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本质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而在同类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变的语法”。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主要是运用二元对立的原理和深层结构理论对《孔雀东南飞》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结构主义 二元对立 深层结构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大发展的时代里，结构主义思潮一直闪耀着灿烂的光芒。结构主义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1]因此，“‘结构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思维原则，一种分析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方式。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寻找出指导人的社会行为各个方面的惯例和原则。”[2]《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两汉乐府诗的代表作品。本文主要从结构主义角度对这首五言叙事诗进行分析。

一、不变的“语法”：封建家长制对子女婚姻的控制

结构主义学者认为，同类叙事性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看，其内在的结构即语法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人物、环境或故事情节等因素。《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她虽恪守着为人妻子的本份，却无法逃脱被婆婆驱使的命运；焦仲卿虽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刘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仍无法令自己的母亲回心转意，终只能将心爱的妻子遣送回家。在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关系中，代表着封建家长的焦母一直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处于被动地位的子女只能选择接受。正是这种封建家长的专制思想，轻易地断送了子女的婚姻幸福。另一方面，当刘兰芝不堪忍受婆婆的驱使回到娘家之后，在刘家父母、兄弟的逼迫下，她又被主宰进入另一场不能自主的婚姻当中。在封建家长制的思想统治下，刘兰芝没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没有捍卫自己婚姻的权利，甚至连放弃婚姻的权利都丧失了。

作为一种不变的“语法”，诸如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封建家长与子女在婚姻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成为各类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之一，尤其是戏剧小说中常见的故事情节。如《梁祝》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和杜丽娘等。他们的爱情婚姻无不受到封建家长的干预或阻挠，即使《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也仍是与封建家长制妥协后的结果。而到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则彻底成为封建家长制婚姻下的牺牲品。在结构主义看来，这些故事由于不同时代的需要，内容、人物性格等都有差异。但是其内在的“语法”却是永恒不变的，基本呈现着“情投意合→封建家长的干预→分离→殉情或屈服于封建家长制”的语法模式。

二、二元对立的建构与消解

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二元对立模式，被结构主义学者充分地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上。结构主义家认为，每一个研究对象都可以分为一些结构成分，同时又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有联系的结构。在《孔雀东南飞》中，由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家的父母兄弟组成的关系网，其实构成了四组二元对立的结构，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在这个矩形方正中存在着四组对立的关系。首先，刘兰芝和焦母的对立矛盾。这是整首诗的矛盾中心，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其它三组矛盾的诞生。刘兰芝嫁进焦家的两三年时间内，尽心尽力地服侍自己的婆婆，却始终遭到婆婆的不满。她不但不能经常见到自己的丈夫，还要日日忙着织布干活，更有来自婆婆的抱怨以及恶言相向，终于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她向丈夫提出回娘家的要求。结合全文，我们可以推断刘兰芝的未能生育应该是导致她被婆婆驱使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公不在世，婆婆是唯一的家长，焦母一个人主宰了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关系。第二，焦母与焦仲卿的对立矛盾。当得知母亲要将心爱的妻子遣送回家时，焦仲卿与母亲的矛盾爆发了。焦仲卿恳求母亲成全自己与妻子的婚姻，而焦母非但没有同意儿子的要求，并为儿子物色好了下一位妻子，“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母子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第三，刘兰芝与刘家的矛盾。被遣送回娘家的刘兰芝，立刻成为刘家的矛盾中心。“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在毫不顾忌刘兰芝心情的情况下，其父母兄弟只希望尽快地将刘兰芝推进另一场婚姻中。“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兄弟”，可见刘兰芝的无奈与无助。第四，焦仲卿与刘家的矛盾。虽然这对矛盾在诗中并没有正面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但它却客观地存在着。焦仲卿亲自将妻子刘兰芝遣送回刘家，必然遭到刘家人的痛恨；刘家逼迫刘兰芝改嫁，同样也使焦仲卿感到愤怒。并且，这第四组矛盾是导致刘兰芝和焦仲卿二人最后走上殉情道路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在这个矩形方正中，刘兰芝和焦仲卿是《孔雀东南飞》中的肯定项，而焦母和刘家的父母兄弟则是故事中的否定项。肯定项和否定项之间的矛盾，恰是全诗要表达的主要思想，那就是封建家长婚姻制和男女青年的婚姻自由制之间的矛盾冲突。

矛盾冲突构成了二元对立的矩形方正，因此当矛盾冲突不复存在时，也就标志着二元对立的消解。刘兰芝和焦仲卿为了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诚以及对双方家长的反抗，毅然走上自杀殉情的道路。但是，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会满足于这种不圆满的状态，作者会尽可能地造就一个让广大读者满意的理想化结局。“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勿慎忘。”两人生命的逝去，同时也化解了焦刘两家的怨恨。而刘兰芝和焦仲卿化身的鸳鸯鸟，更象征了爱情的美好结局。

三、深层结构的思考

结构主义者提出从叙述层面来分析作品的结构，而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存在着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两个系统。表层结构是根据叙述的顺序研究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其语言组织形式可以直接感知，因此又称为外结构；深层结构是研究事件要素背后所存在的内在关系，其语言组织形式可能隐藏起来了，并不能被读者直接感知，因此又称为内结构。《孔雀东南飞》的表层结构即“情投意合→封建家长的干预→分离→殉情”这个“语法”结构，封建家长制是造成焦仲卿和刘兰芝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通过这一表层关系，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深层结构的关系。

首先是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残害。焦母和刘家的父母兄弟都是以负面形象在《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他们是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同时他们自身也承受着封建礼教的残害。焦母作为一家之长，在没有丈夫支撑的家庭环境中将子女抚养长大，子女尤其是儿子成为他生活唯一的重心。当刘兰芝占据了自己最看重儿子的心时，她只能以折磨刘兰芝来平衡自己的心理，封建礼教给了她欺压儿媳妇的权利，却没给她其它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刘兰芝被遣送回家，让刘家的父母、兄弟蒙受羞辱，他们只能尽快将刘兰芝嫁出家门以保全其封建家庭的颜面，并认为婚姻是刘兰芝的最好归宿。而正面形象刘兰芝和焦仲卿，他们在亲情和爱情之间挣扎着，他们表面选择了亲情，却以死来抗拒亲情，他们追求的爱情其实是以牺牲亲情为代价的。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刘兰芝和焦仲卿都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所在，他们的“殉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对封建礼教的妥协。

其次是女性对自由人格和美好爱情的向往以及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思想统治。勤劳善良的刘兰芝，具有一切封建淑女该具备的品格。在知道婆婆对自己的厌恶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抗，而是不卑不亢的主动提出回娘家去。即使在临走之前，还叮嘱自己的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其心地之善良。回到娘家后的刘兰芝，再次受到家人对其婚姻方面的百般逼迫。但不管是“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郞还是“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都无法让其动心。一段失败的婚姻已经给刘兰芝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她不愿重新走入那痛苦的婚姻枷锁中；同时，刘兰芝与焦仲卿夫妻情深，恩爱之情岂是容易割舍的。正是对自由人格和美好爱情的强烈愿望，让刘兰芝选择放弃婚姻，并以死抗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殉情过程中可以看出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思想压迫。得知刘兰芝要改嫁后的焦仲卿痛苦万分，对其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而听到此言的刘兰芝则说：“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刘兰芝在结婚当日跳河自杀，而焦仲卿则是在听到刘兰芝的死亡消息后上吊身亡。焦仲卿先提出的死亡道路，却是由刘兰芝先来执行。即使二人是十分相爱的夫妻，这也从侧面看出封建伦理纲常中男权意识的强权地位。总之刘焦殉情而死，“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和追求人格尊严这种人性要求而作的抗争，直接寄托了人们对以爱情为基础的合理婚姻及人格自由的热烈向往。”[3]

透过表层，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层关系，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具有重大的意义，相信这也是结构主义理论的魅力所在。

注释：

[1][英]霍尔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

[3]高进旗：《人格尊严和爱情与伦理纲常和亲情的矛盾悲歌——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意义》，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黄利芳 南京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21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