弱屈辱的悲愤。这时期的“零余人”形象有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等等。在这些形象中，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最为不堪且痛苦。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所谓的“零余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多余人。他们是一群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最后被遗弃的被侮辱和被损坏者。他们身上有着人性中善美的一面，他们坦诚，他们愤世嫉俗，但他们最后却被社会遗弃。他们的悲剧命运会带给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许多反思。相比郁达夫，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则表现了作者无比激愤的心情。鲁迅描写了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也无情地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而这些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无疑很有现实意义。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二月》中，描绘了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萧涧秋。通过这个人物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再现了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在主人公的失败命运和几种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描绘中，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

在当代文学中，也不乏“零余人”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抗美援朝和大跃进的激情，但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却使许多人遭遇不幸，也使许多人的性格扭曲。这场根源深远、后果极其重大的斗争给人们思想上带来极大的震动。改革开放后，在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对文化大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震动和性格上的扭曲都有所反映，形成“零余人”形象。如张抗抗小说《北极光》中的费渊，对父亲的死、自己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和社会的歪风邪气现象有许多感受和认识，但是说归说，却不会像曾储那样挺身而出去斗争，成为新形势下的“零余人”。在改革开放中，各种文化思想相碰撞，各种新的经济形式竞相出现，一度“做教授不如卖大碗茶”的现象让一些知识分子心里不平衡甚至扭曲。贾平凹的《废都》中，龚靖元书法了得，却因赌博而命丧黄泉。其子龚乙受过多种教育却沉迷于吸毒，崇尚虚无飘渺的幻想，人生观极度消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零余人”。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零余人”出现的社会背景一般是社会思想碰撞激烈的时代，社会矛盾众多的时代，社会冲突尖锐的时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代，面对矛盾冲突，“零余人”多有着苦闷彷徨、孤独忧郁的相似病态性格，陷入忧郁迷茫的情绪而不能自拔，这应该是我们引以为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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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辉 平顶山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46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