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持正统文学观的词论者普遍坚持一种不公正的观念，即视词为“小道”、“末技”，人们卑视词主要是因为词体倚乐不尊、托体不尊及损德不尊。本文即以卑词观为探讨对象，探究卑词观形成的原因，利与弊，寻找卑词观对当代文学观念的启示。

关键词：词 卑体观 成因 当代启示

钱惟演自称“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辞（即小词）”[1][P24]，可见，在钱惟演眼中，词的地位尚在小说之下，只适合在厕中阅读。纵观整个词学史，视词为“小道”、“末技”是对词体最常见的价值定位，这一定位显示了人们对词的卑视态度。

综观词学史，人们卑视词的表现多种多样：有的冠词以贱名，如“小道说”、“诗余说”、“乐府说”、“郑声说”；有的晚年“颇悔少作”，“自扫其迹” [2][P80]以求销毁污迹以全其德；有的视词为“析酲解愠”、“以佐清欢”的娱乐末技；有的避词如避虎狼以求划清界限，以避免作词损德；有的挞伐咒诅词人以图力挽狂澜，救伦理大厦于将倾；有的高倡雅派独斥淫词，以求剔除词中之“毒瘤”；有的编写中国文学史而弃词于文学殿堂之外。

一、卑词观的成因

（一）倚乐不尊，与传统崇雅鄙俗的音乐观相悖。传统的音乐观崇雅贬俗，儒家一直重视雅正之乐的教化作用。《礼记》就把乐教列为 “六教”之一；《乐记》认为“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3]，也就是说雅正之乐可以修人品德，风化人情，安定社会，所以雅正之乐被称为治世之音。所谓“郑卫之音”，即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是具有商民族音乐传统的“前朝遗声”。由于它表达感情的奔放、热烈和大胆，因而受到崇尚“雅乐”的周王室及其维护者的排斥和否定。《论语·为政》曰：“郑声淫”；《礼记·乐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吕氏春秋·本性》曰：“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朱熹《诗集传》：“郑卫之音皆为淫声。”以上对郑卫之音的论述代表了崇雅斥郑的音乐价值观。在他们看来，郑卫之音有如下弊端：于政治有害，是乱世之音；于修身有害，是伐性之音。《荀子·乐论》概括了郑卫之音与雅正之音的不同效果：“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心庄，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语。”

词乐被指责为郑卫之音。词乐是源自西域的音乐。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认为词乐为“淫乐”、“夷音”、“淫亵不可闻之语”，因此有“今之乐，郑卫之音也。”[4]在他看来词乐属于雅乐、清乐之外的燕（宴）乐，是外族“夷音”，是在教坊、歌楼间流行的妓乐，因而被视为郑卫之音、乱世之音，属奸声淫乐，自然处于被贬之列。所以，词自其产生之初，便被扣上“郑声”的帽子而受人卑视。由此可见，倚乐不尊是词体受鄙视的重要原因。

（二） 托体不尊，与正统文学的功能观相悖。正统的文学功能观者认为文学必须经世致用：为文则“文以载道”，为赋要“劝百讽一”，作诗须追求“言志”，而词的实际功能却与此相悖。欧阳炯认为词是“用助妖娆之态”、“用资羽盖之欢”； 晏几道说词是“析酲解愠”、“期以自娱”、“娱客”、“为一笑而已”[5][P52]；欧阳修说写词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6][P121]；黄庭坚辩其词为“空中语”[7][P86]，即作词乃游戏玩笑而已；胡寅认为词是“谑浪游戏而已”。他们都认为词只具有娱乐游戏的功能。词具有这种功能乃是因为词产生于歌台舞榭、游宴狎妓、奔竞侈靡的环境，它以歌妓为中介，它的作者是“绣幌佳人，绮筵公子”，它的演出圈在勾栏瓦肆、青楼市井、公私筵集、歌酒诗会，它的内容多为席中之欢、闺襜私情。它是全民性的娱乐方式，是人人皆爱的流行歌曲，因而它从一产生起便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世俗”、“通俗”、“庸俗”的烙印，带上“香软”、“柔弱”甚至“淫亵”的色彩。《宋史·蜀世家》记载：“其（欧阳炯）于诗谨依诗教古训，取风上化下之义；于词则离经叛道，主绮靡侧艳之说”。欧阳炯对诗词赋予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无怪乎他所赋予词的职责，不是维护诗骚的庄严，而是追逐宫商的流宕。”[8][P24]词无法适应诗教的需要，无载道言志、经世致用之功能，仅具析酲解愠、娱悦情性之作用，因此“托体不尊”也是词受卑视的重要原因。

（三）悖德不尊，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相悖，与注重内部修养的人生观相悖。自古以来，民众注重社会伦理道德，并将文艺依附于道德，因此凡违反伦理道德的文学均被打入“离经叛道”之列。词多描写绮筵之事、抒发香艳之思，充满世欲情欲与流俗之气，特别是五代、北宋时期许多词写的就是赤裸裸的床第之欢，如此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离经叛道之物，受人卑视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古人既注重外部事功也注重内心修养，“把自我人格的修养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9][P9]，而表现徜徉于花前月下、醉梦于樽前酒筵、流连于歌楼妓馆、缱绻于歌妓怀间的的词是影响词作者品德与形象的，所以和凝怀“厚重之德”、“终为玷之”之憾，陆游有“士大夫流宕至此”之叹，柳永背流播“野狐涎之毒”之罪，黄庭坚受“下九层泥犁地狱”之咒，究其根源，是因为词与社会道德观、人生观相悖而受人卑视。

总之，词与礼教、乐教、诗教、修身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所以词体受人卑视可想而知。

二、卑词观之辩证思考

勿庸置疑，卑词观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词的发展，但笔者认为，卑体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词的发展。

（一）词因抒真性情而受青睐。王国维说：“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诗、文、赋等文体由于受礼教、文教的限制，受经世致用的功能观的束缚，内心真实情感往往被封存或被伪装，词长于抒情且无须言志，正好可补诗文之穷，所以朱彝尊在《陈纬云红盐词序》中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词既被打入低俗之列，也就领到了畅意抒情的通行证，词坛成为一片写作内心情欲的“红灯区”。在这里，词人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大胆地去表现自已自然真实的情欲。

（二）词因其卑俗而符合大众化口味，具有广泛的创作、接受与传播群体。词在一开始便以大众化音乐文学的面貌出现，因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市井平民、歌楼妓女都乐此不疲。唐宋时期，市民阶层大大发展，娱乐的热潮由贵族文人渐渐向下层市民扩散，市民阶层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便有了对精神生活的强烈渴望。词这种文体成为他们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的第一选择：一来可以附庸风雅；二来可与权贵相交，达到依贵护富的目的；三来有美女可观，有歌舞可赏，满足耳目之欲。“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就是市民阶层对词的自觉传播。广大的市民阶层对词的狂热追捧又促进了词的创作。创作与接受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使词体愈卑而愈盛。词因其卑俗而成为大众的流行文学，这是词繁荣昌盛的重要的原因。

（三）词是文人政治与心灵的避风港。词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主流之外，不关注国家大事，因而很少被统治阶级注意，这恰好成为在政治高压时期文人心灵的驿站与政治的掩体。在文网严密的时期，文人经常通过词来抒写性情，以免罹祸。如清代文字狱盛行，许多文人转而用词曲折地写内心情感，但纵观清代，无一人因写词而遭文字之狱，卑词观既保护了文人，又扩大了词的创作群体。清代词学兴盛不能说与此无关。

可以说，词具有如此广泛的接受群体与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卑体意识对此起到了“无心插柳”的作用。

三、卑词观的当代启示

除了词这种文体受人卑视外，古往今来，受卑视的文体很多。古代诗歌、戏曲、小说等都曾被置于卑体之列，但它们都已堂而皇之的列于文学的殿堂。朦胧诗及当今的网络文学、短信文学，武侠、言情小说、流行歌曲等都与词有着相似的经历：一方面是广大市民大众的狂热追捧，一方面人们却又在骨子里卑视这些体式。对卑词观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以正确、客观眼光来审视这些文学。

这些文体是否也将列入不朽文学的殿堂，历史将会给予回答。不过，现在我们可以从词的命运中得到一个启示：卑体观是代表某一阶级的文学价值观、是一种观念，决不是评价文学尊卑地位的标准，也不能限制一种看似平凡的文体成为伟大。我们不能因为卑视一种文学而绝对否定它，也不能以其数量与读者的多寡来简单地评价其地位，而应超越阶级的局限，站在历史的高度，用“真”、“善”、“美”的标准来看待它。

注释：

[1]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文渊阁四卷全书本。

[3]郑氏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6]欧阳修：《西湖念语》，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8]方智范：《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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