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致文　胡水清

摘 要：亦儒亦道的“中庸哲学”是林语堂先生在“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后作出的文化选择。而《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就是林语堂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来的中庸哲学家。林语堂在接受中西方各种文化时抓住各种思想的基本精神，摒去其偏颇的因素，兼收并蓄，适当发挥，形成了自己既复杂而又和谐统一的“中庸”人生观。他将自己的这种文化选择融入作品，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智慧。

关键词：林语堂 《京华烟云》 “中庸哲学” 姚木兰 人物塑造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激烈地反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林语堂显得尤为突出。他也曾经参加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队伍之中，但很快认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于是在批判中国文化丑恶的同时，他也开始发掘其合理性和优秀品质，尤其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对其进行审视和批判。顺着这一观念，林语堂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应有的血脉传承，尤其表现为他在对儒、道两家观念选择与吸收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庸哲学”。

林语堂一方面强烈地批判道家哲学，认为中华民族“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奈何、老猾俏皮跟道家的人生观有密切联系”[1]；另一方面他又把中国人注重知觉的思维方式、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和中国文学艺术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等归功于道家。对儒家哲学，林语堂一方面深表叹服：“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2]，“这种哲学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理想了”[3]；另一方面又批评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载道”文学是假文学而提倡抒写“性灵”。概括起来，这一面是孔子的入世和世俗化倾向，这是热爱人生、善待人生，并注重德行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老庄的出世和非世俗化倾向，即以旁观者的身份渗透天地自然和世俗人生的智慧派，这是一种如神仙一样生活着的逍遥自适、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方式。而将儒、道思想结合，就形成了林语堂独特的“中庸哲学”。如同一个异地探险者，林语堂在别人都未曾注意的地方发现了独特的风光。

林语堂的“中庸”，不仅体现在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他对待东西文化的态度上。在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林语堂能放宽眼界，不做一个盲目的“国粹主义”者；也能看到西方文化中的弊害。林语堂认为西方文化过分重视逻辑和客观，和逻辑相对的有常识，或他所谓的“近情”[4]精神。“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推己及人，则凡事宽恕，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5]近情源于中庸，中庸便会近情，林语堂把“近情”精神看成了自己中庸哲学的精髓。近情者不太注重逻辑和原则，而善于变通，善于宽容；不近情者，则往往对人对事过分过激，过于固执。林语堂认为，修改这种态度的办法就是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是最充分的近情主义。

《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就是林语堂以儒道互补的“中庸哲学”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小说第一卷即明确点明木兰是“道家的女儿”。姚木兰自小就深受父亲姚思安中道处世、顺应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文中讲到木兰幼年随父母逃难之前，见父亲把金银财宝埋于地下，问若回来以后落入他人之手该如何是好，姚思安答道：“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来得到那些宝物，他只能得到几缸水而已。”[6]木兰顿悟人生祸福乃是天定，强求不得。福气不是自外而来，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儿的福气，必须先有享福的德行，才能持盈保泰。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7]这种道教意味浓厚的人生观念在她以后人生的诸多选择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后来与荪亚的结婚，对立夫的深爱，姚木兰都自始至终坚持以顺应自然的思想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不仅在情感的选择上如此，木兰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聪明和深明大义，从根本上说，也是道家影响下作出的抉择。无庸置疑，林语堂对木兰是偏爱的，他在赋予了她花木兰般坚韧性格的同时，还描述了她异于常人的天资。她是书中集天地精华于一身的神奇女子，这一点与道家对女性的偏爱不谋而合。道家尊崇女性的智慧和品格，在道教炼术之中亦有修炼“女丹”之法。最重要的一点是道教认为在修道过程中，女性乃是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的重要角色。这与林语堂一开始便赋予木兰美好的品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点的推动下，姚木兰秉持着道家的哲学展开了她的一生。在婚姻和爱情中，她遵从父母的选择，这是她的顺应天理。在得知立夫被捕后她激动地晕厥了过去，最后用智慧救出了身陷囹圄的立夫，这是她的顺应天理。荪亚让她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她却敞开胸襟豁达面对，这也是她的顺应天理。木兰总是能在矛盾中找到平衡，抑或说，她只是在矛盾中选择了一方，选择了更为完善的“无为”方式，却达到了“无不为”的效果。这是木兰的超脱与豁达，也是她道家观念步入成熟的标志。

不可否认的是，木兰同时又是“儒家的媳妇”。在其父赋予她道家灵魂的同时，她母亲又教给她世俗的智慧。她虽然想顺应人性的自然，但又多是恪守儒家的家庭伦理，所以在她身上还是深深地打上了旧时代儒家女子的烙印。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在她的心灵中投下了一层抹不掉的阴影，以致使她在那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每迈出一步，都显得沉重艰难。出嫁后，在崇尚礼法的曾家，她也被认为是四个媳妇中最贤德的一个。而且，她对世俗的一切都充满感情，儿子出生时的欣喜，哥哥暴卒时的震惊，女儿死时的以泪洗面，立夫被捕时的寝食难安，还有对抗战的关怀和对亲朋的挂念。木兰还崇拜林琴南，喜爱旧文学，服膺孔子的学说，然后又坦然接受儿子“国若不存，有家何用”的兼济天下的思想。可见，木兰同样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

但是，虽然她崇尚道家的返璞归真，但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过着衣着绫罗的生活；她憧憬超脱，但她没有离家去当隐士高人，更不能像庄子那样飘然物外。她深爱孔立夫，却又按传统礼俗与曾荪亚结婚，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她想顺应人性的自然，但又多是恪守儒家的家庭伦理。她有爱国之心，关心抗战的进展情况，但直至小说最后，也只是在逃难途中，把自己融入民众的潮流中，而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木兰做事似乎总有一个看不见的尺度在约束着她，这个尺度就是林语堂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她的身上，既有道家的清净无为，又有儒教的积极进取，融会了林语堂对道、儒等多种文化思想的多重理解。而这多重思想像一颗颗珍珠，让林语堂用“中庸”之线完美地串在了木兰的身上。

除了能将儒、道思想融会贯通外，木兰也是个近情讲理之人。她不固执，不偏激；善变通，能宽容；说话做事，平和通达。面对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她不过分沉溺于痛苦之中，而是将情感的重心转移到丈夫与婆家上，成为四个媳妇中最贤德的一个。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她没有大吵大闹、记恨在心，而是采取了大度而又新式的解决方法，把三者的关系处理得妥帖自如，成功化解了婚姻的危机。面对立夫的被捕入狱，她没有焦急得无计可施，而是找到当地的军阀，凭借智慧与勇气成功营救出立夫……近情讲理使木兰的思想人性化,刨去了行为的棱角，并使它们调和起来而走中道。正如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庸者自会近情，近情就会走中道。

总之，林语堂塑造的木兰既有曼娘的美丽，又不像曼娘那样懦弱和逆来顺受；既有莫愁的聪慧，又不像莫愁那样过于沉稳；既有女性的柔媚，又有男性的果敢；既超凡脱俗，又不消极避世；既信守道义、贤良温柔，又不过于拘泥呆板、恪守俗礼……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木兰都是完美的。难怪林语堂会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

为了凸显木兰的“中庸”智慧，林语堂还塑造了其他的典型人物与木兰进行对比。曾文濮是一个封建官僚，是中国传统儒家仕子的典型代表。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在他身上已是深入骨髓，同时也贯穿于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中。在母亲面前，他恭敬有礼，事事顺从母意，维护母亲的权威，尽力讨老人家欢心，这体现了他的“孝”。在对待妻儿上，他恪守“三纲五常”，竭力保持自己在家中的威严。但在林语堂的笔下，这位严肃的“儒家夫子”，却也有失态和不守儒教之处。正如小说描述的“所见的外在光景改变了，内心也改变了”[8]。这无意间与儒家一贯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吻合。儒家追求圣人境界，但这对世俗之人毕竟很难达到，而儒家信徒就要装出圣人姿态以示对儒家的忠诚，这难免会出现做作之处。与此相反，姚思安想用道来寻求解脱，可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中。他云游四海归来，不仅没有解脱，而且还介入到家庭的风波和社会的动荡中。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个人想要用主观力量做到自我解脱并不容易，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由此可见，道家思想面对战乱纷争的社会，并不能拯救人类。林语堂在小说中既不想放弃利用道教济民救世，也不愿回避真实社会。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在这种矛盾下，要想拯救世界，只有正视现实，另寻解惑之道。

那么，两者的前途又在何方呢？在《生活的艺术》文中，林语堂已经明确作出了解答：“如把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中国人有之，而且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来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9]所以无论是彻底的道家，还是彻底的儒家，都不符合人类的天性。最好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介于儒、道“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的学说”[10]。林语堂就是这样，在接受中西方各种文化时抓住各种思想的基本精神，摒去其偏颇的因素，兼收并蓄，适当发挥，形成了自己既复杂而又和谐统一的“中庸”人生观。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这种人生观与文化选择融入作品的创作之中，使作品呈现了一种异常的智慧，并使这种智慧获得了传承和弘扬。透过《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林语堂融自然审美与积极进取于一体的“中庸”哲学。

注释：

[1][2][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第41页，第99页。

[4][5]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6][7][8]林语堂：《京华烟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第36页，第436页。

[9][10]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第125页。

（何致文，胡水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